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和跳蚤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川北农村的老家，大人小孩身上都养着“小虫”。不是我们想要养它们，而是这些小虫太过皮实，繁衍猖獗，除之不尽杀之不绝，生生不息于人的身体之上，以噬血为乐，咬人为快。它们就是让人们头痛的虱子和跳蚤。

说起虱子和跳蚤，其实并非“中国特产”，在著名的《格林童话》中，有一篇寓言故事就谈到了虱子和跳蚤，可见在全球范围，这两样小虫都颇具“知名度”。

人们常常将虱子和跳蚤弄混淆，其实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虫种。简单说来，虱子比较“专一”，喜欢群集一处，它们在人的内衣领襟、腋下、裤腰、头发根等地方寄宿，动作迟缓，慢慢爬行，缓缓移动。而跳蚤生存范围比虱子大得多，人的衣缝里、家畜的皮毛上、地上、床上、灰尘中，到处都能留下它蹦蹦跳跳的身影，因它有一项跳跃技能，捉之不易，逮之头疼。

虱子和跳蚤，对我而言，是司空见惯的小东西，随身“随时携带”。自己从未数过，身上到底养着多少虱子，今天消灭一批，明天又有“新生代”卷土重来，与之搏斗，仿佛永无休止。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特色”，我家里上至母亲，下至兄弟姊妹，整个队、整个村，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生活的那一片区域，每个人身上都长有虱子，生过跳蚤。既然大家都是虱子和跳蚤的“寄主”，用血肉之躯“养育”着这些惹人厌的小虫，捕杀和消灭它们，也就成为生活的必须技能了。

一

农闲或艳阳天，就是人们捉虱子的好时机。大家三三两两地走出屋子，或靠在墙根，或搭根小板凳，或搬把椅子，坐在院坝里，一边懒懒地晒着太阳，一边进行自我光合作用。而人们的双手却不闲着，利用这样的时间，专心致志地捕捉虱子。男人洒脱地三两下脱掉衣服，翻开里面纫线的地方，对着阳光一照，线缝处已密密覆盖了一层褐黑的小虫子，正在慢悠悠地爬动。人们的指头敏捷而果断，两个指甲掐紧，用力一捏，发出啪一声脆响，指甲尖端处，便会留一丁点儿血迹。掐挤得高兴，索性翻出裤腰来，稍微搜寻一下，虱子就会暴露在眼前，双手发力，两个大指甲合拢，一堵一挤，从不落空，“啪啪”声不绝于耳。

男人在田里松土或园中除草，身上痒得受不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脱掉上衣，或解开裤头裤腰，站在那儿专专心心捉虱子，不时搓捻两下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这两个指头劳苦功高，掐虱掐得指甲发酸发疼，看到指尖残留的虱子尸骸，男人脸上露出兴奋表情，仿佛自己壮实的身体，养的虱子都比别人肥大一些。

鲁迅笔下的阿Q，顶着日头在街上走，看到王胡在墙根捉虱，他也并排而坐，脱下破夹袄翻检。因为自己身上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且大，咬在嘴里不如人家虱子咯嘣声响亮，阿Q竟然还生了嫉妒之心。可见人们对这“自养”的虱子跳蚤，还颇有“敝帚自珍”之感，既恨小虫咬得自个浑身瘙痒，红斑点点，若“虫不如人”，又觉得不够体壮脂厚，寒酸了——岂知人越是穷，越怕他人笑自个寒酸。像是贾平凹暗讽的那样，有人自大，认为自个身上生的虱子都格外俊气，是“双眼皮的”。

虱子可谓“行无止处，口不择地”，毫不客气地将它们的寄主身体，视为自己的“疆域”，浑身乱爬，遍体乱咬。虽说被它吸血后，不会留下鲜明血口，那一小小红点，也痒得人心里发慌。后背是手指难以抵达的“盲区”，虱子在后背留下一串串红，一拨拨痒，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于是，在当初的乡村，你会不时看到有人干活干得好好的，忽然就丢下农具，跑去紧贴树干或屋檐下的柱头，上下左右蹭来蹭去，一副既吃痛又痛快的模样，五官扭曲又舒展，不知到底该摆成怎样的表情，一心反复磨蹭，只为了能遏止后背的痒。他们非要蹭得墙灰飞、枝叶晃，背心一片火辣辣的感觉，才感到稍微舒服一点。自己难以捉住后背虱子，便寄希望于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强烈蹭磨方式，能让虱子被碾压成一团肉饼。

