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十一期

III

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故一般而论，总消费量主要是决定于

总所得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消费倾向本身之改变可以看作是次要的；如果承认这点，然则此函数之正常形状为何？

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我们可以确信不疑。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这就是说，设以C 代表消费量，Y 代表所得W W（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则△C 与△Y 同号，但小于△Y ，换句话说，W W WdCW是正数，但小于一。dYW设我们所研究者为短时期，例如就业量之循环性变动，则因在短期以内，

人类习惯——以别于比较永久的心理倾向——尚没有充分时间，与客观环境之改变互相适应，故以上所述法则尤其适用。个人往往先维持其习惯的生活标准，然后再以其实际所得与为维持该标准所需费用之差，储蓄起来。即使消费开支随所得之改变而调整，但在短时期以内，调整程度不会臻于完美，故所得增时，储蓄亦增，所得减时，储蓄亦减；储蓄之增减程度，初大后小。除了所得水准之短期变动以外，还有一点也很明显：一般而论，所得之绝对量愈大，则所得与消费间之罅隙（gap）亦愈大。盖满足个人及其家属之目前基本需要，乃第一要着，等到生活已达到相当舒适程度，行有余力，才积聚资本。故一般而论，设真实所得增加，则储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proportion）增加。但不论储蓄所占成数是否增大，任何现代社会大概都

适用下述基本心理法则：当一社会之真实所得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故储蓄之绝对量增大——除非同时在其他因素方面，有异常重

①大之变发生。我们以后可以知道， 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主要是因为有此基本法则之存在。换句话说，当就业量——亦即总所得——增加时，毋须把所有就业增量，都用来满足消费增量。反之，当所得因就业量之减低而减低，而且减低之程度甚大时，则不仅若干个人或若干机关，可以用其在境况较佳时所积聚下来的后备金（financialreserves）作消费之用，使其消费超过所得，即政府亦能如此；

因为政府也可以有意无意造成超支（budgetarydeficit），或用举债筹款救济失业。故当就业量降至一低水准时，或由于个人之习惯性行为，或由于政府采取行动，总消费量之减低，不若真实所得之减低之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新的均衡位置，在相当温和的变动范围以内，即可达到。否则就业与所得之降低，一经发动，便将继续降低到极端程度。这个简单原则又可达到以前结论：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能随投资之增加而增加。盖当就业量增加时，消费者对消费之增加，将小于总供给价格之增加，故除非投资增加，补足这个罐隙，否则增加就业量将无利可图。

Ⅳ

有一件事实，我们切不可低估其重要性，即：就业量固然是预期消费与

预期投资之函数，但设其他情形不变，消费量却是净所得之函数，亦即净投资之函数（因为净所得等于消费加净投资）。换句话说，设在计算净所得时，准备基金（financial provision）提得愈多，则一特定投资量对于消费之有利影响愈小，亦即对于就业量之有利影响愈小。设全部准备基金（或补充成本），事实上确在目前用之于维持现有资本设，则此点不致被人忽略。但设所提基金超过当前实际维持费，则此种行为对于就业量之影响，往往未为人充分了解。盖此超过部分，既不直接引

起当前投资，又未能用之于当前消费，故此超数必须由新投资抵补；但新投资之需求，与当前旧设备之耗损，几乎毫无关系，而准备基金乃为后者而设结果是：新投资之可以用于产生当前所得者为之减少，故设欲维持一特定就业量，则新投资之需求必须加强。以上所论，亦适用于使用者成本中之耗损只要该耗损在实际上并未弥补。

设有一屋，在未拆毁或放弃以前，继续可用。房主于每年租金中，提出

一笔款项作为折旧基金，但既不用之于修缮房屋上，又不视之为净所得作消费之用；则此种基金，不论是属于 U 或 V，在此房屋之整个寿命中，总是对于就业不利；但在此房屋需要重建时，则前愆尽赎。

