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由端平入洛到余玠守川
日军与苏军的战争外交：张鼓峰会战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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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相传，在学院派谈及中国古代史时候，对两宋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两宋文明达到的高度，实为中国历史空前绝后。
这个评论，有人相信，也有人质疑。不过，在我看来，两宋确为中国历史上极为难得的政治、经济、文化发育最为绚丽的时代。
权且以宋蒙战争的系列文章，祭奠这段历史……
对南宋而言，金帝国被灭亡与否，宋蒙战争都是必将爆发的事情。
在蒙金战争，蒙夏战争相继爆发之后，如何认识、解读蒙古，成为相关当时宋帝国国防安全的非常紧要的事情。
早在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大致1220年前后，在宋蒙两国尚处于正常邦交阶段，南宋即向蒙古多次派出使团、商团。除却调查蒙古国情、国策之外，甚至还有不少人随蒙军远征丝绸之路……
其中，以赵拱、彭大雅、徐霆等人最为有名。
回到南方，赵拱撰写《蒙鞑备录》，以及彭大雅、徐霆等撰写、编修的《黑鞑事略》，对蒙古的政治军事进行全面解析，影响最大。
这些著述，既有华北原来的辽、金旧地的风土人情，也有新崛起的蒙古帝国经济政治概况。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著述尤其偏重对当时蒙古的军事实力及攻略的记载、论述。
当时，蒙古扼守联通亚洲和欧洲的丝绸之路，既可挟裹东方的军事资源发起西征，一战而灭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在模掳掠中亚的物资、工匠、百工技艺等等，打造攻城器械之后，再次转向东方，蒙古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向夏、金等远东大国发起灭国之战。
这个盘踞欧亚大陆的巨无霸超级军事帝国，对欧亚大陆其他国家的巨大威胁，不言而喻。
于是，在南宋宁宗、理宗时期，很大程度上，宋帝国即以这些著述、文档为参考，在不动声色之间，调整、修正对蒙古的外交关系。
南宋在蒙金战争的血腥杀戮岁月里，似乎已经看清了自己的未来。
是以，南宋虽然知道宋蒙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然而，在蒙金战争期间，南宋还是坚持着与蒙古保持一种有距离的亲善。
——宋蒙战争，实则和网传的南宋失信因而引发战争，实则没有三毛钱的关系。
涉过历史，再看彼岸，当年南宋亡国之前因后果似乎和北宋高度相似，然而，南宋比较北宋，既很冤枉，也很无奈。
实则，南宋在蒙古发起的吞灭金帝国的战争中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因此，在最初的蒙金战争爆发后，自韩侂胄发起的北伐失败，南宋调整对金帝国外交，希望以停止岁币为底线，与金帝国修好。
可惜，金帝国却并没有为此和好南宋。
金帝国在蒙金战争期间继续延续宋金外交惯性，在每每对蒙古作战失败之后，不断向南挤压，欲图通过战争在南宋夺得北方失去的国土的补偿。
金宣宗时期，金宣宗完颜珣在成吉思汗求和未遂，又与西夏断交之际，迁都汴京，集结金军主力二十余万，发动对南宋的战争。
到了金哀宗时期，蒙军向金帝国腹地发起最后的冲击。
直到被蒙军灭亡前夜，金帝国依然倔强以举国残军，攻击南宋巴蜀之地，欲图冲进、占据四川，借四川而与南宋鼎立南方，凭山川之险，抵抗蒙古。
如此态势，南宋当然不会以大片国土沦丧为条件去与金帝国和好、结盟。
如果说北宋在金辽战争期间与辽帝国背后的金帝国签署海上之盟是一种战略错误，那么，南宋在蒙金战争期间被迫与金帝国背后的蒙古帝国签约，联兵灭亡金帝国，确属无奈的唯一选项。