捉虱子这件事，既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又能“合力互助火焰高”，自捉与互捉，相辅相存。甚至对于后背、头顶等盲区，有人相助，才事半功倍。能将手伸到对方衣服里，贴着肌肤捉虱子，无疑是一种亲昵举动，彼此若不亲厚，感情不融洽，还难以完成这样的亲密动作。

女人捉虱子要麻烦一点，得关上房门，在屋里脱掉衣服，从内衣中翻捡出“自养”的虱子。有时掐得指甲盖发痛，索性绷起衣裤的线头，拉成直线状，在煤油灯上快速燎过，便听一连串噼啪声，空气中迅速弥漫一股肉体焦糊的味道。她们内心既厌烦又有点莫名的兴奋，觉得自己肚子从未吃饱过，怎么这一身血肉，还能养得了这些肥嘟嘟懒洋洋的虱子呢？

大方一点的小媳妇，在屋里脱下内衣，只穿一件空心棉袄，坐在自家院坝，就着暖暖的阳光，将内衣翻转，仔细查看线缝里蠕动的虱子。小媳妇留着长长的指甲，掐虱子的声音便格外清脆，如掐死一只，眉头紧紧地皱一下，直到将一件内衣里的虱子杀得落花流水，才伸个懒腰，舒舒服服地叹口气。

村里有的大爷眼神不济，他们也不会在手指上蘸着唾沫捕捉虱子，既没那个眼力，也没那份耐心。他们的捕虱方法简单粗暴，用的是“滚水烫老鼠”的法子，老鼠也好虱子也好，除了在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翻筋斗的孙猴子，没有哪个动物不怕热烫。有个大爷晚上在脚旁生一堆火，脱下棉袄，里子向火，因为拿得近，自己脸皮被热风炙得紧绷绷的，这让他尤为兴奋，眼里迸出欢欣的光来，暗自念叨：让你狗日的喝我的血，这下烫得你们断子绝孙！棉袄烤得发烫，大爷快速叠起，压在屁股下，让虱子热得找不着北，再让它们尿滚屁流，尸横遍野……

这种方法捉虱是否有效不好说，但有位大爷在一次捉虱时，棉袄着了火星，他未看见，以臀压之，结果火烧起来，差点燎去大爷屁股一块皮肉。受到惊吓的大爷从此变得格外“佛性”，虱子就算横行无忌，他也不管不问，好比那佛祖割肉饲鹰，成天将手插进袖筒，目光冷淡地看着太阳底下忙着捉虱的老人，脸上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舍下一身血肉，满足虱子的饕餮。

但大多数的人，积极面对虱子，“生命不息，捕虱不止”。

捉虱子这种事，堪称我们当年的“日常活动”。即使农忙，总会有歇气的时间，坐在田埂地头，大姑娘小媳妇互相帮忙，捕捉头上的虱子。那时许多农村女性，都有一把篦子，和梳子相比，篦子更为齿密，大概专为梳下虱子而生。女人头发长，放开辫子，篦子从发根梳到发梢，会有一群被迫“离乡背井”的虱子，随着篦子的细齿而迁徙，若小股洪流一般，滑落到为它们准备的平展硬物上。我头上的虱子太多，三姐和四姐让我把脑袋靠近院子的石桌，她们用篦子一遍又一遍地“篦”过我的头皮，桌面上落了不少活物，它们离开了温暖的头皮，正无奈而张皇地蠕动着。我翻转大拇指，用指甲盖一一按下，噼啪声响之处，石桌上顿时“哀鸿遍野”。

