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夏天我就一个人生活在诺弗勒，大量饮酒。到周末才有人来。一个星期，我就一个人住在一座大房子里，在这样的情况下，酗酒自有其涵义。
饮酒使孤独发出声响，最后就让人除了酗酒之外别无所好。饮酒也不一定就是想死，不是。但没有想到自杀也就不可能去喝酒。靠酗酒活下去，那就是死亡近在咫尺地活着。
狂饮之时，自戕也就防止了，因为有这样一个意念，人死了也就喝不成了。起初，我是逢有节庆日才喝酒，开始是喝几杯葡萄酒，后来喝威士忌。后来，在四十一岁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他的确是爱酒的，他每天都喝，喝得适度。很快我就把他超过了。
这样，持续有十年之久。一直喝到肝硬化，吐血。我有十年停止不再喝酒。这是第一次。后来我又开始喝，过后我又停止不喝，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烟也不抽了，只是在又开始喝酒的时候烟又抽起来。因此第三次我中止喝酒。
我从来没有吸过鸦片，也没有服用过大麻。我曾经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制剂有十五年时间，麻醉品我从来没有用过。开始我喝威士忌、苹果烧酒，这类我叫做淡而无味的酒，还有啤酒，韦莱马鞭草酒——据说对肝脏尤其有害。最后我开始喝葡萄酒，而且喝起来从不中断。
酒一经喝上，我就成了一个女酒鬼。我就像一个酒鬼那样接连不断地喝。我喝得把所有的人都抛在后面了。我开始在晚上喝，后来中午也喝，再后来早晨也喝，以后在夜里也喝上了。每天夜里喝一次，后来是每两小时喝一次。我从来没有用过别样的麻醉品。
我早就知道，如果我逞英雄逐步升级，那将是快速的。我总是和几个男人一起喝。酒精一向是和性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酒使它辉煌灿烂，因此它是不会溶解消散的。不过这是在精神上。那种快感的实现，酒可以取而代之，但不能代之而行。有性迷狂的人一般并不是酗酒者。
酗酒者，即使是“属于污水沟的水平”，仍然还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如今已经是一个比资产阶级更有其知识的阶级，也有酗酒的倾向，全世界都是如此。体力劳动无疑是男人所从事的工作，这种工作让男人直接诉之于思考，所以也倾向于饮酒。请看看思想史便可以知道，酒精促使人说话。这就是那种所谓精神性之所在，甚至可以达到逻辑性精神错乱的境地，这也是理性试图去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公正统治一切”、一直到迫使人发狂——理性一向是以同样的失望而告终。一个酒鬼有时粗鲁，但极少是猥亵的。他有时愤怒，杀人。当他喝得过量，他可能又返回生活恶性循环的开端。有人说到幸福，说那是不可能的，但他知道这个词语意味着什么。
人们缺少一个上帝。人们在青年时期，一旦发现那是一个虚空，又对之毫无办法，因为那本来就是子虚乌有。
醉酒于是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间不可移动的运行，对你来说，还有那痛苦挣扎所在地专有的那种默无声息的冷漠。一个喝酒的男人就是行星际的人。他在行星际空间移动。他守候在那里。
酒不可能提供什么慰藉，它不能充实个体心理空间，它只能顶替上帝的缺失。它不能安慰人。相反，酒能在人的疯狂之中将人强化，酒能把他转移到至上的境界，人在那里就可以成为他的命运的主宰了。
酒对于人的这种功能，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是创造幻象，在其中，任何人的存在，任何女人，任何诗，任何音乐，任何文学，任何绘画，都不可能代替酒。酒在这里取代了创造。酒对于信仰上帝和不信仰上帝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这样起作用的。酒是贫瘠的。
人在沉醉之夜说出来的话语白昼到来就随同黑夜一起归于无有。沉醉什么也不创造，沉醉在话语中是行不通的，它使智力昏暗，使心智沉眠不醒。我在酣醉中说话。幻象是完整的：你说出的事，没有人再去说它。酗酒并不创造任何可留存的东西。那是一阵清风。像话语一样。我曾在醉酒中写作，我有能力使沉醉采取尊重态度不要让我感到酗酒之可怖。我从来不喝得烂醉如泥。我从来不快速狂饮。我不时地喝，不喝到昏醉，沉酣不醒。我从人世中退身而出，可望而不可即，但并不喝成酩酊大醉。一个女人喝酒，那就像一个动物、一个小孩喝酒一样。酗酒因为是女人，因而引起公愤，成了丑闻：一个酗酒的女人，那是罕见的，也是严重的。无异是冒犯神圣。在我周围，我就见识过这种公愤。为了表示有力量公开对抗，譬如说，夜里只身一人去酒吧，我经常须在喝过酒之后才这样做。对什么人说，你喝得太多了，永远是为时已晚，太迟了。“你喝得太多”。这样说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是牵强的，令人不快的。谁是酒鬼，他本人根本不知道。在百分之百的场合下，人们听到这样的消息，都认为是一种冒犯，他说：“你对我说这个，那你是对我心怀不满。”至于我，对我这样说，可我早已病入膏育不可救药了。在这里，我们都处于根本不容许动一动的空间范围之内。人们听任许许多多人死去，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我相信服用麻醉品不存在这种引起公愤的事。毒品完全把服用毒品的个人从人类隔绝开来。毒品并没有把一个人抛到外面去，丢弃在街上，也没有促成一个无处栖身的流浪汉。酗酒，那倒是在街上，在收容所，还有其他许多酒鬼。服用毒品，为时很短，很快就死掉，患上失语症，无声无息，紧闭门窗，僵在那里不动。不喝酒，就得不到任何慰藉。自从我不再喝酒，我对我曾经酗酒总是怀有体恤之情。我的确喝过好多好多。后来他们跑来帮助我，这时我就讲我的故事，喝酒的事，我闭口不谈。很简单，简单得简直让人无法置信，真正酗酒的人，无疑是最单纯的人。处在这样的境地，假装痛苦那才是痛苦。流浪汉并不是不幸的，说这种话未免愚蠢，因为他们从早到晚十足24小时都在酩酊大醉之中。他们所过的生活，除开大街，便无处可活。1986年至1987年冬季，他们宁可面对死亡、严寒的危险，也不愿去领取收容所过夜发放的一公升红葡萄酒。人人都在研究他们为什么不愿进收容所，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最难熬的并不是夜里的几个小时。如果患有顽固性失眠症，那显然最为危险。家里不应存有一滴滴。有一类酗酒者仅仅是从喝一杯葡萄酒开始，我就属于这一类。我可不知道医生给我戴了一顶什么帽子。那就好比一座发电厂在运转中，一个酗酒者的人体，仿佛各个不同部分由人身全部连结起来组成整体。脑居于首位，这就是思想。首先是在思想上，其次是身体，他认为那就是幸福。因为有所得，于是，一点一点渗入吸收，于是，上路——是这个词：上路了。一段时间过去，就会有所选择：一直到无知无觉，主体正身丧失，或者停留在幸福初露端倪的状态之下。每一天，都可以说是死去了，又可以说还活着没有死。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法国作家、电影编导。出生于越南，在西贡读完中学，18岁回到法国，在巴黎大学获法学学士、政治学学士学位，后在法国殖民部担任秘书。二战爆发后，她投身抵抗运动，加入过法国共产党。1943年发表了处女作《厚颜无耻的人》、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3年《塔基尼亚的小马群》、1984年以小说《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杜拉斯也是法国电影“左岸派”的杰出代表，编写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和《长别离》风靡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