等到金哀宗败走蔡州，在帝国彻底坍塌的前夜，再向宋理宗提起唇亡齿寒，联合抗蒙之时，无论换谁主掌南宋，只要智商稍微正常，都不会选择与一个即将完蛋的光杆皇帝合作，提前与蒙古这样超级军事强国翻脸开战。
1234年，蔡州被蒙宋联军攻陷，金哀宗自缢，金国覆亡。
就此，失去金帝国的战略缓冲，备战蒙古帝国，自然成为南宋最重国策。
蒙古大军通融中西，既有回回炮等当时的高科技军事技术，又有远东、东北、华北及中原被征服的曾经强大的辽、金、夏等帝国的降兵。
何况，蒙古出征，往往就是以灭国为终极作战目的。
早在蒙金战争后期，发生在1227年的丁亥之变和1231年拖雷攻宋的辛卯之变，蒙军两次借口与西夏和金交战，突入名义尚属友邦的南宋境内，经陇、陕、蜀等地迂回，沿途烧杀抢掠，下手空前狠毒、恶毒，祸及无辜平民。
消息传来，南宋朝野极为震惊。
因此，当时的南宋决策顶层自然非常清楚，一旦宋蒙战争爆发，南宋将再无退路。
现在回望历史，再读端平更化、端平入洛等事件，南宋君臣的政见分歧之大，之极端，实属中国历史罕见。可想，在无形而巨大的蒙古压力之下，南宋精英们为抵抗蒙军犹豫决策，所作所为确实非常纠结。
端平入洛，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端平入洛客观上刺激宋蒙关系转向恶化，就此，宋蒙关系转入战争状态。
客观分析，早在端平入洛之前，蒙古名臣耶律楚材向窝阔台呈报《平南之策》，其南侵的战略构思即为：
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
在端平入洛消息刚刚传来之时，窝阔台以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为由，表达了自己朕欲躬行天讨的南侵意图。
可见，蒙古早就有了南侵国策，端平入洛只不过给了早就有南侵意图的蒙古一个南征的借口。
以蒙古野心及丁亥之变和辛卯之变来看，南宋即便没有端平入洛，宋蒙战争爆发也是迟早而已。
在南宋当时的满头热血的激进派大臣们看来，端平入洛，收复三京，重建潼关及黄河防线，即是南宋主动进取，提振国家士气，扩大战略纵深的英明决策。
然而，以南宋史嵩之、吴渊、吴潜、真德秀、乔行简等名臣看来，河南三京旧地，残破不堪之外，南宋向河南投入以江淮精锐步兵为主的重兵集团，一旦进入冬季，蒙古铁骑南下，踏兵渡河，黄河再无天险，宋军以步敌骑，大劫难逃。
为此，两边争执不下。
一来二去，既成事实的端平入洛行动在蒙军军事压力和南宋内部分歧之下，最终失败。
现在去看，南宋的端平入洛行动，显然在空间上拓展了防御纵深。
然而，南宋如是不发动端平入洛，那么蒙军即便要发起南征，也不会提前到在灭亡金帝国的当年秋冬。
假设宋蒙战争推迟爆发，南宋得以争取到了时间纵深，从容战备，也是极为重要。
那么，以当时宋蒙态势，到底是空间纵深重要，或者是时间纵深更为重要？
在第一次宋蒙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实战即给出了标准的答案：
时间，相对空间更为重要。
河南三京旧地，残破不堪，极难防守。为此，南宋名臣吴潜在收复三京之后，就如何防守潼关至黄河防线，即有相当现实的分析：
潼关至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韧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
当时，南宋既无法解决十五万兵力，作战部队骑兵极少，作战也无法如金兵这般百战坚韧。
因而，南宋要想拓展防御纵深，守住关河防线，持久岁月，实为空谈。
与其如此，南宋还不如据守蜀口、京湖、两淮相关据点，尽量利用有限时间，做好备战。
实际上，等到第一次宋蒙战争正式爆发，蒙古兵分三路南征，其攻击方向极为鲜明地放在了川陕蜀口、京湖荆襄和两淮三路。
第一次宋蒙战争，即窝阔台的南征，时间大致为1234年至1241年。
以襄阳为核心的荆襄防线，东接江淮，西衔蜀口，为南宋立足东南屏障，堪为天下之脊。
相比而言，拥有川陕蜀口，南宋即可靠京湖荆襄提振江南，成为南朝。即便川陕蜀口有失，南宋还可以偏安东南成为孙吴。可是，无论是否拥有川陕蜀口，一旦京湖荆襄有失，南宋再无立国可能。