对于捉虱子这种事，我们已经练成了“意到、手到、虱子到”的高超本领。坐在教室里正认真读书，或是躺着床上睡觉，或是在路上行走，或正在吃饭时，身体某处一痒，伸手进衣，捉出来一看，好大一只虱子，通体褐色，肚子圆鼓。看到自己鲜血喂养长大的虱子，当时的我和众多人一样，习以为常，丝毫不会有羞涩之感，也没有对它产生憎恶，能稳稳地捉住它们，那是一种莫名的成就啊。

二

乡村学童淘气，常常使用虱子作“道具”。一个同学上课时，捉到一只异常肥大的虱子，叹为天“虱”，得意无比，一番把玩之后，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竟将它潇洒一抛，丢到前排同学脖子里。那位同学正在听课，“虱”从天降，一时暴跳如雷，竟不顾课堂纪律，回过头来，双手一撑就要翻过桌面进行讨伐。老师要求住手的喝声，不料到了前排同学耳中，犹如“加油”一般，更加骁勇地扑过去，吓得旁边女生尖声惊叫。

老师扶了扶滑到鼻梁的眼镜，像拉斗鸡一般将两个学生拉开，得知是虱子惹的祸，老师并未多加指责肇事者，只是指戳着他鼻尖恨恨道：“人人身上都有的，你非要割爱送人，多事不多事？”学生们拍桌跺脚大笑。老师若脱下身上的蓝色中山装，也是有虱子的，但他大概不会割这个“爱”，悄悄将自家“养”的虱子捉起，强行送给他人“惠藏”。

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乡村知识分子”，他时刻都记得自己是“灵魂的工程师”，在面对虱子问题上颇有君子之风，看作抛虱学生淘气，前排学生冲动，各自训诫一番了事。老师对待虱子的这份冲淡态度，让人联想起晋朝时的王猛。

王猛是个地道读书人，虽家境贫困，但从小就有青云之志，热爱读书，学识渊博。听说东晋大将桓温打进关中，特地到灞上求见。桓温想试试王猛的学识才能，便请他谈谈当今天下形势。王猛侃侃而谈，将南北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分析得一清二楚，见解精辟，桓温听了不免暗自点头，内心赞服。正谈得高兴，王猛一面说话，一面将手伸进衣襟里，摸起虱子来。桓温左右的兵士忍不住笑了，他丝毫不受影响，既不减谈兴，也不就此端正仪容，不做“扪虱”之举。后来，周总理曾以诗句评价王猛，“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王猛扪虱，真是极富历史色彩。

也许是文化差异，我的家乡人捉虱，王猛这样的古人扪虱，说明在中华大地，虱子从来都属于“过街老鼠”的地位，人人喊打，人人也打得。哪知有人翻到思想家罗素的《结婚与道德》，其中一章是将中古时代思想的，真真令人匪夷所思了：“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

国外的虱子，曾在中古时享有这么尊崇的地位，竟是“神的明珠”，倘若一个圣人身上，不披挂几只虱子，恐怕都不好意思出去见人的。在王猛等人“捉虱为乐”时，难道国外圣人们正在“养虱为荣”？我只想隔着遥远时空与重山江海，问问当初国外圣人，难道就不怕在教会布道时，忽然身上奇痒，不但要当场做出抖肩跺脚等动作，甚者还要挤眉弄眼做怪相吗？

俗话说唯有爱和咳嗽不能忍受。其实不能忍受的哪里只有这两样呢？痒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我在乡村生活时，夜晚睡下，却又奇痒无比，就像一柄羽毛不停拂我痒痒肉，这比疼痛还要让人心烦意乱。一怒之下，掀开被子，重新点亮煤油灯来查看被窝——翻开一看，草席下、枕头旁、被子内侧，虱子们还在闲庭信步呢，一个一个去掐捏捕猎，不顾唯一一条棉被上，斑斑点点都是“血染的风采”，心中带着一种狠狠的快意，诅咒虱子：喝了我的血，就该还回来！

虱子藏身之处，必是“缝”。比如衣缝、裤腰缝、被褥缝，我曾经就是一名“养虱大户”，褂子的几条衣缝里，整整齐齐排列着两行虱子，比受过特殊操练的士兵站得还要齐整。只有哪一只虱子不小心掉下来了，那些被褥缝的才会赶紧“替补”上去，依附“前辈”的位置，认认真真站好自己的岗。若是在平整布面上，虱子反而存不住身。

