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之散曲创作与研究
二十世纪之散曲创作与研究
· 赵义山
中国散曲的发展，如果以宏观的视野做历史的纵向观察，可以说，宋金是词曲递变和散曲文体的形成期，元明是散曲文学的鼎盛期，清代是散曲文学的衰落期，民国与共和（即二十世纪），则是散曲文学的承续与新变期。二十世纪散曲创作的总体成就，逊于元明而抗衡清代。二十世纪的散曲研究，则后来居上，取得空前成就。
一、二十世纪的散曲创作
二十世纪的散曲创作和批评，前五十年和后二十年都取得较高成就，中间三十年则低落不振。
（一）承传统体式，写时代风云
二十世纪的中国散曲创作，是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的。曲家们继承散曲小令、套数和带过曲，以及集曲犯调的传统体式，表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大而言之，如于右任、卢前、孙为霆等人对民族抗日战争题材的叙写，羊春秋、丁芒等人对文革荒诞现实的揭露，萧自熙等人对沦落底层的知识分子命运的诙谐悲歌，都从骨子里传承着散曲文学里固有的讽喻精神，又展示出动荡岁月中一幅幅生动的时代画卷；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新时代的歌颂，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二）美、刺并存，创作倾向大变
随着时代环境的急剧变化，二十世纪的散曲创作，也表现出许多异于前代的倾向。门岿先生在编选《二十世纪诗歌书系·散曲卷》的前言中曾用这样四句话概括：“扎根民众，绵延不绝，应和时代，变生新体。”这个概括是很确切的。其中，“扎根民众”，“应和时代”，我以为便是二十世纪散曲创作中突出的现实性特征。其具体表现在：一是元明时期散曲文学中写情场悲欢、仕途失意、隐逸闲适等内容大为减少，转而写国运艰危、时代变化、民众生活、社会万象等内容大大增多，特别是二十世纪后期阶段，在诸如《斥白骨精》、《讥贪官》、《讽奸商》、《斥不正之风》、《女骗子与大贪官》、《卖官》等讽喻类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尤为强烈。二是传统的散曲中歌颂的内容极少，而在二十世纪中却大幅度增多，大多以歌颂新中国的成就和歌颂领袖人物为主，对这些歌颂题材应做怎样的价值评判，我们现在似乎还难以去做深刻分析。
（三）前、后两期相比，后期内容与形式皆风尚大变
二十世纪的散曲创作，前五十年和后二十年可谓双峰并峙，中间三十年，几乎只有赵朴初《某公三哭》之类作品偶然一花独放，算是延续着散曲文学的艺术命脉。前五十年和后二十年，散曲创作之题材内容和曲体形式皆大异其趣。前五十年，即由晚清而至民国期间，以陈栩、姚华、于右任、吴梅、卢前、孙为霆等为代表作家的散曲创作，的确出现了一个相对的繁荣时期，如就其题材内容之广泛而言，比起自元明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毫无愧色！诸如写社会时事、写景咏物、伤时感世、怀才不遇、旅行记感、恋情相思、唱酬赠答、杂记题词等等，凡诗词可写可咏者，散曲中无不可见。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不仅可以看到散曲作品所展示的社会，还可以看到人生：作者的生活、作者的命运、作者的情思、作者的心态、作者的喜怒哀乐等等。而在后期的二十年间，除了极少曲家，如萧自熙、羊春秋、丁芒等人之外，读者基本上只能从作品中读出社会，很难读出作家本人。就总体倾向而言，概而言之，前五十年，可谓“人”存在于社会，后二十年，则基本上是“人”消失于社会。个中原因，值得深思。如果就散曲外在的体制形式而论，作家仍然承续传统，南曲、北曲，小令、套数、带过曲，集曲、犯调等，可谓各体齐备，而在后期阶段，北曲小令成为浩荡浑融的主流，其余则成细波微澜，不绝如缕。南曲被冷落，其主要原因在于，曲已经脱离音乐，其语言的婉谐和美，与词体为近，难以表现出曲文学“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体式风格；套数被冷落，其主要原因在于，现代人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生存压力也陡然加大，且又不以写曲为专业，所以很少有人有闲工夫去做长篇巨制的结构铺排、转折腾挪。
（四）创新求变的自度曲
二十世纪的散曲创作，继承传统体制依然是主流。即散曲一体中传统的北曲、南曲、小令、套数等都有人写，这是继承的一面。其创新的一面，则在于“自度曲”的大胆尝试。赵朴初示范于前，丁芒、羊春秋等人仿效于后，他们熟练地驾驭散曲文学圆熟精纯、流利朗畅，“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语言风格，既讲究韵律，但又不拘泥于传统曲牌的格式规范，貌似新诗，却神宗曲体，是散曲文学在新时代的大胆创新之举。他们有的叫“自度曲”，有的叫“自由曲”，当然，我个人是倾向于叫“自度曲”的，一则合于传统，因为在词曲中皆早有“自度”之作，虽然古人“自度”着重的是音乐旋律结构，但也并非不是一种句式规范上的突破。二则合于其实际的创作过程和语言表达效果，因为“自由曲”的作者们在句式结构、节奏安排和声韵协调方面要下许多功夫，并非如白话新诗一样完全自由得无拘无束。进入新世纪后，丁芒对“自由曲”的提倡，不遗余力，且聚集了一批追随者。窃以为这不仅是散曲文学创新求变的发展方向，而且有可能成为未来新格律体诗歌的主体形式。
二、二十世纪的散曲研究
与二十世纪的散曲创作相比，散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则更大；与元明清的散曲研究相比，二十世纪则更有长足的发展。
（一）大师辈出的前期散曲研究
二十世纪前期之散曲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是：始终以散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刊布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展开理论研究。其次是：散曲理论研究与创作紧密结合。这两个特点，集中表现在二十世纪前期以吴梅、卢前和任讷为代表的以振兴曲学为己任的师弟子曲学活动中。
