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钟背后的畸零人

畸零人、“坏分子”、“边缘人”纪事

趁着律协面试的空当，忙里偷闲去看了《一秒钟》。倘若不是柏林电影节撤展风波，对“张艺谋”三个字已完全免疫。2011年看过《金陵十三钗》之后便已打定主意不再看张氏电影。本片又是撤展，又是延期一年上映，一方面反映了political空气今时不同往日，审查制度日渐精细化、常态化，可供辗转腾挪的空间愈发少；另一方面暗示着观众：也许，这片子还真的讲了点什么？

电影看罢，想了想，这不是“关于电影的电影”，也不是什么“老爷子70岁写给电影的情书”，而是一段社会边缘人的纪事。影片中的胶片、电影、电影院只是引子，余下的，要靠观众结合自己的历史知识进行脑补。

影片中有两句重要的话，第一句是：“坏分子，我要叫保卫科。”第二句是：“只有争，争一个好表现，才能消除你对他的负面影响嘛。”

今天对共和国历史不甚了解的观众，可能会把“坏分子”当作“坏人”的同义词。事实上，这个词具有特殊的、极强的政治含义。了解这点，就能明白为什么张译饰演的张九声听到这个词反应这么大，并不仅仅因为自己是在逃劳改犯，而是因为这个词语本身如同紧箍咒一般，谁是“坏分子”，谁就是社会渣滓、政治贱民。一个词就足以对人的精神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先说第一句话，历史学者杨奎松曾经考证过，“坏分子”这个词，国共都用过，在当时泛指一切腐化、投机分子，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坏分子”跟“坏人”“社会败类”的意思差不多，尚不是一个政治概念。

后来，该词成为中央文件中的一个专有名词，泛指党内外一切作风恶劣、思想不纯，对党的事业具有破坏作用的分子。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中，第一次把这一概念大致确定在刑事犯的范围之内。其中是这样说的：“对一切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都“必须实行专政”。

杨奎松这样写道：“虽然，相对而言，因为‘坏分子’多是间接‘破坏社会秩序’，与直接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同，因此对‘坏分子’的定罪量刑一般略轻于‘反革命分子’。但是，因为‘坏分子’仍被划入‘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之列，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新政权仍旧是把这些人与阶级敌对分子视为一丘之貉的。结果，对这些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本质上和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没有两样。这也正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把‘地、富、反、坏’统称为‘四类分子’，除枪毙或判刑者外，一般仍会长期实行剥夺这些人的政治与人身自由权利，交基层政权管制劳动、监督改造的做法。

有以上背景知识，张的身份命运已不必多说。待到落实政策，人生最重要的年华已经消磨殆尽，影片中被落实政策后的张译，扮相和面相像是没吃什么苦的，影片此处是败笔。

第二句话，张译因为自己是“坏分子”，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妻女唯恐避之不及，遂离了婚。电影里当张译看到自己14岁的女儿在新闻影片中扛着面袋，说了句：“争什么呢？”于是便引出范伟饰演的放映员的第二句话。

影片中删除了张译得知女儿死讯的片段，导致许多观众不解张译都越狱了，怎么不去看女儿，非得在胶片上找女儿？正是因为女儿死了（因为生产事故，但为了和处于政治贱民地位的父亲划清界限，表忠心，必须苦干，这是死亡的深层原因），张译才觉得女儿那么“争”不值得。

但“争不争”是个悖论，张中晓曾说，在中国，君子恐惧，小人恐惧，中国人的行善，也是出于恐惧，恐惧的另一端就是盲动，一种“拼命主义”。所以，张译女儿不“争”也得“争”，如果她不争，只会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在未来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如那幅胶片一样，被黄沙吹掩。

郑念回忆录《上海生死劫》

就此而言，如果观众将张译女儿与郑念女儿的命运相映照，张译女儿的死，未必是多么坏的事。至少，她少受了很多的苦，少见识了更多人

性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