而头发缝，也是虱子的高产区域。

我和小伙伴一旦理发，就会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少了遮掩，头发上暴露出粘挂着的一层白白的虮子来——这种虱子卵，你若不理会它，大概七八天，就能养出一只只肥硕的虱子。《淮南子·虮虱》说：“牛马之气蒸，生虮虱。”虱子微小，它下的卵更是微细，但即使如白芝麻三分之一大的虮子，也十分讨厌，光是看到盖着头皮的一层“白麻麻”，已经让人心里提前叹口气了：为啥这种小东西，就这么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头虱在人的头皮上，吸食血液时会分泌出唾液，令人觉得很痒，还会不时感觉有东西在头上爬行。民间有句俗话叫“莫在太岁头上动土”，可见“头上”对于人人都是重要部位，轻易不可触碰折辱的。这些虱子却偏偏不认这个理，将它的子子孙孙都铺排到人的头上，安营扎寨，繁衍后代。

村里一个小伙准备相亲，说媒的亲戚特意嘱托他，相亲前一天要洗头洗澡，干干净净见人。小伙提前搓洗掉一层黑泥老皮，借了同村伙伴的一点头油，将自己抹得像个上海小生。用伙伴的话说，这么一打扮，他如同鸟枪换炮一般，姑娘要是看不上，简直天理不容。

小伙踌躇满志，全家人都欢天喜地，等待未来儿媳前来相亲。姑娘爹妈跟着一起来，他们对小伙甚为满意，返回的路上，只有女儿闷闷不乐，倒不如相亲之前快活。姑娘爹是个通达人，让女儿讲讲个人感受。姑娘一噘嘴一扭腰，直截了当告诉老爹，她不乐意！至于为啥不乐意，老两口缠问了一阵，姑娘才说出原委：“他鬓角停着一只虱子”。

老爹嗨了一声，觉得这根本不是一回事，贫下中农，哪个身上没有虱子？宝贝女儿拿两只大拇指掐一掐，一会功夫就能杀掉一队“虱子兵”。姑娘还是坚持着，她似乎也没说错，就算大家都长虱子，你好好将虱子养在头发里，拿出来招摇什么？

小伙不明白，那虱子平日在头发缝里当“宅虱”，从无僭越之心，实在是被伙伴的头油熏得睁不开眼吸不进气，奄奄一息地爬到鬓角，呼吸两口新鲜空气，结果害得主人丧失了一段大好姻缘。可见在对待虱子问题上，男人大多比女人豁达，女人要比男人拧巴：我养得虱，但说不得。细品之，竟有一种禅味了。也有少数女子，才思敏锐，不以为忤，敢拿虱子开玩笑。比如苏轼就曾和他小妹两人戏对：阿兄出门迎双月，阿妹窗前捉半风。这“半风”，就是虱子的别称。

三

汉代王充在《论衡·变动》中说：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

将人比作跳蚤和虱子，是士大夫的谦逊，也是他们的天真，因为即使他们能忍受这样的比喻，到了广大劳动人民那里，却是深恶痛绝的，要是你对哪个老农念叨这层意思，他恐怕会瞪眼发怒：你骂哪个是跳蚤？你祖宗才是跳蚤！

虱子固然可恶，跳蚤也很可恨。单从逮捉难易来说，翻转内衣裤，甚至袜筒内部，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褐黑小点儿，它们牢牢粘在衣缝或发根上，即使猛烈抖摆衣裤或摇晃脑袋，犹如给这些小东西带来飓风或地震，它们也能忍受天旋地转，抓紧脚趾握紧拳头，就是不从人身体这片“沃土”撤离。人们还得用手指甲一个个地捕捉，拿篦子一次次地梳理，若能烧一锅滚水，将衣裤全都丢进去好好烫上一番，都不能驱之灭杀，更何论那时我们连洗衣的冷水都金贵得要命，更别提沸水灭虱。与之相比，跳蚤简直是“跳高健将”，它的特点不是像虱子这般“死皮赖脸”，而是“偷袭神速，撤退敏捷”，倒比“宅虱”更难对付。

