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茂：法律可以从文学得到什么？
法律界当然有许多悲悯的情怀，但我相信有更多得理不饶人的狭隘心灵，离开了法律的话题，生命就变得极其空洞与乏味······文学教人向内观照，可以使生命状态开阔，使狭隘心灵有救体的可能。
除了数理逻辑以及音乐、美术、雕刻等艺术范畴之外，绝大部分的知识都要藉由文字表达，法律尤其如此。
某些以自然科学为师的社会科学 如经济学或犯罪学 ，虽然企图将知识数学化，但也不能摒除文字的运用。
法律既是社会活动的规范，应该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照理说，法律知识应也最能扣动人心。
可是我们所知的法律，艰涩难解，不但常常使法律初学者惊怖，使法律圈外人裹足不近，甚至使各法律领域之间交流困难。
法律文字所以难解，可能有人将其归之于法律的逻辑性与抽象性。但这不能当成借口。
任何一门知识都有逻辑，包括音乐也有逻辑，逻辑不是法律所独有。
抽象观念也不是法律独有，形上学与佛学的抽象性更高，但只要不是文字缠绕不清，都足堪阅读。「苏非的世界」处理西方哲学史，却能普世遍传，就是凭著作者亲切动人的笔触。
抛开内容不说，法律论述的令人难以下咽，恐怕来自于缠绕的叙述风格。
包括解释文、判决书或学者的宏论，看似文言，可是论述者的灵魂未必在古典里浸泡过，最多也只能将白话文“的”一字，改成“之”而已。
遇到说理捉襟见肘，就干脆躲藏在奇怪的文言里，例如：“不得不谓其非无责任”。
拒用文言而使用白话，就可以亲近读者吗？
依我看，纯粹的白话如果使用得当，逻辑性可以更强，更无可躲避说理的窘境，但是白话的使用也可能更加缠绕、诡议、迷雾重重；字字清楚，可是字句相连却成了幼儿学语！
文字的清楚亲切与简洁流畅，关键不在于文言或白话，也不在于文白互用，而在于作者的态度与技巧。
技巧不是浑然天成，而是逐步的学习训练。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助于字句的锻炼，阅读散文与小说最能直接提升文字的表达。
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现代小说如老舍、钱钟书、白先勇、王度卢、金庸、李乔的作品，细细品味，除了可以洗刷灵魂之外，都大有益于法律文风的表现。这一点，我自己有深刻体验。
阅读文学作品还可以培养胆识，不受制于法律圈内某些毫无道理的论述风格，也不受制于外国的幽灵。
我所见的很普遍的法律论述风格是，十数行或数十行的长话，未标句点。长句几经转折，句中不见标点，有劳读者来回思寻，自行分段，至于将要窒息断气。
法律圈还有一种奇特风格，在论述里夹杂大量德文，几乎到了泛滥的地步。
连比例原则、法治国原则、法律保留、人性尊严等等，这类人人熟知的概念亦掺杂德文，彷佛德文可以把文章的价值垫高。
再来就是附注里大量的不必要的外文。例如，“构成要件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灵魂”乃常识也，论者却必须在附注里加上若干德国刑法学者的著作，以壮声势。
学者自诩为知识分子，以能够独立思考而顾盼自雄，遇到常识却仍须借外国人的嘴巴说话。
法律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大概是“比较法学研究”，必须大量参照外国文献，也因此必须摘译外文。法律论述如果有不忍卒读，往往也由此而生。
法律人不能将法律观念的抽象当成借口，让自己的译文如同难以啃咬的发霉硬面包。
文学作品要处理的中外文的互译，其困难不会小于法律。我在余光中的散文集读到一段译语，可供惕励与学习。余光中称诗与散文是他的双目，诗与散文的表现固不相同，但可以相互辉映。
他引了美国诗人佛洛斯特的话：“my two eyes make one in sight”，译之如下：“双目合，视乃得”。原文的押韵与含意，都兼顾了。
余光中的博雅与才性自非常人可比，但法律人忙里偷闲咀嚼一些美文，应该可以稍加改善论述的难以卒读。
小说的基调是人物的对话，不同人物有其各自的说话语调。红楼梦的主要角色是官宦世家的儿女，基本上对话内容典雅，可是奴仆之间的对话不可能如此，曹雪芹写奴仆的对话，自然用了极其粗鄙的语言。这种对话翻译成外文，是很大的挑战。
白先勇的小说被翻译成许多外文，有一群精通中英文的翻译小组负责其事。一篇小说译成英文后，白先勇觉得书中要角仆婢的说话走味了，希望全书重译。小组几经研讨，决定以美国南方黑人的语调翻译，果然气韵生动起来。
