行者自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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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道

彬

行

者

自

述

我爱自称是行者，因为我喜欢道路。行者便意味着在路上了。取经路上的孙悟空有“齐天大圣”、“美猴王”之类的称谓，“齐天大圣”有些霸气，“美猴王”则有些妖气，最恰切的还是行者。行者便是赶路人，细想来人生便是赶路，我们都是人生路上的行者。

我是与路有缘的。小的时候我在长白山区一个叫奶子山的小镇上长大（吉林省蛟河县境内），每天上学要往返近20里的山路。无论是日出东方的黎明，还是零雨其濛的黄昏，无论是杨柳依依的春天，还是苍茫落雪的冬季，那通向远方的道路给了我太多的感动与启示。后来上大学，读了硕士生、博士生，在同学中，我的家依然住得最远，从长白山下到扬子江畔，关山迢迢、行色匆匆的旅途带给我无限的希望与向往。

我喜欢路上的那种感觉。思想是与行者同在的。

其实思想也是路，思想者就是问路人。古人常以路命名自己的思想，老子把自己的思想称为道，而道就是路。庄子谓:“道，行之而成”，他们是精神的问路者。当人们拥挤在一条狭窄的充满物欲的道路上时，老庄以智慧和理性的目光打量世界，警告人类面对的危险，为人们指出一条广阔无形的精神获救之路，所以其哲学才以道命名。生活在都市里，已经很难体会路的命名的原始意义了。而回到往古回到地老天荒的年代，当原始人第一次踩出一条依稀微茫的通向远方的路时，那该是怎样的神奇而令人激动。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海德格尔（1894—1976）在翻译老子《道德经》时就说道便是路，而路这个词隐藏着关于世界一切秘密的秘密，希望在于道路。学术当然也是路，问学便是问路。人们或问自然或问物理或问往古或问精神，学术便是精神的问路。此路是通向世界通向心灵通向广大通向无限的。

问路是艰难的。我是1966年上小学的，1976年中学毕业，整个中小学期间恰与整个“文化大革命”相始终。家境贫寒，也没什么书，许多文字我是从糊墙报纸上读到的。四壁的报纸读完了，再去看天棚上的报纸，家里人至今还能记起我踩着凳子读天棚上报纸的情形。小时候迷恋铅字，我爱闻书上、报上那奇异的墨香味，那时候最希望的是自己的文字能变成铅字。当时没有统编教材，都是各省市自编教材。读中学三年级时，我的一篇文章居然出现在中学二年级的教材里，为此我实在高兴了很长时间。1976年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先是下乡当农民，后来又在吉林省蛟河煤矿当了工人，那年我才17岁。一个采煤工人的辛苦与危险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当时考大学的动机很简单，只要不当采煤工人就行。1978年考大学时，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四平师范学院，而高考分数公布时，我自己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考了全县第一名。

幸运的是，在学术道路上我遇到了领路人。四平师范学院是所小学校，但那里却有一批极富才华的老师，像王安节老师、李源浦老师、王守谦老师、刘新友老师等都给了我最初的学术启蒙。而那个时代更令人鼓舞，1978年是中国学术史上令人激动的年代，从政治高压下解放出来，来自于农村与工厂的一批大学生，表现出了少有的文化迷狂。苦读在那时是一种时尚，一种光荣。正是在那种背景下，我开始走上学术的殿堂。1982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石声淮教授指导下攻读先秦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石先生是著名学者钱基博的高足，又是钱先生的佳婿。石先生积学甚富，精通经史，对十三经几可背诵。先生的一生都是在书房中度过的。他是歌者，每次拜访先生总能听到先生在自家木楼上歌吟古诗的声音。那声音委婉而苍凉，悠远而深长，给人一种从容祥和的感觉。别人说他可背诵万首唐诗，他自己说“没那么多，年轻时可背七八千首。”先生一生所留文字不多，也不长于构建体系，但他却是一个我所见到的最具文化风韵的智慧老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学生了，先生教文学，以经史为根基，对《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等许多篇章都要求我们背诵。先生要求学生极严，我们的作业本上总是留下他密密的批语，写错一个字，重写二十遍。考试的时候，以闭卷为主，他最多给80分，基本是六七十分，致使我们专业研究生的成绩明显低于其他专业。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木的祭祀与木的崇拜》，是与先生合作的，总共改了八次。当时心里不免嘀咕，但是后来我们都最感谢石先生，没有先生的严格训练，我们几乎不知学术为何物。在学术道路上有先生指引是我一生的幸福。先生1997年辞世，骨灰撒入了湘江。我愿先生的灵魂像湘江水一样万古长流。