有个寓言故事，说的是虱子常年居住在富人床铺上，它吸血时动作轻柔缓慢，在安乐窝呆了很久，富人竟没有发现它。虱子和跳蚤是好朋友，跳蚤蹦蹦跳跳地前来拜访虱子，虱子高兴之余，不禁炫耀自己的“高档住所”，说富人的床铺是软的，血是甜的，要是你不信，今晚也留下来饱餐一顿！虱子这样做，有点像“有朋自远方来”，怎么也要请朋友吃顿饭，尽一尽地主之谊，只是它这美味佳肴都是借于富人，并非自产。

天终于黑了，跳蚤口水直流，待富人响起甜蜜的睡鼾，跳蚤迫不及待地跳到他身上，狠狠咬了一口。富人吃痛，顿时从梦中惊醒，他大喊大叫，仆人急忙跑来点亮了灯，照得房间如同白昼一般。富人怒气冲天地要求对房间进行全面搜查。

跳蚤腿脚有力，动作敏捷，很快就蹦走了，可怜那慢腾腾的虱子，一生只会缓慢爬行，于是成了这次大搜查的替罪羊，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寓言生动说明了跳蚤和虱子太不一样了，它在吸血咬人这方面，更为狡猾，也更矫健，不会像虱子那么呆头呆脑地“束手就擒”。

鲁迅曾有一篇《夏三虫》，论了夏天的三虫：跳蚤、蚊子和苍蝇。让人惊讶的是，“三权相较取其轻”，先生竟然认为跳蚤还不算顶顶讨厌。他这样写道：“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

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嘴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鲁迅先生提示了跳蚤咬人的特点：叮而不喊。这种“沉默的美德”，反而使它更难防范，蚊子像个饶舌鬼一般招摇过世，苍蝇翅膀扇起的风，也能让人提前预知它的可恶和讨厌。但跳蚤却是彻头彻尾的“马后炮”，当你“开始防范”时，它已经吸饱了血，心满意足地跳到别处凉快去。

在我记忆中，不仅仅是人被跳蚤侵扰，猫、狗、牛、羊猪等，几乎所有的家禽牲畜身上都有跳蚤。若论对人精神的折磨，跳蚤是比虱子更为可恶的，它也像虱子一般吸食人的血液，传染疾病，但还会制造奇痒的感觉，使人寝食难安，烦躁得要命。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一直跳蚤放进玻璃杯，发现它蹦跳的高度，一般可达到身体的400倍，这就相当于一个身怀轻功的大侠，双脚轻轻一点，已能含笑淡然飞越重重障碍，可见要逮它多么困难。跳蚤真是十足的滑头，上蹿下跳，云里雾里，来无影去无踪，仿佛“影子战士”一般，你休想用捉虱子那一套方法捉住它，它一蹦老高，善于和人们打游击战。

在长期和跳蚤作战的过程中，人们也被迫发明了一些简单实用的捕捉办法。发现被窝里有它时，快速掀开被窝，拿煤油灯一照，这时跳蚤还有点“发懵”，不会跳远。看准之后，用沾了唾沫的指头，眼疾手快地一按，手到擒来就能捕捉一只。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捕捉时，人们一气之下，便在草席上、尿桶旁、茅房边，涂抹或倾洒敌敌畏或605农药，依然收效甚微，跳蚤照样我行我素，四处乱窜。

从张爱玲留下的遗书中得知，她晚年频繁搬家，几乎达到了每星期搬一次的频率，而每一次搬家都和跳蚤有关。她被跳蚤深深困扰着，认为这种来自于南美、小到肉眼难以看见而生命力又格外顽强的跳蚤，摧毁了她整个精神世界的安宁。为了躲避和灭绝这些跳蚤，张爱玲不断搬离原址，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又购买了大量昂贵的杀虫剂。但即使这样，她认为自己也没有逃掉跳蚤，在和跳蚤的搏斗中，她缴械落败。当然，后来人们在张爱玲遗体居所没有发现一只跳蚤，怀疑那些折磨她的小东西都是缘于心病，但即使是心病，也是现实的投影之一，现实世界的跳蚤有多可怖多可憎，才会造成一代才女最终的心理崩溃。

