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欣欣丨邵傅《杜律集解》考论
邵傅《杜律集解》考论
汪欣欣
摘要：邵傅的《杜律集解》是一部重要的杜甫律诗集评本，由《杜律五言集解》和《杜律七言集解》两部份组成。其中，前者以赵汸《杜律五言赵注》为底本，以单复《杜律单注》为补充；后者则以赵大纲《杜律测旨》为底本，兼采旧题虞集《杜律虞注》之评语。《杜律集解》主要采用熔裁式的集评方式，典型体现了明代杜诗集评本的诠释方法与特点，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书在日本流传甚广，表明了日本学界对杜诗的接受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受容。
关键词：《杜律集解》；底本；和刻本；杜诗接受
明人邵傅的《杜律集解》是一部独特的杜甫律诗集评本，由《杜律五言集解》和《杜律七言集解》组成。邵傅“集”诸家评点，删汰芜杂，展现了集评家总辑辞藻的能力和眼光；而其“解”则进一步明确表现他对诗歌文本及前人评点的思考和衡鉴。更为重要的是，其所集评点多出自元明杜律选评本，此与元明杜律选评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相呼应的联系，所以这一集评本充分地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此书虽在国内流传不广，然日本却一再翻刻，和刻本达二十余种，直接导致了江户时代杜诗阅读的盛行，促使杜甫“一跃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文化偶像，终于在日本知识阶层中得到了一定的地位”[①]，推动了杜诗及杜甫在东亚的接受。因此，无论在杜诗批评史上，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杜律集解》都自有其独特的地位与价值。
关于此书，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有所提及，今人叶嘉莹《秋兴八首集说》亦有所引。当今学界虽有关注[②]，然尚有一些问题未得到解决：如邵傅其人的活动时间，《杜律集解》的初刻时间、所用底本、所辑诸家，以及此书的日本和刻本情况等，皆需考辨梳理。现就以上几个问题进行仔细辨析，同时略论其集评特点；并结合此书的域外传播情况，重新定位其历史文化价值。
一、邵傅及《杜律集解》
邵傅，字梦弼，闽县（今属福建）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其为明“隆庆贡士，王府教授”[③]。周采泉《杜集书录》延黄氏之说[④]，而张忠纲《杜集叙录》则谓“《（乾隆）福州府志》云其为崇祯间贡生，王府教授”[⑤]。
明人陈学乐《刻〈杜工部七言律诗集解〉序》云：“余社友博士邵君梦弼，乃翁符台卿鳌峰公。”[⑥]《刻〈杜工部五言律诗集解〉序》又云：“博士君曰：吾于七言律也，……自青衿至皓首。”[⑦]两序分别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和万历十六年（1588），而此时邵傅已有“皓首”之叹，则其当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乾隆）福建通志》“林世璧”条云：“闽县邵傅、福清王廷钦皆豪于文，能诗，与世璧齐名。”[⑧]林世璧乃嘉靖中诸生，可见邵傅主要活动于嘉靖年间，且名于当时。著有《青门集》《朴巅集》《杜律集解》。邵傅去世后，明代闽地著名藏书家徐熥有《哭邵梦弼广文》《小苕溪怀邵梦弼》等诗[⑨]，表达深切怀思。
《杜律集解》，《成都杜甫草堂收藏杜诗书目》、叶绮莲《杜工部集关系书存佚考》、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杜集书目提要》、张忠纲《杜集叙录》等著录，皆作“杜律集解，六卷”。
今有日本公文馆藏本，作《杜律集解》，六卷，为五、七律合刻本。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半叶8行，行17字。五律卷前有万历十六年（1588）陈学乐《刻〈杜工部五言律诗集解〉序》、《杜律五言目录》；七律卷前有万历十五年（1587）陈学乐《刻〈杜工部七言律诗集解〉序》、《杜律七言目录》、万历十五年（1587）邵傅《〈集杜律七言注解〉序》、《〈集解〉凡例》七条。又有福建省图书馆藏本，作《杜律七言集解》，二卷，二册，为七律单刻本。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半叶8行，行17字。卷前序跋依次是陈学乐《刻〈杜工部七言律诗集解〉序》、《杜律七言目录》、邵傅《〈集杜律七言注解〉序》、《〈集解〉凡例》七条。此外，《杜律集解》另有多种日本和刻本，因版本较多，后文单独梳理。