在静态经济体系中，这些都不值得提。因为在静态经济体系之内，每年

旧屋之折旧，恰等于该年新屋之建置费；旧屋寿终之速度，恰与新屋添建之速度相等。但在非静态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对长寿资产之投资狂热刚过之后——这段时期内，这些因素可以非常严重，盖在此种情形之下，雇主对其现有资本设备，将提出一笔较大的折旧基金，而此种设备，虽随时间之消逝而有所损失，但以其全部基金用之于修理补充之日，则尚未到临，故有一极大部分之新投资为此基金所吸收，于是所得只能甚低，以与总净投资相适应而不能提高。故在旧设备需要重置（提出折旧基金之目的即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折旧基金这一项，便将消费能力从消费者手中夺去；换句话说，折旧基金减少当前有效需求，只有在旧设备真正需要重置之年，方才增加有效需求。除此以外，如果再加上所谓“财政稳健政策”（financialprudence），即提出之折旧基金远超过该设备之实际折旧率，则累积影响可以非常严重。

以美国为例。在 1929时，由于过去五年中资本之急剧扩张，故偿债基金及折旧基金皆甚大，而设备则并不需要重置，于是极大部分之新投资，皆为此种基金所吸收；当时几乎没有希望找出更多新的投资，为一个富裕社会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所愿意提供的新储蓄谋求出路。仅仅这一个因素，也许就可以引起不景气。而在不景气时期，还有许多大公司，只要力之所及，仍实行财政稳健政策；这也给与早日复兴一个严重障碍。又以今日（1935）英国情形为例。战后大量的住宅建筑以及其他新投资使今日所有偿债基金远超过当前实际所需修理费与重置费。设从事投资者为地方当局或公共机关，则因拘泥于所谓“健全”财政（Ｓoundfinance）原则往往于重置之日尚未到临以前，即将原来成本全部提清，故此种情形更为加强。结果是：即使私人愿意以其全部净所得完全用之于消费，但是因为同时在另一方面，此等官方或半官方机关正在依法提出大量偿债基金（不论有无新投资与之相应），故充分就业极难恢复。地方当局每年所提出的偿债基金① ①我想是 超过其每年投资支出之半数。 不知当卫生部（Minlstry of Health）坚持地方当局必须呆板的提出偿债基金时，是否知道此种政策会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设建筑协会（BuildingSocieties）垫款于个人，助其建筑房屋则房主因想在房屋尚未到不堪再用地步，即将债务清偿，故储蓄量常较平常为多。不过，这个因素之所以减少消费，大概是因为它直接减少消费倾向，而不是因为它减少净所得。举几个实际数字，建筑协会垫款偿还数，在 192

为24，000，000镑，至1933增为68，000，ooo镑；而1933之新垫款则为

103，000，000镑。今日垫款偿还数想来更大。由产量统计能够得到的，是投资而不是净投资，这件事实，考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所著《国民所得 1924—1931》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他又指出：折旧等项，经常在投资值中占极大成数。例如他估计 192①年至1931年大不列颠之投资与净投资如下 （但他所谓毛投资，也许包括一部分使用者成本，故较我所谓投资大；又他所谓净投资与我所谓净投资，到

底相应到什么程度，亦不明白）：

毛 投 资

年 份 旧资本之折旧 净 投 资

（单位：百万镑）

1928 791 433 358

1929 731 435 296

1930 620 437 183

1931 482 439 43

库兹涅茨（Kuznets）先生计算美国1919年至1933年之毛资本形成（groscapital formation）（调即我所谓投资）时，亦得到类似结论。从产量统计中能够得到的，一定只是毛投资，而不是净投资。库兹涅茨氏也发现从毛投资变为净投资之困难，他说：“从毛资本形成变为净资本形成，其困难即在如何矫正现有持久品之每年耗蚀量。而此困难之起，不仅只是材料缺乏，亦②因为持久品之每年耗蚀量——这一个概念本身，就不够明白”。 因他只能假定：“商号簿籍中所记折旧与折耗，确能正确代表该商号现用持久品之耗蚀量”。但在另一方面，私人手中之屋及其他持久品，他并不设法减除其

