峄县“吉兴典”当铺

峄县“吉兴典”当铺有数百年店史。店主刘氏，原籍山西省，其先人不知名字，来峄县的年代亦不详，至刘尔素始知其名。刘尔素的儿辈，不知其名，孙辈共4人，邑均以刘老大、刘老二、刘老三……呼之。刘老大主持当铺，中年夭亡无嗣，由其四弟袭之主事。刘老四娶妻三房，原配不知姓氏，二房王氏生一子名成锡，三房冯氏生一子名成勋。

据说，刘氏发迹始于明末。当年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后，叛将吴三桂勾清兵入关，闯王不支败走，行前搜罗了皇宫里的大量金银财宝。至山西洪洞县因清军追赶急迫，丢弃的部分辎重被刘尔素先人所获。于是刘家以此资本，先后在山西、山东、安徽等地开设了多处当铺。此后，生意越做越大，财产愈积愈多。到了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刘氏在外埠开的当铺已达18处之多，仅山东就有济南、济宁、滕县、沂州、峄县5处。

刘氏在峄邑堪称富翁巨贾，它与邑内首富、清进士王宝国的“恒兴钱庄”并驾齐驱。“吉兴典”资本雄厚，建筑规模宏大，有住宅楼5幢，营业楼3幢，死当部“兴泰栈”一座，占据了城区最繁华的半条街。除此之外，在城外农村，还有3处庄园，拥有土地30多顷。每年收的地租连同当铺利润大都解回山西老家。

（民国当铺复原图)

“吉兴典”当铺分活当、死当两种：即人们遇有天灾人祸或其他原因，造成经济拮据，借贷无门，不得已将其珍贵物品、家具、农具、衣物等典押给当铺，当铺一般低于其物实价3成付款，出具当票。当户必须在10个月内将其典押之物赎回，缴纳3分利息，此曰活当；超过10个月不赎者，当票作废，典押物由当铺全权处理，此曰死当。

“吉兴典”当铺采用劳资合营方式，即刘氏财东出钱，总掌柜的承揽经营，按资六劳四分红，店里的一切开支均由总掌柜的负担。

该当铺有职员200多人，其中掌柜、账房先生、外交师爷等高级职员50余人。职员分7个等级，依次是：总掌柜、大掌柜、二掌柜、外交师爷、大伙计、二伙计、跑堂的和下脚工。

知道的总掌柜有4位，第一位为李三麻子，第二位为李步瀛（李三麻子之子），第三位为王老七，第四位为范老五。

“吉兴典”当铺与官府来往甚密，除财东总掌柜的经常走动外，外交师爷专司其职。一旦遇有麻烦，便借助官府声威排忧解难，遮风挡雨，欺压、鱼肉百姓。官府除收受当铺的贿赂外，有时也敲竹杠。为此，曾闹出一桩人命案。光绪十年（1884年），县衙账房先生、知县朱永康的侄子谢石命差役抬着一只加盖县衙封条的大皮箱，到吉兴典出当，要价800两银子，声言是贵重珍宝，太爷亲手加封，不准打开检验。当铺深知有鬼，请王宝天进士的老太爷日智从中斡旋，付银400两。待谢石走后查验全是砖头瓦砾。对此，吉兴典具呈上告山东巡抚衙门。抚台派大员高廷栋来峄查处，结果被谢石设计谋杀。事发后朱永康以高“疯戕自刎”呈文兖州府。知府摘了朱的印绶，命其暂时代理县事，同时具文报省。抚台提审一干人犯，朱供认系侄儿作案，自负管束不严之罪，被判15年徒刑。高廷栋的侄子熙喆是翰林，在京为官。得知叔父被谋杀案后，和在京的同乡联名奏本，弹劾朱永康纵侄诈财，并指使其侄戕害巡抚衙门大员。皇上敕令山东巡抚“彻底根究，不得徇情回护”。抚台奉旨，复审此案，改判死刑。

“吉兴典”的职员，在生活上有严格的区别。通常高级职员享受台席（16首菜）；一般职员68个菜，荤素各半；杂工荤素各12个。主食全是细粮。财东一家人，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高级裘皮罗纱，出入车马迎送，过着灯红酒绿，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

“吉兴典”从清朝咸丰末叶至光绪年间是鼎盛时期，其资本有多少无可考，但人所共知的48两白银铸成一只的元宝存有一库房。至民国四五年间尚称可观。此后，军阀混战，兵连祸结，社会动乱，各派系军阀横征暴敛，强取豪夺，民穷财尽。生意逐渐萧条。到了民国11年就被迫停业了。

（本文选自山东文史集萃，作者郭允生，由孙晋矩整理，峄城区政协供稿，薛水居配图码字转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