邵傅《集〈杜律七言注解〉序》云：“愚自草角逮今皓首，沈玩既久，录其解与杜合者，汇集成帙，间一、二管见，随窃参附，未尝敢语人。近社友陈以成谈及杜解，诸贤异同，莫之权定。因出此卷就正，乃以成极意尚论，谬谅愚衷，且以授梓，遂述数语于卷端。……万历丁亥（1587）冬十月朔闽三山邵傅书。”[⑩]可知，邵氏于万历十五年（1587）冬十月完成《杜律七言集解》，“授梓”于友人陈学乐，并书此序。这点也在陈学乐的《刻〈杜工部五言律诗集解〉序》中得到证明，“余阅之，叹其善发杜老之蕴，而信其为可传也，乃论之梓行。业诗者争凭之作蹊径，以入杜氏门墙”[11]。是书梓行后，备受学子欢迎。陈氏考虑五律“独阙”，“昔之评少陵氏作者曰：七律圣矣，五律神焉。非圣无以入神，此君之所以先注七言律也。然非神何以尽圣，五言律注可独阙与”[12]，因此托请邵傅再释“五言律”。邵氏遂“杜门扫轨，几八月而稿就”[13]，书成之后，亦授陈氏“俾订之”。陈学乐的《刻〈杜工部五言律诗集解〉序》作于“万历戊子（1588）岁夏”，则《杜律七言集解》单行本应刻于八个月之前，即万历十五年（1587）十一月左右；而《杜律集解》（即《杜律五言集解》和《杜律七言集解》合刻本）则刻于万历十六年（1588）。由此可以推测，福建省图书馆藏本或即是万历十五年（1587）单刻本，二卷；而日本公文馆藏本应为万历十六年（1588）合刻本，六卷。
另外，需要注意此书的“凡例”。邵傅《〈集解〉凡例》曾谓“杜七言律实多，今《集解》不尽”[14]，并称其所取有“千家注、虞注（即旧题虞集《杜律虞注》）、单注（即单复《杜律单注》）、默翁注（即俞浙《杜诗举偶》），近张罗峰（即张孚敬《杜律训解》）并赵滨州注（即赵大纲《杜律测旨》）”[15]。以上多为杜甫七律选评本，则《凡例》应是邵氏完成《杜律七言集解》后所书。故此，万历十五年（1587）单刻本卷前附陈学乐《刻〈杜工部七言律诗集解〉序》、邵傅《〈集杜律七言注解〉序》及《集解凡例》，而万历十六年（1588）合刻本卷前补录了陈学乐的《刻〈杜工部五言律诗集解〉序》。[16]
二、《杜律集解》之底本及所集诸家考
《杜律集解》收杜甫律诗526首，其中，《杜律五言集解》收诗388首[17]，分四卷，卷一88首，卷二98首，卷三102首，卷四100首；《杜律七言集解》收诗136首，分上、下两卷，上卷72首，下卷64首。在编排体例上，此书“诗自随其历履编次，不分门类”[18]。在评点方式上，则主要采用夹行评点（部分诗歌于篇末附总评）。至于其评语，邵傅云：“愚惟缉千狐之腋，稽于却寒；错九鼎之羞，嗑于适口；约百家之注，订于逆志。”[19]复云：“愚《集解》或以句取，或以意会，或录全文，或错综互发，或繁简损益，不能尽同。”[20]则此书为邵氏“采诸名家之琼藻”而成，是名副其实的集评本。然邵傅融会各家评语于一体，即除“公自注”外，仅少部分标示前人姓名，大部分糅合引用，不标出处。叶嘉莹谓其“剪裁颇简当，惜多不注明出处”[21]。这就妨碍了后人对本书具体内容的认识，以下对《杜律集解》所引诸家逐一考辨，并略为说明其引用特点。
（一）《杜律集解》所用底本考
《杜律集解》虽为集评本，但比对评点可知，此书实际选用了2家评点本为底本，纂集而成。其中，《杜律五言集解》部份，以赵汸《杜律五言赵注》为底本，以单复《杜律单注》为补充；而《杜律七言集解》部份，则以赵大纲《杜律测旨》为底本，兼采旧题虞集《杜律虞注》评语。需要说明的是，因《杜律七言集解》先行完成，《杜律五言集解》继之，二者在集解体例上关系紧密。故虽现存《杜律集解》在编排上基本皆先列《杜律五言集解》，后列《杜律七言集解》，然为方便考其脉络，以下先就《杜律七言集解》略作考述，再行分析《杜律五言集解》。
1.《杜律七言集解》之底本
《〈集解〉凡例》称：“罗峰（张孚敬）统合诸家，考证详实而注义略陈。滨州（赵大纲）演会罗峰，章旨亦稍更易。愚出入滨州注尤多。”[22]“滨州”即赵大纲（？-1572后），字万举，滨州人，著有《杜律测旨》。是书收杜甫七律150首，夹行批点。由《凡例》可知，邵傅颇多采辑赵大纲本，基本径自辑录，不标姓氏。以《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参军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诗为例：
赵大纲本：郑公樗散鬓如丝，酒后尝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此言其远谪司户参军，已自可伤，且将老死复平之世，尤为可悲）。苍皇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惟其严谴，故仓惶就道。公又以出饯之迟，不及相遇，此即所谓阙为面别者）。便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此言倘若生而得见，良足自慰。纵使生不得见，死亦相从，尽此交期也。然则情之见于诗者，切矣）。
邵傅本：郑公樗散鬓如丝，酒后尝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去声，即仲字，言已兴而复兴也）兴时（远谪已可伤，且垂老死于复平之世，尤可伤也）。苍皇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严谴，故仓惶就道。公又出饯之迟，不及相遇，即题阙面别）。便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结言若生得再见，幸也。纵不得见，死亦相从，尽此交期。题谓情见于诗，情何切哉）。
