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宏泽广惠——白描《天下第一渠》连载之【上篇】第十章（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文/白描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书名：《天下第一渠》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820号
作者：白描
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明初，关中历经兵燹之后，都邑残颓，人口稀少，经济凋敝，亟待恢复。
唐末五代以来，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关中转移到中国东部，但明以前曾经有十多个王朝在关中建都。关中山川环抱，可以作为险阻，战略优势仍在；关中有渭河、泾河、洛河等灌溉水源，河流纵横，历史上农业发达，可以储粮养兵，经济上的优势不容小觑；关中人烟稠密，民尚耕战，平日可以定居为民，战时可以执戈为伍，是为关中地位的社会基础。关中的重要地位，明王朝自有清醒的认识。明王朝建立之初，监察御史胡子祺曾力主明王朝建都关中。他上书朝廷言:“天下形势之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厚，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不堪。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守。洛阳周公尝卜之，周、汉尝迁之，然嵩、邙非有肴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可以绵宗社之义举，天下莫若关中也。”明王朝最终虽未建都关中，但对关中的地位是很看重的。
对于陕西的灾荒，朝廷倾力救济。《明太祖实录》记载：“时关中既附，民饥，上闻之，命户给米一石，继又命赴孟津仓，户给米二石。”《明太祖实录》中有一段洪武七年三月的记载：“以陕西军饷不给，命户部运陕州米麦二万石于渔关，漕运司粮二万石于孟津、二十万石于陈桥，以备转输。”当时，陕西经济不如河南，中原地区的经济实力又远不如江淮。朱元璋在陕西推行“休养生息”措施恢复社会经济，奖励屯垦，劝种农桑，救荒赈济，免租赋缓徭役，发展经济作物，鼓励和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除此之外，还重视修复和发展关中的水利事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关中基本上改善了元末留下来的残败局面，走上发展的道路。
明代关中地区一项大的水利工程，就是引泾灌溉工程的整治与修建。而这项工程，自太祖洪武年间第一次整治，到宪宗成化年间第六次修渠，历经八帝一百一十二年方才告竣。
▲历代引泾石碑林（徐峰 摄）
元代修的王御史渠，至明初渠堰圮毁壅塞，灌溉之利锐减。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朝廷命长兴侯耿炳文督工疏浚，恢复了泾渠引水灌溉功能，泾阳、高陵等五县的田亩由此获利。此为第一次整修。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又因渠堰圮坏，再由长兴侯耿炳文与工部主事丁富等人主持修筑，大约用了五个月时间，修筑渠堰103668丈，是为第二次。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由于洪渠堰不断经受洪水冲击，多处渠段毁坏，地方官以实情呈报朝廷，朝廷遂命亟加修葺，以恢复灌溉之利，是为第三次。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因浙江归安知县华嵩山言洪堰因前营修未能彻底，请求朝廷派员重加疏浚。宣宗从其请，于是年发动泾阳、三原等五县民及西安等卫所军士协同用工，对洪堰工程进行了第四次较大规模的整修。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又对泾渠进行了第六次修建。这次修建工程议于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开工于成化元年（1465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竣工，历时十八年，是明代历次引泾工程中用工最多、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实现灌溉效益最好的一次。