因而，自南宋名将岳飞在1134年收复襄阳之后，襄阳都是南宋最为重要的国防基地。到了宋理宗时期，经过百年经营，襄阳已经成为南宋最为重要的长江防线的核心据点。
然而，战事一开，疏于战备的襄阳莫名其妙就被蒙古轻易攻下，数万人被掠，30万石粮食、24库精良军械，尽落敌手。
蒙军这时如是向东顺流出兵，江南十分危急。
侥幸的是，蒙军主帅阔出太子深受窝阔台宠爱，天性骄狂，在攻占襄阳之后，急欲扩大战果，亲率大军南进，结果遭遇南宋名将孟珙反击。
一战之后，阔出太子莫名死去。
1238年，孟珙收复襄阳，荆襄防线得以恢复。
江淮一路，则为蒙军偏师，因为宋军水军和江淮军优势，蒙军进展不大。
然而，同样为蒙军一旅偏师的窝阔台次子阔端，率军由大散关南下，威逼赵彦呐弃受五州三关，神速迫近阳平关。
蒙金战争时期的宋蒙地图。
端平入洛前后的宋蒙地图。
随即，蒙军击败并杀死川军名将曹友闻，长驱直入，在1236年10月17日突入成都。
最初，蒙古铁骑三百申时至成都城北驷马桥。成都太平日久，不识兵革。因而双方发生小规模作战。
10月24日，蒙军主力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
当时，阔端令卜者占吉凶。
卜者用五龟实五盘中，按五方，五龟动不止，卜者曰：
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住，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
阔端于是大书"火杀"二字，令大军沿成都街道四面放火杀人。
两宋时候，四川人文荟萃，享人文之盛，莫盛于蜀美誉，实为南宋规模最大，经济最为繁华城市。
经此浩劫，民无噍类，成都城中遇难者遗骸超过百万，四川由此残破……
蒙军在川陕方向实施无差别作战，所到之处，刀锋挥向平民，以狠毒、恶毒之无底线的杀戮，纵火，抢掠，犹如巨斧砍树，极为彻底地重创四川。
因为疏于战备，既有秦岭天险，川内更是遍地要隘的四川，在第一次宋蒙战争中为蒙军袭击，损失最为惨烈。
第一次宋蒙战争之后，南宋的京湖荆襄和两淮防线基本得到恢复。
唯独川陕蜀中方向，为蒙古大军血腥烧杀抢掠，破坏极大，死难者众，很难复原。
1241年，第一次宋蒙战争结束，宋蒙之间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平静期。
平静不过是所谓的平静。
当时，随着窝阔台病逝，蒙古忙于内部的权力分配而无心南下，南宋也无足够的军力发起北伐，是以，双方没有了大规模的战争。
然而，双方既成仇敌，局部战争自然存在。
早在蒙金战争期间，蒙古两次借道川陕攻金，对南宋川陕蜀口防线数次烧杀抢掠，基本粉碎了这段防线。等到第一次宋蒙战争结束之后，蒙古沿川陕险要，修筑沔州、利州等多个据点，兵势深入川北、川西，对蜀中形成极大的战略威胁。
为此，南宋必须在这段平静期，重新稳定川陕蜀口局势。
只有稳定了川陕蜀口局势，南宋凭川陕夔门而东下至襄阳、京湖据点，再链接最东方的江淮防线的整体国防线，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一代名将余玠临危受命。
1241年，在南宋名相史嵩之力荐之下，宋理宗任命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节制巴蜀，全面负责四川防务。
就此，余玠以自许当手掣全蜀还本朝之豪气，开始了他的山城防御体系计划。
彼时，四川残破，户口凋敝，宋军既无实力直接反攻收复川陕失地，也无法放弃川东，自毁长城。
是以，余玠只能督率宋军在四川强化建设山城防御体系，固守川东，积蓄兵力，粮草，随时准备反攻川西和川北。
余玠参考彭大雅修重庆城经验，纳用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建策，采取依山制骑、以点控面，聚小屯为大屯的御敌方略，选择地势险要，背山临江的要隘山地，先后筑众多山城。
山城之中，尤以剑阁苦竹城、苍溪大获城、通江得汉城、金堂云顶城、南充青居城、合川钓鱼城、蓬安运山城、奉节白帝城最为有名。
这便是史传的川中八柱。
钓鱼城，击毙蒙哥处。
同时，为一劳永逸地避免战争损失和抵消蒙军袭击，余玠索性将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等八府州治行政全部迁入山城。