此诗评语全部来自赵大纲本。邵傅剪除了原评中的“此言”、“惟其”、“然则”等口头性语言，改“此即”为“即”、“纵使”为“纵”，使词语更为简洁精炼；且变“情之见于诗者，切矣”为“情见于诗，情何切哉”，雅化评点语言。其他如《黄草》《登楼》《腊日》等诗，评语的剪裁情况亦相类似。由此可知，邵傅确实选用了赵大纲本为《杜律七言集解》之底本。
除赵大纲本外，邵傅也熔裁《杜律虞注》中的评语，不过，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如《宿府》，邵傅集评：
清秋幕府（参谋府事）井梧寒，獨宿江城（幕府在蜀郡城）蠟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心口独念，故曰自语。极不可凭。虞注），中天月色好谁看（严表公为参谋，而非其志，因宿幕府发之。自语，无人共语也。梧寒，秋暮矣。炬残，夜阑矣。闻角声之悲，而惟自语。对月之好谁，谁与同看？盖忧思方集，无可为乐也）。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独行不正貌，谓乱离）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所以不乐者，兵戈侵寻而乡书断绝，道路阻梗而故乡难归。自华州弃官，独行十年，忍自茹苦，乃强就幕府一官，如鹪鹩聊安一枝，谁能久郁郁乎）。
此诗前两联所辑评语基本全部来自赵大纲；后两联评语中，“所以不乐者”一段出自赵大纲本，“自华州弃官”一段则采自虞集本。再如《腊日》一诗之评语，“冻全消”一段出自赵大纲本，而“萱草本不畏霜雪”之后则来自虞集本。可见，邵傅多将虞集本评语与赵大纲评点错杂集录。
综上，《杜律七言集解》主要选取赵大纲本作为底本，同时兼采虞集本评语。邵氏极为推崇赵大纲评点，不仅“出入滨州注尤多”，且在评点伊始，就采用了与赵氏评本一致的夹评模式。而虞集本虽盛行当时，然是书为尾评，或许考虑到操作不便，邵氏仅采集其部分评语。
2.《杜律五言集解》之底本
至于《杜律五言集解》部分，则以赵汸《杜律五言赵注》为底本，所阙者以单复《杜律单注》为补充。赵汸（1319-1369），字子常，号东山，元休宁人，著有《杜律五言赵注》。是书收杜甫五言律诗261首，分16类，评点方式以夹评为主，辅以尾评。《杜律五言集解》的集评内容多采自赵汸本，如《春日怀李白》诗：
赵汸本：白也是无敌，飘然思不群（言其诗之无敌，由思之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言其诗兼庾、鲍之长，可见真个无敌）。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此言彼我所寓所见。写相望之情，不明言怀而怀在其中矣）。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此言欲见而未有期。曰重，则旧尝论此事矣）。
邵傅本：白也是无敌，飘然思不群（诗由思构，思不群，故诗无敌）。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言白诗兼庾、鲍之长，见其无敌）。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二句写所寓相望之景）。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相思而不相见，故叹何时重与。曰重，则尝论矣）。
邵傅本所集评语与赵汸本基本相同，只不过稍作剪裁，并略微调整。如增加“诗由思构”、“相思而不相见”，裁去“此言彼我所寓所见”、“真个”、“则”等，变“其”为“白”、“可见”为“见”、“其诗之无敌，由思之不群”为“思不群，故诗无敌”等，使评语简洁畅达。其他如《画鹰》《房兵曹胡马》《春望》等诗，评语剪裁情况也多类此。
不过，诚如上文所言，赵汸本仅选杜甫五律261首，其中尚有28首白文无评，而邵傅本选评杜甫五律388首，比赵汸本多出一百余首。因此，凡赵汸未选、未评者，邵傅均以单复《杜律单注》为补充。单复，字阳元，剡源人，著有《读杜诗愚得》十八卷。是书收杜诗1454首，评点方式采用尾评，一般先引旧注，次训释词语、典故，次分段串讲诗意，未标赋、比、兴。嘉靖九年（1530），陈明采《读杜诗愚得》中的726首五、七言律诗及评语而成《杜律单注》，其中，五律587首。《杜律五言集解》中所标“单注”基本来自《杜律单注》。不过，邵氏鲜少辑录单复本中的前人旧注，而多辑录单氏自评；且基本径自辑录，置于诗后，而不将评语分置句下。如《萤火》诗,赵汸虽然收录此诗，然不作点评，邵傅即以单氏评本为补充。
单复本：○言萤火幸托腐草以生，不敢近太阳而飞，随风带雨，故未足以临书卷，有时能点客衣尔。苟十月霜雪，则亦不知所归矣。夫萤，阴物也。公托之以比小人能眩昏暗之主，不敢近圣明之君尔。因即□徐辟求，见孟耳之因因，犹托也。