1986年我考取了华中师大历史文献学的博士研究生，从师于著名史学家张舜徽教授。张先生是海内外闻名的淹博贯通之人，从无乡曲腐儒之气，这一点对他身边的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先生与石先生在教学上似有不同，如果石先生是“军中周亚夫”的话，那么张先生则更近于“龙城飞将军”。张先生认为带研究生应该是书院式的，有一块招牌，把青年聚集一起读书，如此而已。因此这几年的博士生活是相当自由宽松的，这使我有时间读了大量的文献学之外的著作，那时候我发誓要读尽天下经典。

从几位先生那里我体会到人文科学研究是要寻求感动的，他们在学术上或仰慕歌者，或师范郑玄、顾炎武等天下通人，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从一种文化的精神感动开始的。因此我一向反对把人文科学看成是冷静的不动声色的理性活动，学术上是要追求感动的。感动天文学家的是满天星斗，感动哲学家的是世界的神秘，感动历史学家的是人类的故事。孔子有感于“西狩获麟”而春秋绝笔，陈寅恪先生有感于从钱牧斋故园中购得的一粒红豆，而完成了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你要想研究，你先得被感动。

最早感动我的是原始先民的歌唱。早期人类可以没有文字，但却不能没有歌声。歌声在先民那里不仅是艺术，更是生存。《诗经》是原始先民的歌唱集汇，而《诗经》之外呢，还有没有古老的歌谣？沿着这样的思路，我开始寻找《诗经》之外的世界。在《周易》、《尚书》、《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中，我找到了不少的上古歌谣，并进行了文化阐释，这便是我的博士论文《诗外诗论笺》，也是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在探讨原始文化时，原始先民的生命激情吸引了我。原始先民真诚地礼拜生命，人类有一段漫长的生殖崇拜时期，这一时期对文化与文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古代的礼俗制度、图腾崇拜、艺术形式、历史哲学中都曲折地保留了生殖崇拜的原始意味。为此我写了《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

学术道路上充满了太多的感动，以致我不能停下脚步。我总是不断地变换自己的研究课题。虽然有些熟悉的课题，已积攒了不少的资料，可以研究起来驾轻就熟。但我觉得一个学术道路上的行者应当敢于挑战自己，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新的道路。在一个熟悉的领域里走来走去还有多大意思？路总是走向未知的，走向未来的。因此我总是通过改变研究题目来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1991年我接受了国家教委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我认为原型是人类的精神残留物，原型批评是伟大的“精神考古”。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许多诗人吟咏不辍的“经典意象”，这些经典意象便是原型的体现。沿着这些经典意象和语词是可以走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的，为此我选择了月亮、黄昏、钟声、雨、门、森林、船、灯烛、石头等语词进行意象分析。一个语词便是一部历史，它牵系着中国人的审美及艺术神经，我坚信这些感动过古代诗人的意象，也一定会感动现代人的。后来这一课题，以《晚唐钟声》为题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即印行12000册，并很快销售一空，我想这都是源于那些动人的艺术意象。

中国文化的品格是诗性的，因为它没走入西方哲学的逻辑与分析，它更注重用体验、象征去涵盖整体，以有限去揭示无限。中国文化的传统是歌者的传统，这几年我力图把中国文学放置到文化背景上进行批评，从歌者的角度来理解传统文化，1997年我完成了另一部著作《歌者的乐园》。

感动并不是轻飘浪漫的状态，真诚的学术感动是在奋斗中、攀登中获得的，有时要经得起孤独与寂寞。《诗外诗论笺》一书仅16万字，但我为此却作了近百万字的笔记，写作《晚唐钟声》时，为准确统计出唐人运用钟声意象的次数，我查遍了《全唐诗》，一条一条地统计，最后准确地统计出共引用1206次，有了坚定的材料基础，议论才有底气。

行者的路不是笔直的，有困难的时候，有寂寞的日子，也偶尔听到过三五小人交头接耳的议论。但我向不介意，向不以为然。既然我们选择了道路，也就选择了路上的风雨，那些只在路上放置石头的人，无法阻挡行者的脚步。惟有风雨，更添行者的豪情;敢于面对风雨，才是行者的风范。道路永远是属于赶路人的，行者永远是快乐的。

当然，在路上我遇到最多的还是友谊、鼓励和真诚的帮助。我的亲人、朋友、老师、同学、同事、还有我的学生们时时在鼓励我支持我，这种友情与帮助如路上的阳光和春风在催我奋进。像《文艺研究》的方宁先生、人民出版社的方鸣先生、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禹燕女士、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的刘东黎先生、《方法》杂志社的冯晓哲先生以及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王建槐、王建辉先生等，是我要特别鸣谢的。

我已习惯了夜读的生活，万籁俱寂，一灯晶莹，诗书在手，神驰万里。我的眼前便展现出无限广阔的精神道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我们面前已有早行者的脚步了，在无边的霜雪中，留下了先贤们清晰的足迹。

学术是我的道路，文字是我的铺路石，我是一个永远赶路的行者。

风景绝佳处

应向高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