耗蚀量。库氏之计算结果，可用下表总括之（单位百万美元）：毛资本形成（商业雇主之加工、修理、 净资本形成（库

年 份 存货之净改变，已

维持、折旧与折耗 茲涅茨的定义）

计算在内）

1925 30,706 7,685 23,021

1926 33,571 8,288 25,283

1927 31,157 8,223 22,934

1928 33,934 8,481 25,453

1929 34,491 9,010 25,481

1930 27,538 8,502 19,036

1931 18,721 7,623 11,098

1932 7,780 6,543 1,237

1933 14,879 8,204 6,675

由上表可以清楚看出：1925—1929 年五年之中，净资本形成非常稳定，即在经济繁荣之后期，也不过增10％。雇主之修理、维持、折旧、折耗等减数，则即使在不景气最深刻时期还是很高。库兹涅茨所用方法，大概过于低1估每年折旧等项之增加数，盖所增者尚不及每年净资本形成之1 ％。1929

2年后，净资本形成一落千丈，1932 年数字，比之 1925—1929 年五年平均数字，低95％以上。以上所论，在某种限度以内，确是题外之文。但我们必须强调一点：设社会已有大量资本，则在计算净所得时，必先从所得中减去一大笔，余数始可作消费之用。故即使群众愿意以其净所得之极大部分用之于消费，消费倾向还是不免趋低。再重复一遍：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就业机会必受总需求量之限制，总需求只有两种来源：（a）现在消费，（b）现在准

备未来消费。在有利可图这个条件之下，现在可以着手准备的未来消费，不能推至极远；而且从社会观点看来，要供给未来消费，不能从理财上打算，只能在现在实实在在生产东西。故设当前社会经济组织，可以允许财政上准备未来消费与物质上准备未来消费两相分离，获得前者之努力未必即引起后者，则财政稳健政策可使总需求减少，因而损害公共福利。例证甚多，不胜枚举。而且，已经预先准备好了的未来消费愈大，则愈难找寻更多的未来消费来预先准备，而我们依赖现在消费以作需求之源之程度愈深。不幸所得愈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亦愈大。设无新奇策略，问题将无法解决，——除非让失业增加，社会贫穷到一种程度，使得所得与消费之差，恰等于在目前有利可图这个条件之下，为准备未来消费而生产的产物价值。

问题又可作如下观。消费一部分可以用当前所产物品来满足，一部分可

以用以往所产物品来满足，即用负投资来满足，设消费用后者来满足，则当前（消费〕需求亦随之而减，盖一部分当前支出，不再返为净所得。反之，设有一物在本期出产，而此物之目的乃在满足未来消费，则当前需求为之增大。一切资本投资，迟早总要变成负投资，故如何使新的资本投资，常常超过资本负投资，以弥补净所得与消费之罅隙，乃成为一大问题，——而且此问题随资本之增加而愈来愈难。只有当人们预期未来消费支出会增加时，当前新投资才会超过原有资本之负投资。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来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日均衡之困难。今日之消费倾向减低，而尚与公共福利不悻者，因为人们预期消费倾向将有

提高之日。我们不禁想到“蜜蜂寓言人——明日之欢乐，乃是今日可以严肃之必不可少条件。有件很奇怪的事情值得一提。如投资者为政府机关，例如政府建筑道路或住宅，则一般人似乎意识到有这道最后难关之存在。一般人之所以反对政府用投资方式来增加就业，其常用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类计划将为未来增加困难。他们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把一个静止人口能够需要的住宅、道路、市政厅、水电厂等等，都建造起来以后，你还做什么呢？”不过一般人却不大容易了解，私人从事投资，或私人从事扩张工业，也有同样困难。尤其是后者，因为对于厂房设备等之需求，比之对于住宅之需求，还要容易满足，而且只能吸收每个人很少一点款项。

在这些地方（其他关于资本之学术上讨论，亦复如是），我们思路之所

以不容易十分清楚，乃是因为我们不太充分了解：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减低，便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