邵傅本：幸因腐草出，敢（不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用囊萤故典而翻案出），时能点客衣。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萤火幸托腐草以生，其飞不敢近乎太阳，但随风带雨，然且微细，故未足以临书卷，间时亦能点客衣尔。苟十月霜重飘零，亦知何处归乎？此诗曲尽小人态，为小人者，可寻所归矣）。
单复本为末尾总评，邵傅也以总评方式辑录之，仅个别字词有所变动。
当然，《杜律五言集解》中还有部分诗歌的评语兼采赵汸本和单复本。其中，诗歌正文的随文释义部分依然以赵汸评语为主，末尾总评则辑录单复评语。如《登兖州城楼》评语，其圈前的夹行评语基本源自赵汸本，邵氏仅增加了部分名物典故的释义，如“兖州，鲁所都”、“海岱，东海泰山也”；或调整个别字词，如将赵汸本的“此联容润，俯仰千里”、“此联微婉，上下千年”改为“此联上下千里，语意宏润”、“上下千年，语意微婉”；而圈后总结性评语“诗叙事起，其言意总在第二句。言初纵目，远则云连海岱，野入青徐；近则孤嶂秦碑，荒城鲁殿。而我临眺踌躇不能去，平生怀古之意，何其多乎。古今兴丧，天地蜉蝣，达人大观，能无一慨”一段则是自单复“此诗叙事起，而大意在第二句。言纵目之初，远则云连海岱，野入青徐；近则孤嶂秦碑，荒城鲁殿。而以古意临眺结之，其所感者深矣”剪裁、修订而来。
需要注意的是，除以上径自辑录、不标姓名的情况外，《杜律五言集解》尚有多处明确标示赵、单二人姓名，表明此条评语是赵汸或单复之语。其中，大部分直接以“赵注”、“俱出赵注”或“单注”、“单阳元云”、“单古剡”等标注，如《陪王侍御宴通泉山野亭》诗：“结以旷达自释，盖羁旅之极感也。俱出赵注。”[23]《归雁》诗：“单注：‘归雁知时不忘，故主是以秋归而春来，倘旧巢未毁，会飞绕而傍主人矣。比君子知时念主也。’”[24]少数针对二人评点进行“随窃参附”式的补充点评，如《白帝城最高楼》诗：“单云：‘此叹公孙恃险，僣伪且警当世之不臣者。’愚谓：叹世者非一端，时衰世乱，内强藩，外横虏，充塞宇宙。极目四方，俱有可痛哭流涕者，故因登最高楼发之。”[25]进一步解释了时事背景和杜甫创作此时的缘由。或者将二人评点进行比对、品评，如《西郊》诗：“单云：‘出碧鸡坊’则柳细梅香，可爱。‘向草堂’则齐书减药，可乐。殊不知出坊一句只是提起作话头，乃分扯在诗内。’甚是破碎，不如赵注浑融。”[26]
综上，邵傅以赵汸本为主要集录对象，一方面是因为此前仅有《杜律五言赵注》专门选评杜甫五律[27]；另一方面或许是考虑到已刊刻流布的《杜律七言集解》已采用夹行集录诸家评语的方式，为保持《杜律集解》一书体例上的统一，邵氏遂于《杜律五言集解》中采取同样的集解模式，而以夹评为主的赵汸本显然在操作层面比较符合这一集评要求。不过，赵汸本所评诗歌数量不多，故邵傅又选单复本为补充。
（二）《杜律集解》所集其他诸家考
除去以上所占比重较大的4家评点外，《杜律集解》尚辑有“千家注”、“须溪（刘辰翁）”、“默翁（俞浙）”、“张罗峰（张孚敬）”4家评点。它们在《杜律集解》中出现的次数较少，但基本明确标注姓名。其中“千家注”所占比例较大。在传世的宋代杜诗注本中，“千家注”系列的杜集有黄鹤的《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和高楚芳辑录刘辰翁评点而成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集》3种，《杜律集解》所采评语即出自《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集》。邵傅多将“千家注”置于句下，以释古今传志、名物地理等，但又不完全照抄“千家注”内容，而是在引用之后略作评点。如《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句下云：“千家注谓：‘幕上为燕形，以系肴，犹樯鸟之类。河鱼乃水面之尘，结成者如釜生鱼也。’恐未然。”[28]邵氏虽对“千家注”提出疑问，然未作考证解释。原因在于：一是避免行文落于繁杂，“若一一举之，不惟难偏且纷。诗义博雅，君子当自类推”[29]；二是“删百家之言而阐意彰志”[30]，因此，《杜律集解》在名物考释上仅略略提及，不做细究。
“须溪”即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刘辰翁是南宋末年评点大家，其“首倡杜诗鉴赏”[31]，开启了杜诗评点之先河。辰翁批语基本保存在《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中，不过，《杜律集解》所辑“须溪”批语并非直接来源于《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而是从赵汸本中辑录而来。《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八首》其五评语中即有“赵注引刘云”之语，且邵傅仅于《杜律五言集解》中集录刘辰翁之语，故此可知“须溪”之评应是邵傅在辑录赵汸评点时，一并转辑录而来。《杜律集解》明确标引的“须溪”评语计有8条（《天末怀李白》《送元二适江左》《对雨》《收京》《玉台观》《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五）及《漫成》（其一），多以“刘云”、“须溪云”标之。