小小的跳蚤，不仅会让人烦恼不已，据说还曾让“皮糙肉厚”的恐龙发疯。在侏罗纪时期，这些“巨型跳蚤”和现代跳蚤不一样，体形巨大，口器坚固锐利，能刺穿恐龙厚皮，以它们的血液为食。想着恐龙长了一身“肉铠甲”都无法避免被跳蚤吸血，甚至因为这痒疼而狂躁时，我又为自己身为人类而稍感宽慰了，至少，我们还长着灵巧的两只手，一个能想主意的大脑，能和跳蚤斗争。

四

生活在红尘俗世，多少年来，跳蚤和虱子像是影子一般，与人“共享”生存环境，气过恨过之后，发现要彻底摆脱它不易，便有文人站出来，宽宏大量地表达了“与虫共在”的自嘲精神。比如日本的俳句大圣松尾芭蕉，在旅途中被跳蚤虱子叮咬了满身的包，还能思如泉涌，挥笔写下著名俳句：跳蚤虱子闹得欢，马尿声声枕边响，文化苦旅也是乐。至于中国文人，因为有了王猛的“扪虱而谈”，王猛偏又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肚里真是装了锦绣乾坤，他所做的出格行为便被定义为“名士之不羁”，非但不丑，还成了世外高人的俊逸形象。于是，不少文人都将“扪虱夜话”用于自己的诗文创作，以此来表示一种洒脱态度，一种高洁风骨。比如陆游《剑南诗稿》中的“扪虱夜谈空自许，诗情恰在醉魂中”，还有王安石《和王乐道烘虱》中的“时时对客辄自扪，千百所除才几个”。

文人骚客再怎么使用文学语言描绘虱子跳蚤，到了底层百姓这里，却没有那个“精神高度”去关注这两类“小动物”的可爱之处，只觉得它们是造成身痒难耐的源头，打扰平常日子的克星，恨不能一夜醒来，他俩物种均告灭绝。

要消灭虱子和跳蚤，方法很简单，爱清洁，讲卫生即可。遗憾的是，当初我们生活的乡村环境，是压根儿做不到这一点的。

夏天还好，男孩子们能去河里水塘自在地游泳洗澡，即使女孩子不方便下水嬉戏，也能打一盆水，太阳晒得温热了，晚上躲进房间，拿毛巾擦擦身子。但漫长的冬天到了，我们也就到了一连几个月，都无法清洗自己身体的时间。

那时节，冬天谁会费劲巴拉烧水洗个澡呢？头发的油垢，许久不换的内衣，都给虱子的生与长提供了温床。甚至有这样的极端例子，说一个人一生只洗过三次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结婚，一次是死亡。

洗澡不易，太费柴禾，将一锅水烧热，总是要浪费珍贵的燃料，为了坡上一根枯枝，邻里都会吵闹成仇，柴禾有限，要优先用在煮人饭或猪食上，洗什么澡呢？再说大家都没有讲究卫生的意识，放眼望去，所有人都不洗澡，每个人身上都“养”虱子。就算你洗得再干净，和别人一接触，立马就会“过继”到身上。

那时大家一件衣服，都是家里老大穿了老二穿，一个挨一个地传下来，等差数列一般排列的孩子们，到了寒冬腊月，身上将能套的衣服，都重重叠叠套在身上，还是冷得打哆嗦，没有一件多余的或能换洗的衣裳。即使你将自己清洗一番，照样穿的是线缝吸满无数虱子和虮子的脏衣服。即便有一件旧棉袄，穿得棉花都东一蓬西一朵地绽出来，穿得两只袖子油光发亮，仍旧没有衣服换洗，等到春暖花开，才能脱下身上的厚衣。