白先勇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写早年上海的十里洋场，白先勇为主角取名金兆丽，顾名思义是一绝代风华女子。
这小说翻译时遇上的第一件困难，是如何将金兆丽传神的改译英文。后来乔志高建议翻成Jolie King，抓住了金兆丽这名字的神韵。Jolie 是法文，意为美丽。
好的文学作品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费神推敲，文学工作者的精神其实也值得法律人借鉴。法律论述的翻译只要掌握意义，大致已经足够，文学作品的翻译却需要斟酌更多。
法律论述摘取外国文献，原非可以避免。理由很简单。所有法律都涉及国家权力的发动，刑法、行政法更是如此：法律最幽微之，也正是国家权力发动的最后依据究竟何在。
儒释道的文化传统，不能提供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思考资源，西方的文化传统擅长处理这项主题，累积的素材相当可观，所以足堪摘取。
不过，摘取西方的法律文献，必须避免受制于外国幽灵，不可中文语法以及识见全受支配。
高行健在一篇谈文学与玄学的文章所说的一段话，值得法律人警惕：
我也难以忍受另一种欧化的汉语，将西方语言的词法和句法不加溶化，生搬硬套纳入汉语，弄得不堪卒读。
首先来自一些粗糙的译文，随后又进入到不少文学作品中去，竟被不懂西方语言的某些论者加以提倡，误认为是现代文风，连病句和文理不通也当作新潮，海阀天空，加以诠释。
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有这种毛病。
从文学当中习得语法文字的运用，只是末节，最重要的是习得敏锐与同情，丰富生命。
文学所呈现的意境，才是精触。这意境是电影难以表达的，也很难由旁人的叙述而完整的呈现，读者只能自己领会。
「红楼梦」写荣宁两府的富丽排场，再写两府的逐渐倾颓，终于败落，使人深深体会，人们贪享的不过是瞬息繁华。全书表达的大幻灭，就是佛家“空”的思想。
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写武功已臻化境的张三丰：“胸怀空明，早已不荣万物”，这正是专气致柔，所以能婴儿了。
人的意念如同狂坠的瀑布，一个念念相续的人，却可以做到婴儿一样的不荣万物，那就是“虚其心”了。虚者，是用之不尽的，是一切事物的终极根源，所以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孔子所说的生命至高境界是一种心无挂碍的自在，与佛道所说原是一致。心无挂碍，胸怀空明，所以能够越出种种牵缠，生出隔离的智慧，有其至极的敏锐与旷达。
文学当然不只是表现佛道思想，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表达基督的博爱思想。罗曼罗兰将米开兰基罗、贝多芬与托尔斯泰三个人物融化成「约输克利斯朵夫」，写德意志与法兰西两个集体心灵，写约输克利斯朵夫的诞生、成长、生命坎坷、蜿变与死亡。
鲁迅的「阿Q正传」写一个低卑小民处处遭人欺凌羞辱，无力抵抗，只能以精神胜利法转化 阿Q心想，不孝儿子总是欺侮爸爸 ，这个阿Q其实是指整体中国人。
文学要抒发的情感极其多样，所要体察的客观世界也极其辽阔。
文学的双轴是体物与缘情，这也正是法律的内容。刑法里因果关系的归咎、正当事由的寻找、罪责的评价 可非难性、期待可能性 ，都要精微的体会生活经验，合乎中道的把握人心，才能引发互为主观的共鸣。
文学呈现生命中的种种难题，让人养成安静对晤的心性，醒酿敏锐的思绪，这可能使法律思索得到更高进境。
文学对法律人更重要的意义，还在生命状态的转化。法律的基础是权利，德文的 Recht 具有双重意义，既为“权利”亦为“法”。
权利向外追求，单一的接触法律这个学门，生命状态终将不自觉的僵硬，所以法律人也需要向内探索。
法律界当然有许多悲悯的情怀，但我相信有更多得理不饶人的狭隘心灵，离开了法律的话题，生命就变得极其空洞与乏味。甚至于学术文章写的是人性尊严与基本权利，但却根本没有心肝。
文学教人向内观照，可以使生命状态开阔，使狭隘心灵有救体的可能。
✲ 本文来源于「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0月版，作者林东茂
林东茂，中央警察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现为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