“默翁”即俞浙，字秀渊，号默翁，著有《杜诗举隅》十卷。《杜诗举隅》已佚，仅存宋濂所著《〈杜诗举隅〉序》一篇[32]。《杜律集解》辑录俞浙2条评语（《寄常征君》《雨不絕》），而这2条俱见单复《杜律单注》。由此推测，邵傅所辑俞浙评语应来自单复本。不过，除《寄常征君》一诗直接征引，不作评点外，《雨不絕》所引评语略有点评，其云：“默翁曰：‘此咏物一体也，首以本体言，次以物理言，又次以神异言，末以人事言。诗之佳处，在言用不言体，故此诗次联以下皆言用也。’愚谓此评备录，可谓咏物一助，然亦不可拘拘也。”[33]邵傅一方面赞俞浙对咏物诗章法结构的恰切分析，认为其论可为咏物诗创作或欣赏提供指导；另一方面则认为，作诗或论诗亦不必拘于格式套数。因为在他看来，杜律“句中藏字，字中藏意。翻腾典故，变化融液”[34]，故既要沉玩其“矩度精严”，又应保有“跃然诗意”。
“张罗峰”即张孚敬（1475-1539），原名璁，字秉用，号罗峰，著有《杜律训解》。此书今未见，惟张氏《〈杜律训解〉序》《再识》及《进〈杜律训解〉疏》存于《太师张文忠公集》中；而其部分评点则为张綖《杜律本义》（1条）、颜廷榘《杜律意笺》（14条）、邵傅《杜律集解》（3条）、仇兆鳌《杜诗详注》（3条）所引。邵傅明确征引其评语3次（《送路六侍御入朝》《陪李十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愁》），均直接辑录，不做点评。邵傅《〈集解〉凡例》云：“杜诗有千家注、……近张罗峰并赵滨州注，及各诗话不一”，又云：“罗峰统合诸家，考证详实而注义略陈。”[35]可知《杜律训解》在明代当有刻本，而邵傅所辑录的评语，保存了散佚评本的珍贵片断。
三、《杜律集解》之和刻本及其文化价值
《杜律集解》一书在国内鲜少刊刻，然其传入日本后即风行当时，“一再翻刻”[36]。关于这些和刻本，学界有所关注，并进行了著录[37]。不过，诸家著录较为简略，版本信息尚不全面，且馆藏情况也不明确；此外，今日本各图书馆尚藏有多种其他版本，惜学界还未关注。以下就和刻本相关问题进行详细考察。
（一）《杜律集解》传入日本考
静永健、陈翀《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著录《杜律集解》和刻本12种，其中，最早的版本是宽永二十年（1643）风月宗智刻本，为五、七律合刻。此书今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38]、大阪大学图书馆、九州大学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静冈大学图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上文已经考察，《杜律七言集解》单行本刻于万历十五年（1587）十一月左右；而《杜律集解》合刻本则刻于万历十六年（1588）“夏季闰月”，则此书传入日本可能在桃山时代（1585-1603）或江户时代（1603-1868）前期。考虑到桃山时代日本战乱尚未真正平息，且《杜律集解》刚刚成书，即刻流传至域外的可能性不高，则此书很大可能是在江户时代前期输入。也就是说，在陈学乐刻成《杜律集解》仅仅半个世纪，此书就已经传到了日本。
至于其流传路线，则可能是直接从福建传至日本长崎，然后流布京都。邵傅、陈学乐均为三山（今属福建）人，《杜律集解》亦是一部闽刻杜集。此书未见明代治杜者或藏书家提及，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仅言“闽人邵傅之《五律集解》”[39]，而正文未引，周采泉据此推断仇氏可能“仅知其书而未见”，且“国人鲜有知者”[40]。因此，虽然陈学乐称此书刻成之后备受欢迎，“业诗者争凭之作蹊径”，然其在国内的流传可能仅限于闽地。而江户时代前期日本输入的汉籍与福建是密切相关的。日本学者大庭修在《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中考察“唐船持渡书”的出版地时，提及西川如见的《增补华夷通商考》一书，称此书所列举中华十五省土产中，“提到书籍的有南京的应天府和福建省的福州府”；大庭修亦自云：“元禄初年之前，来日唐船以包括福州船在内的福建船居多。”[41]而“在整个江户时代，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仅限于长崎一港”[42]。虽然无法从文献上查证邵傅《杜律集解》传入日本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不过根据这些有限的信息亦可以推测，此书极有可能是在江户时代前期直接从福建输入日本长崎，而后在京都刊刻。
（二）《杜律集解》和刻本流传考