数年之后，南宋以重庆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初步形成，四川隐约间已是不战而自守矣的山城防御格局。此后多年，蒙古数次进攻，均被挡在山城防御体系之外，师老兵疲，无法破局，屡屡大败。
1248年，余玠升任兵部尚书，资政殿学士，开府建节。
1250年，南宋调整三大战区首脑，以余玠为龙图阁学士，兼任旧职，以贾似道为端明殿学士、两淮制置使、淮东安抚使、知扬州，节制两淮战区；以李曾伯为徽猷阁学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节制京湖襄阳战区。
当时，川中宋军蓄积兵力、粮草已近十年。
是以，余玠决意调集四川精锐宋军，号称10万，首度反攻蒙军基地兴元府。
兴元府，即汉中，一直为川陕进出最为门户，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夺得兴元府，自然就夺得向北防御的战略主动。
是以，余玠以奇兵佯动出击陇南，以奇兵潜入兴元府之后，烧毁兴元府至大散关的栈道，随后亲率主力，取金牛道，进攻汉中。
当时，蒙军的兴元府守将，便是蒙军名将汪德臣。
汪德臣这个汪，乃是蒙古族汪古部之汪。其父汪世显则为阔端大军的前锋大将，全程参与第一次宋蒙战争川陕战场战事。
汪德臣曾经随侍阔端，武艺高强，侍太子游猎，矢无虚发，为蒙军当时将领佼佼者，其军事才华与余玠堪堪匹敌。
彼时，兴元府被宋军包围，宋军奇兵四面动作，汪德臣率部固守兴元府，处变不惊，四面传调援军，征召军中色目工匠，分段修复栈道……
余玠主力尚未完全展开，蒙军神速修好栈道，各路援军已经相继赶到。
战机失去，余玠师老兵疲，只好撤军。
这次北伐失败，余玠备受朝野议论。
按照演义而言，无论诸葛亮治蜀、前、后蜀割据四川、南宋早期吴玠吴璘守蜀，汉中一地，都是首当其冲的重镇。
余玠这次北伐兴元府，看似实属中规中矩的一次出征。
然而，在冷兵器时代，蜀中势力如要进取天下，固然必然要先取汉中。然而，蜀中势力处于弱势之下，稳妥起见，不如退守剑阁。
在当时态势之下，宋军既有以重庆山城及川中八柱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却没有出汉中与蒙军一决雌雄的野战能力，是以，消耗宋军好不容易积攒的兵力、物资，轻率北伐，客观而言，确实不像名将决策。
以余玠善于用兵，之所以想进取兴元府，实属当时力荐余玠入川为方面军统帅的南宋名相史嵩之，日渐失势，流言蜚语之下，余玠尤其希望能够有战功自保。
为此，远在江淮战区的贾似道和京湖襄阳战区的李曾伯不动声色，都看在眼里。
信鸽、飞马传讯之下，在余玠反攻兴元府作战期间，在荆襄和两淮方面，宋军没有任何行动。
大约在2011年前后，南宋名相史嵩之墓被某个文物考古研究所掘开。
余玠北伐兴元府的失败，基本意味着随着史嵩之日渐失势，南宋也进入了权利调整时期——相比强大的蒙古为权利调整、分配，可以暂停军事事务，南宋在节骨眼上进入权利调整时期，实则就是自毁长城。
在北伐兴元府之后，蒙哥汗上位，蒙古为权力分配暂停的战争重新启动。
就此，汪德臣督率所部开始营修沔州和利州等前沿基地，逐次调兵向四川内陆发起旨在消耗四川人力、物力、财力的战争。
四川形势陡然严峻。
1253年，南宋左丞相，枢密使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以余玠为史嵩之余党，上奏理宗，弹劾余玠独掌大权，事君无礼，奸权误国。
为此，宋理宗下旨召其还朝。
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
同年7月，余玠尚未动身，即在四川暴卒，年仅56岁。
——以余玠雄心，治蜀十年，收拾破碎山河，兑现了其手掣全蜀还本朝诺言，确为南宋相当厉害的名将。
可惜，余玠为南宋著名能臣史嵩之力荐上位，被南宋君臣忌惮之下，虽有一番不甘的雄心，最终还是为身遭谗言、贬谪而抑郁辞世。
于是，在第二次宋蒙战争即将爆发之时，南宋终于自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