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发了一个帖子，好友佟教授说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想了想觉得应该把我与死神四次擦肩而过的“故事”写出来。
那还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只有六岁右右。因父親病逝，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投奔到在地质队工作的养父门下。母子三人从农村出来，没有户口没有供应粮，四个人仅靠养父一个人的粮食度日。为了能活下来，父亲除了上班就是和母亲一起开荒种地，父母双亲忍饥挨饿那是肯定的，当时我们能活下来已是奇迹了。虽然我很小也知道每天外出刨食，经常挎着个篓子到地里去捡农民收割后散落的粮食，谷、麦、豆、苕等，农民收什么我就捡什么。有一次跟随小伙伴们一起，淌河去对岸捡东西。把裤子脱了放在蒌子里顶在头上，过河时不知是个子矮小还是没有走稳，掉在河里溺水了。小伙伴们也不敢下水去救我，只是使劲的喊，有一个小孩跑回去喊我妈。后来听说是一过往小木船的船夫把我捞起来抖了抖，然后把我面部朝地放在一个田埂上趴着吐水，直到母亲赶来把我救醒。时至今日，九十岁的老母还常叹道：没有找到那个船夫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1970年夏，我们家所居住的老机修宿舍居委会主任左娘娘，争取了几个做临工的指标，安排特别困难的几家孩子去老下陆建筑公司做临时工。当时该公司在市内给华新水泥厂做家属楼，我们一起去的几个人，每天吃住在工地。自已带米用饭盒装上水放在用砖头垒起来的铁板上煮，晩上就睡在门板上，因为门板中间有条横梗不平，我们就用水泥袋把它垫平睡在上面。每天干的活是在泥瓦匠师父没有上班前把砖打到跳板上码好，方便师傅砌墙时用。师傅来了以后，我们小工就负责给师傅打下手提灰桶供灰，一个小工要负责两到三个师师傅的用灰。那个时代的脚手架都是用楠竹和8号铁丝扎起来的，上面再铺上竹跳板。我们做小工的用绳勾把灰桶从下面提上去给师师傅，需要不断的在高空竹跳板上提着灰桶穿梭在两个师傅之间。有一天也不知什么原因，我一脚踩空，胸部朝下脱离跳板掉了下来。好在当时穿的解放鞋被扎架子的8号铁丝头勾住，同时我的手也抓住了脚手架，那个砌墙的师傅眼疾手快又一把抓住了我的一条腿，这才没有掉下去捡了一条命。事故发生后我再也不敢上高空了，建筑公司的领导也不让做，把我打发回家了。有色冶炼厂是前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建厂之初没有建围墙。据老一辈保卫科长说，当时他提出要建围墙时还被有关领导批评了一顿，说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把人民群众想的那么没有觉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进随岀不受任何限制的冶炼厂，成为当地周边不法村民发家致富的自留地。当时广泛流传着一些顺口溜：翻身不忘共产党，发财就去冶炼厂；一年死做三百六，不如去趟新下陆……。从开始的小偷小摸发展到聚众哄抢。1993年的除夕，我在单位带班备勤，新年的钟声刚响，突然接到冶炼厂护厂队员的求援电话。声称有几十人在厂里抢铜，与他们对持，根本不怕也赶不走。接到电话后我开着三轮摩托车和日红等三人赶赴现场，看见我们穿着警服，这伙哄抢分子往外跑。可是跑出厂界后见我们只有三个人，他们就停了下来，向我们扔石头想返回来。双方对峙了几个来回，我们鸣枪示警，这伙人不仅没有退缩，还仗着人多势众，石头像雨点一样砸向我们。我被迫向他们开枪，事后听说子弹打中了人，于是他们用扔石头开路疯狂的反扑，黑夜中我们三个人都被石头砸中。我受伤最重，头被打破，左眼受伤，鼻梁骨折，晕倒在地，是张日红同志把我背到有色医院进行抢救。当晚，有色公司潘经理和我的领导贾处长赶到医院。把夏院长叫来亲自为我的眼睛缝了十四针，为了矫正鼻梁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此案发生后，引起了黄石市公安局和大冶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在大冶市政府和有色公司的重视下，对所涉乡村开展了重点整治，先后打击处理了百人之多，随之加大了冶炼厂的围墙的建造。
1997年3月19日，我们接到辖区某单位领导报案，称：该单位在武铁铁山火车站交接站付运费时发现账上固定存有的60万元差了40万元，负责管理此款的曹某（女）多日没来上班，也找不到人。为了确定案件性质，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一是曹某被人绑架勒索了40万，二是曹某个人卷款40万逃跑。不论何种性质，找到曹本人是揭开本案的关键所在。我们去武汉铁路局找曹的丈夫朱某时，其单位告知：朱已停薪留职不知去向也一直没来单位。于是我们选择晚上时间去大冶某中学找到了下晩自习他们的女儿，把她带回单位进行询问了解其父母的情况，因为一直住校没回家，其父母的情况也说不出什么。于是我和孙进、晓光同志带着她一起去家中察看。当用钥匙打开门时，闻到屋内一股煤气味，常识告诉我们不能开开关，立刻到厨房关了煤气罐，迅速打了全部窗户。此时我们发现曹、朱夫妇躺在床上，只有说话的气力了。我们把两人分开，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初步询问。他俩分别交待挪用40万元的事实。原来是丈夫朱某停薪留职在阳新县开铜矿，投进去了很多钱，一直没有见到矿。为了最后一博，朱叫妻子曹某挪用了40万又投进矿里，结果还是没见到矿。为此欠下一屁股的债，被逼不过，夫妻俩人选择了用煤气自杀，没想到被我们碰上而没有死成。掌握了初步情况后，我们决定将曹、朱夫妇带回去审查。当时由晓光押解朱某，他用手铐一端铐在朱的右手上，另一端手铐铐在自已的左手上。我和孙进押解曹某正准备出门时，朱某用被铐的右手往其左胸上衣内置口袋里伸。晓光感觉不对劲就往回拉并吼斥，我立刻扑向朱某将其扑倒在地按住。朱的女儿当时不明就里，以为我在打其父亲，扯着我喊不要打我爸爸。当时曹某的情绪也很激动，孙进同志为控制曹某不能分身。经过一番博斗控制住了朱某，我们从朱的右手夺下的是一个打火机，在朱的左上衣口袋里搜出四筒已插上起爆雷管的炸药。据朱某后来交待，他当时是想一家人一起一死了之，并拉我们同归于尽。这起案件的曹某和朱某夫妇双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经过反思，在这起案件中我是有严重失误的，在带人之前没有履行搜身程序，如果朱某某在被带到车上或在办公室审讯时借抽烟之机点燃炸药，那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苦短，每个人都有许多自己的故事，有时把它们说出来也是一种释然。
姜礼云，1954年生人，大专文化，1971年参加工作，在黄石南湖养殖场任渔业工人。有过工农兵学员、国企干部、警察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