《杜律集解》自宽永二十年（1643）被京都书肆风月宗智加上训读符号出版后，至元禄十年（1697）的半个世纪中，大约出现了20余种和刻本。可以说，此书是当时日本的一大“畅销书”[43]，促使杜诗“风靡整个江户”[44]。以下网罗遗献，闻见毕录，裒辑此书和刻本，并略为说明其流传情况。
1.万治刻本
万治年间和刻本计有4种，其中，万治二年（1659）有田中庄兵卫刻本、京都丸屋庄三郎刻本和前川茂右卫门刻本3种，万治三年（1660）有江户刻本1种。
（1）万治二年（1659）刻本
万治二年（1659）京都田中庄兵卫刻本，为《杜律五言集解》四卷，《杜律七言集解》二卷，共六卷。花口，双鱼尾，四周双边，无界。版心刻“杜诗”。刊记“万治二亥□□八月日田中庄兵卫板”。今藏立命馆大学图书馆。此外，还有万治二年（1659）京都丸屋庄三郎刻本，书名作《杜律集解》，六卷。今藏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二松学社大学图书馆。万治二年（1659）京都前川茂右卫门刻本，书名作《杜律集解》。今藏九州大学图书馆。
（2）万治三年（1660）刻本
书名作《杜律集解》，六卷。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无界，半页8行，行17字。五律卷前首载陈学乐《刻〈杜工部五言律诗集解〉序》，次《杜律五言目录》；七律卷前首载陈学乐《刻〈杜工部七言律诗集解〉序》，次《杜律七言目录》，次邵傅《〈集杜律七言注解〉序》，次《集解凡例》，卷后附方起莘“跋”，末有“万治庚子（1660）”字样。今藏日本公文馆。
2.宽文刻本
宽文年间的和刻本现有6种，大约分布在宽文四年（1664）至宽文五年（1665）、宽文十年（1670）至宽文十三年（1672）两个阶段。
（1）宽文四年（1664）-五年（1665）中野道也刻本
书名作《杜律大全》，十二卷。其中，《杜律五言集解大全》八卷，《杜律七言集解大全》四卷。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无界，半页9行，行20字。五律卷前有陈学乐《刻〈杜工部五言律诗集解〉序》、《杜律五言目录》。刊记“宽文五年（1665）乙巳林钟吉祥日书林堂中野氏道也新刊”。七律卷前陈学乐《刻〈杜工部七言律诗集解〉序》、邵傅《〈集杜律七言注解〉序》、《集解凡例》、《杜律七言目录》，卷后附方起莘“跋”。刊记“宽文四年（1664）甲辰林钟吉祥日书林堂中野氏道也新刊”。
静永健、陈翀《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著录此版：“宽文五年（1665）书肆不明。书名《杜律集解大全》12卷。立命馆大。”[45]然由其刊记推知，中野氏道也应于宽文四年（1664）先刻《杜律七言集解大全》，后于宽文五年（1665）再刻《杜律五言集解大全》，此版当著录为：宽文四年（1664）-五年（1665）中野道也刻本。今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立命馆大学图书馆。
（2）宽文五年（1665）上村次郎右卫门刻本（小本）
今藏九州大学图书馆。
（3）宽文十年（1670）前川茂右卫门刻本（鳌头注本）
书名作《杜律集解》，六卷。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无界，半页9行，行16字。刊记“宽文拾年（1670）庚戌仲冬吉辰/洛阳书林/前川茂右卫门开板”。今藏京都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九州大学图书馆。
（4）宽文十年（1670）-宽文十一年（1671）丸屋庄三郎刻本（鳌头注本）
书名作《杜律集解》六卷。今藏关西大学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
（5）宽文十年（1670）-宽文十二年（1672）刻本
书名作《杜律集解》，宇都宫由的标注，六卷。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无界，半页9行，行16字。五律卷末有宽文十二年（1672）壬子三月宇都宫由的之“跋”，七律卷末刊记“宽文拾年（1670）庚戌仲冬吉辰/洛阳书林/前川茂右卫门开板”。推测此版亦是先刻《杜律七言集解》，后刻《杜律五言集解》。今藏九州大学图书馆。
（6）宽文十三年（1673）油屋市郎右卫门刻本
今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东北大学图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滋贺大学图书馆。
3.天和、贞亨刻本
这一阶段的和刻本较少，天和年间仅有天和三年（1683）刻本1种，贞亨年间则有贞亨二年（1685）井上忠兵卫刻本和贞亨三年（1686）京都西村市郞右卫门西村半兵卫刻本2种。
（1）天和三年（1683）刻本（旁训本）