吴梅、卢前的散曲创作前已提及。他们的散曲文献搜集与整理，在吴梅而言，是与戏曲文献整理一起展开的，代表作是《奢摩他室曲丛》。他的两大曲学弟子卢前和任讷，则专门着力于散曲文献的整理，卢前的《饮虹簃所刻曲》、任讷的《散曲丛刊》，都是二十世纪前期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散曲文献丛刊。
吴门师弟子的曲学理论研究，其最大的特点，便是词曲通观、散曲与剧曲兼治，在吴梅本人，更是曲作与曲唱、文学与音乐两擅胜场。吴梅有关散曲研究的论著，主要为《顾曲麈谈》和《南北词简谱》，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指导如何作曲。卢前散曲理论研究的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则，有《论曲绝句》40首，仿杜甫、元好问等论诗之法，用绝句评论自元代以迄民国（包括卢本人）的42位曲家，算是早期较为广泛的通代散曲作家论；二则，有专著《散曲史》，是1931年在四川大学任教曲学时的讲义，尽管其对散曲发展史线索的勾勒还较粗疏，但毕竟是散曲研究史上第一部通史，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在吴门弟子中，其散曲理论研究之成就最高者，当然首推任讷，他的《散曲概论》，是将散曲研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的开山之作，其为散曲研究从学理建构上划疆定域的开启之功，是可与戏曲研究中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相提并论的经典之作。
20世纪前期的散曲研究，除吴门师弟子之外，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将散曲作为元明诗歌的代表，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对于散曲这种新的诗歌体式的倾情赞美，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开散曲断代史研究先河等等，在二十世纪前期散曲理论研究中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一花独放的中期散曲研究
与散曲创作的中期为赵朴初一花独放的情形一样，二十世纪中期的散曲研究，便基本是隋树森的一花独放。隋先生的主要功绩，在于用毕生精力辑编了《全元散曲》，并校点了诸如《阳春白雪》、《太平乐府》等重要的元曲选集，为元散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说二十世纪中叶散曲研究的一花独放，是仅就大陆的总体情况而言的。隋氏而外，如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是曲家生平考订的重要著作。港台方面，罗锦堂的《中国散曲史》、郑骞的《景午丛编》、罗忼烈的《词曲论稿》等等，也都显示出理论研究的实绩；还有郑骞、罗锦堂、罗忼烈、李殿魁等人的南北曲曲谱的编订，也取得可喜成绩。其综合的成就，在此期间，港台是超过大陆的。
（三）全面复兴的后期散曲研究
在二十世纪的后期阶段，特别是八、九十年代，这二十年间的散曲研究，无论是散曲文献的搜集整理，还是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都显得盛况空前。
文献整理研究方面，其成就可观者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凌景埏、谢伯阳合作辑编的《全清散曲》以及谢伯阳先生的《全明散曲》先后问世；二是如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含散曲）、王学琦等《关汉卿全集》、李修生《卢疏斋集辑存》、吕薇芬和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等一批著名曲家的别集得到了整理；三是如王季思等《元散曲选》、《元明清散曲选》、羊春秋《元人散曲选》、《元明清散曲三百首》、谢伯阳《清曲三百首》、吕薇芬《元曲三百首》、门岿《明曲三百首》等一大批元明清散曲选本先后推出。
在理论研究方面，无论是曲体渊源论、曲体形成论、散曲体式论、散曲作家论、散曲作品论、发展阶段论、流派风格论等等，皆有广泛涉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专论性的、通论性的、通史性的、断代性的论著，无论就其涉题内容的丰宏，还是理论视野的开阔，基础材料的扎实，以及对散曲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揭示，对发展史线索的清晰勾勒，对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等等，都超越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是有散曲以来，理论研究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其通论性、通史性和综合性的研究著作，如隋树森的《元人散曲论丛》、羊春秋的《散曲通论》、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梁扬与杨东甫的《中国散曲史》、曾永义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诗》、袁世硕与王钢的《元曲百科辞典》、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卜键主编的《元曲百科大辞典》等；其专论性著作，如门岿的《元曲百家纵论》、孙玄龄的《元散曲的音乐》、王毅的《元散曲艺术论》、顾学颉与王学琦的《元曲释词》、吕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辞典》、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刘崇德的《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等等。这些著作，都集中在本世纪的后二十年涌现出来。
审稿：潘泓
编辑：胡彭、张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