家中床上，一般铺着麦秸谷草，充当“床垫”和褥子功能，可以提高冬季的抗寒性。在这些枯干植物之中，谁都不知道藏匿着多少跳蚤和虱子，有时闲得无聊了，随手抓一把草杆子，都能从中寻出十来个肥硕的虱子来。有些人家，冬春换季时抖床铺，清理“草床垫”，跳蚤多得要用扫帚赶到墙角，拿火来烧。能将善于逃遁的“跳高健将”扫成堆儿，可见跳蚤之多。“全民参战，全民皆兵，把侵略者消灭干净”的激昂歌曲，不仅适于打鬼子，同样适用于人与虱子和跳蚤的激战。

我有个北方亲戚，她婆家那边有一个民间习俗：二月二炒虱蚤。说是“炒虱蚤”，真正下锅炒的却是黄豆和玉米。人们平时逮捉虱子和跳蚤，都习惯用大拇指狠狠一挤，发出解恨的脆响，与炒黄豆和玉米时发出的哔哔啵啵声音，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农历二月二的头天晚上，借着一盏煤油灯，家人聚在厨房里来大力“炒虱蚤”。女人持锅铲，如同持刀剑的大将军，威风凛凛地站在灶台边翻炒，男人要发问：“你炒啥？”女人和娃娃大声回答：“炒虱蚤！”“炒死没？”“炒死啦！”随着锅里黄豆和玉米的爆炸声越来越频繁清脆，一家人的问答也就越来越激动响亮，喊出了节奏，喊出了气势，仿佛真的将这些讨厌的小虫都“炒死”了，再也不能来影响人们的生活。

二月二的这项习俗听来颇有趣，就算是当时人们无法彻底“除害”，也要让自己痛痛快快出口恶气，算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吧，但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一秒被打回原形，倍感无力。

那时若谁家有块肥皂，已经是了不得的“高级洗涤用品”。母亲捡皂角来给我们洗头洗衣，皂角绿色生态，但它对于小虫而言，无疑太“温和”了，虱子不怕它，虮子也不惧它。后来随着日子一天天变好，农村人也和时代接轨，肥皂香皂自不必说，还用上了洗衣粉，其中所含的化学制剂大约是寄生虫的天敌，虱子和跳蚤逐渐减少。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乡亲们的生活水平、居住环境一点点变好，卫生条件越来越向城市靠齐。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喜气洋洋安装了热水器，卫生间里设施齐全，日常的洗漱沐浴，用的是和城里人差不多的洗发水沐浴露。缤纷时装涌入了千家万户，人们不再是“冬夏一身”，夏天掏出棉袄里已板结的棉花，冬天又将发黑的老棉花塞进去。虱子和跳蚤的生活习性，喜欢在肮脏和恶臭的环境下生存，当人们打破了脏臭的诅咒，哪有它们的容身之所？

虱子和跳蚤曾猖獗横行，那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以前村民为了生活，劳作一整天，回家匆匆吃两口食物，脸脚都懒得洗，往床上一倒，便鼾声大起。现在种地的许多步骤，都运用了农业机械的便利，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扫住所，讲究清洁，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虱子和跳蚤大概被人们频繁的换衣洗澡给迷花了眼，再也无处藏身，失去了生存的环境。它们闻着这些洗浴用品的香气，大概就像李闯王的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被城里富丽堂皇的房屋醉了眼，被奢华精致的生活俘了心，丧失了野性的进取，不久就变得不堪一击，进而全军覆没。

乡村的人们，在奔向“好日子”的进程中，并未像过去那样，拿剧毒农药擦洗脑袋，或火烧虱蚤，竟在不知不觉间，摆脱了古老的诅咒。“好日子”不仅仅意味着吃饱穿暖，还有多重丰富的含义，从物质到精神，对自我的幸福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个周日下午，孩子在看经典的革命故事《我的弟弟小萝卜头》，她指着书中一句话问我：“爸爸，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侧头一看，她手指肚点着的是“牢房里阴暗潮湿，虱子跳蚤多如牛毛”。这一代孩子，他们生下来就没见过虱子和跳蚤了。

乐莫乐兮与君相知

谢谢长按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