此版为《杜律五言集解》四卷《七言集解》二卷。今藏宫城县立图书馆、饭田市立中央日夏耿之助文库、关西大学图书馆。1975年日本汲古书院据之影印，收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诗集成》第2辑。
（2）贞亨二年（1685）井上忠兵卫刻本（新版改正本）
书名作《杜律集解》，六卷。白口，双鱼尾，四周双边，无界，半页9行，行19字。封页题“新版改正/杜律集解”。五律卷前有陈学乐《刻〈杜工部五言律诗集解〉序》、《杜律五言目录》；七律卷有前陈学乐《刻〈杜工部七言律诗集解〉序》、邵傅《〈集杜律七言注解〉序》、《集解凡例》、《杜律七言目录》，卷后有卷方起莘“跋”及刊记“贞亨二乙丑年（1685）六月吉辰”。今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47]、台湾“中央”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九州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名古屋大学图书馆、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1974年台湾大通书局据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影印，收入《杜诗丛刊》，然误标为“元禄九年（1696）刊本”。
（3）贞亨三年（1686）京都西村市郞右卫门西村半兵卫刻本
书名作《杜律集解》，六卷。白口，双鱼尾，四周单边，无界，半页10行，行18字。卷末有“贞享第三龙集丙寅/春正月既望/京三条通/西村市郎右卫门/江戸神田新苇屋町/同半兵卫重刊”字样。今藏国家图书馆、日本二松学社大学图书馆。
4.元禄刻本
元禄年间有4种和刻本，除元禄七年（1694）西村市郎右卫门刻本外，其他3种无论题名还是内容，皆有较大改动。
（1）元禄七年（1694）西村市郎右卫门刻本（音注本）
今藏广岛大学图书馆。
（2）元禄九年（1696）神雒书肆美浓屋彦兵卫刻本（鳌头增广）
书名作《杜律集解》，六卷。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无界，半页9行，行20字。五律卷前载陈学乐《刻〈杜工部五言律诗集解〉序》、《杜律五言集解目录》。七律卷前载陈学乐《刻〈杜工部七言律诗集解〉序》、邵傅《〈集杜律七言注解〉序》、《集解凡例》、《杜工部年谱》。卷后有方起莘“跋”、元禄八年（1695）宇都宫由的“跋”。刊记“元禄九年（1696）龙集丙子季秋榖旦神雒书肆美浓屋彦兵卫绣梓”。今藏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48]、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49]、日本公文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大阪大学图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1975年日本汲古书院据关西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收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诗集成》第3辑。
（元禄九年[1696]神雒书肆美浓屋彦兵卫刻本）
（3）元禄九年（1696）井筒屋六兵卫刻本
书名作《改正杜律集解》，六卷。单鱼尾，四周单边，半页8行。刊记“元禄九丙午年（1696）林钟日井筒屋六兵卫板”。今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名古屋大学图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
（4）元禄十年（1697）美浓屋喜兵卫风月庄左卫门刻本
书名作《杜律集解详说》，十七卷。目录一卷。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无界，半页10行，行20字。卷首有《刻〈杜工部七言律诗集解〉序详说》、《刻〈杜工部五言律诗集解〉序》。卷末有元禄十年（1697）宇都宫由的“跋”。刊记“华洛书林/美浓屋喜兵卫/风月庄左卫门”。今藏天理大学图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九州大学图书馆。
5.其他刻本
除以上诸本外，尚有3种和刻本未标明确切的刊刻时间。不过，据各图书馆著录，其均为江户时代刻本：（1）大阪大学图书馆藏本，著录为“杜律集解，五言，四卷（存1卷）”。可知，此书为残卷。（2）九州大学图书馆藏本，书名作《杜律集解》。四周单边，无界，半页9行，行16字。（3）大阪大学图书馆藏本，书名作《杜律集解详说》，七言五卷，五言三卷。
综上所述，《杜律集解》和刻本始于宽永年间，盛于万治、宽文年间，并延续至贞亨、元禄年间。元禄末年，《杜律集解》的出版风潮才落下帷幕。此书在江户时代的和刻本共计21种，可以看出其盛行当时。静永健已指出，正是因为《杜律集解》各种覆刻本和增订本的问世，才“直接导致杜诗大流行”，而杜甫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偶像”，并在日本知识阶层中得到了一定的地位。[51]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部分当代学者眼中，《杜律集解》被斥为“仅仅是一部通俗读物而已”[52]，且“无甚优异”[53]。然若将之置于十七世纪东亚文化嬗变的时代潮流中便会发现，在印刷技术革新，出版业发达，文化下移，“通俗诗学”盛行之时，这类“通俗读物”恰恰承担了文化普及和传播的责任。《杜律集解》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行与张性《杜律演义》（即旧题虞集《杜律虞注》）在明代的盛行一样，二者都因为诠释简洁切当、详明流畅而备受中下层知识分子或初学者欢迎，故刊刻成风。[54]而邵傅《杜律集解》又取材于诸家杜律评点本，在原本相对简明的评点基础上进一步熔裁，成为一部“剪裁颇简当”[55]的杜律集评本；传至日本后又被加上了和训符号，无疑更迎合了江户时代的汉籍市场，静永健即称其“赶上了十七世纪后期日本这一时期文化转型的时代潮流”[56]。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通俗读物”的一些杜诗评点本，在杜诗接受与传播的历史进程中亦有其独特之贡献。
四、余论
综上，《杜律集解》一书是由两部书稿拼合而成，《杜律七言集解》部份以赵大纲《杜律测旨》为底本，以《杜律虞注》为补充，乃邵傅“自青衿至皓首，沈玩既久”而成；《杜律五言集解》部份以赵汸《杜律五言赵注》为底本，以单复《杜律单注》为补充，是邵氏晚年“杜门扫轨，几八月而汇就”。一方面，“成书一慢一快，正可看出邵傅钻研时日之久与功力之高”[57]；另一方面，正因用时不一，故两部书稿的集解面貌略有差异，即《杜律七言集解》部分熔裁颇为精妙，而《杜律五言集解》部份则略显草率。
邵傅自称其著《杜律七言集解》乃“缉千狐之腋”、“错九鼎之羞”、“约百家之注”[58]，此言虽有夸张之嫌，不过这部份集解确实较为细致。譬如《暮归》诗，邵氏虽直接辑录虞本评语，不过他将虞本评语中的“阙舟楫”、“鹤栖”、“乌啼”、“月皎皎”、“捣练”等较为零碎的释义剪辑出来，分置句下，而将主旨阐说集于诗后。可见邵傅在辑录过程中，尤其在辑录诠释诗旨的评语时，十分注重行文之完整。又如《宿府》诗，赵大纲本评点道：“自语，言无对语者。井梧寒，则秋将暮矣。蜡炬残，则夜将阑矣。斯时也。闻角声之悲，而谁能听之。”而邵傅修订为：“自语，无人共语也。梧寒，秋暮矣。炬残，夜阑矣。闻角声之悲，而惟自语。”对比可知，邵傅所集更为简洁明快。
至于《杜律五言集解》部份，则有的诗歌评语剪裁颇为高明精妙，有的则略显随意。如《登兖州城楼》评语，除辑錄赵汸、单复评语外，邵傅尚在单复所评“以古意临眺结之，其所感者深矣”之后追加“古今兴丧，天地蜉蝣，达人大观，能无一慨”一段内容，旨在解释单复“所感者”。其所增内容不仅具体而微，且所寓情感苍凉豪宕，超然深沉，与诗歌意脉契合，颇能引人深思。而《萤火》一诗的评语则略显随意，邵氏变单复评语“不敢近太阳而飞”为“其飞不敢近乎太阳”，变“则亦不知所归矣”为“亦知何处归乎”，调整之后的文字不仅佶屈聱牙，且语意晦涩沉滞；至于最后所增“为小人者，可寻所归矣”一句，更有些不知所云。
总体而言，《杜律集解》不仅荟萃诸家评点于一个文本中，提供多种评点，便于后人对比研习，亦为保存旧注做出了贡献；且其所集评点多出自元明杜律选评本，此与元明杜律选评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相呼应的联系，所以这一集评本充分地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更为重要的是，邵氏采用熔裁式的集评方式，即根据个人的去取标准和审美旨趣熔意裁辞，去芜存精，使此书成为一部简明平实的通俗读本，在通俗诗学盛行的时代，推动了日本的杜诗接受和中国古典文化的域外传播。因此，《杜律集解》无论在杜诗批评史上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自有其独特的地位与价值。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历代杜律选评本研究”（项目编号：2019M652946）；广东省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元明杜律选评形态及其演变研究”（项目编号：GD19YZW03）成果。
注：本文发表于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4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汪欣欣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