在张家山历代引泾碑群里，现存年代最早的是明代《新开广惠渠记碑》《记事之碑》和《重修广惠渠记碑》。前两通古碑同时撰文立石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均由项忠撰文，前者由张莹书丹，后者由严宪书丹。《记事之碑》是对《新开广惠渠记碑》的补充说明。《重修广惠渠记碑》由彭华撰文，戴珊书丹，立石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又是对前两通碑文的补充，是对广惠渠修筑过程的完整记录。
广惠渠，是明代第六次引泾灌渠工程所修建的。
天顺八年（1464年），陕西巡抚项忠向朝廷奏请：“泾阳之瓠口郑、白二渠，引泾水溉田数万顷，至元犹溉八千顷。其后，渠日浅，利因以废。宣德初，遣官修凿，亩收四三石。无何复塞，渠旁之田，遇旱为赤地。泾阳、醴泉、三原、高陵皆患苦之。昨请于泾水上源龙潭左侧疏浚，讫旧渠口，寻以诏例停止。今宜毕其役。”成化元年（1465年），项忠奉朝廷指令开始施工。泾渠引水，历代最大的工程在于渠首。项忠召集泾阳、醴泉、三原、高陵、临潼五县民夫，打隧洞穿透小龙山、大龙山。山中石顽如铁，极难掘进。石洞中难见天日，洞顶泉水滴沥，脚下阴湿寒冷。工匠入洞需借助篝灯光亮，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用炭炙醋淬的办法，寸寸开凿，日进不足尺许。洞中作业面极为狭窄，洞深达百余尺，浅处也在50—60尺，宽仅4尺，屈伸仰俯极不方便，以致渠成而官民之力尽竭。据项忠统计，共计用工866124工日；用铜19349斤10两，铁26043斤10两，木炭1939879斤，石炭2673石4斗5升，施汤米250石，石灰1009石2斗，麻2100斤，清油4090斤；支官银1944两4钱9分2厘9毫；动用官仓粮6380石7斗。除各县派出役工外，雇用专业工匠2860人，其中有石匠686人，铁匠125人，木匠39人，正夫648人，杂夫222人，伙夫158人。至成化四年（1468年），工程未完，项忠被召回朝廷。第二年，项忠西征甘肃经过陕西，命陕西官员继续督工修建。待胜利归来，将修渠成功的事刻石铭记，命名为“广惠渠”，实际上其时渠道并未开通。
成化十二年（1476年），陕西巡抚右都御史余子俊继续施工，在大龙山隧洞开凿五个支洞采光，疏通渠道曲折浅狭之处。兴修一年多，余子俊调任兵部尚书召回京城，又再度中止。
到成化十七年（1481年）二月，由副都御史阮勤再次兴工。阮勤考虑到以前工程费用大都靠向百姓征收水利赋税，而今百姓未获水利再向他们征税，恐怕难以承受，遂改用官府库存的钱币粮食，招募工匠购买材料，给参加劳役的民工提供饭食，待功业完成再向百姓要求补偿。他的改革得到了官员和百姓一致拥护。于是发公文，派遣布政使鲁能、参政邓山督办工程。西安府同知刘端，朝夕亲自考核任务调集劳力，使用工匠近四百人，五县百姓轮流参加劳役。工程于次年秋冬之际告竣，渠水“汪洋如河”，一直流下与古三白渠接通，灌溉五县田地八千余顷。
广惠渠先后经项忠、余子俊和阮勤三任主政陕西的官吏主持施工，工期达十八年之久，“渠成，远近之民，欢呼扶携，争先快睹，以为前所未见。”（《重修广惠渠记碑》）
项忠（1421—1502年），字荩臣，号乔松，浙江嘉兴（今属江苏省）人，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景泰年间任广东副使。天顺初年，任陕西按察使，时值陕西饥荒，项忠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天顺七年（1463年）召为大理寺卿，因当地人要求他留任而改为右副都御史，仍令巡抚陕西。成化十年（1474年）升为刑部尚书。余子俊（1428—1489年），字士英，明代官吏，青神（今四川省乐山市）人，明代宗景泰年间进士，授户部主事，晋员外郎。在户部十年以清廉有才干而著称。后任陕西左布政使、陕西巡抚、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阮勤（1423—1499年），交趾（今越南北部）人，明朝官员，进士出身。景泰五年（1454年）登进士，历台州知府，在任期间清慎惠政。后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当地饥荒，他奏免七府租四十余万石。后召入为刑部侍郎，调任南京刑部。
项忠、余子俊、阮勤开凿广惠渠之功，被勒于碑石，传播于后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也有官员私念作祟，重任在肩，却不肯作为，也被记于碑石之上，为世人所眄睨。《记事之碑》记载：成化三年（1467年），引泾工程未完，朝廷召回项忠管理都察院事务，陈价接任陕西巡抚。此人认为泾渠事务非自己开建，即使完成，也算不上自己的政绩，便漠然置之，推三阻四，“挫挠其事”，致使工程停顿。这个陈价非同常人，曾任河南巡按监察御史、陕西巡抚陕西都御史、甘肃巡抚宁夏都御史等，官累至资政大夫、都察院御使。成化三年（1467年），固原开城的土官满四聚众数万起事，陈价讨伐失利，被朝廷贬居赤水。史上对这个人评价还不错，说他兴学劝农，政绩卓著，可是就因为挫挠泾渠兴建一事而背上污点。《记事之碑》立石于成化五年（1469年），陈价于成化三年（1467年）被贬，也可能因为本人已不在任上，遂才有项忠的秉笔直书。
▲明广惠渠道（陕西省水利厅宣教中心 提供）
广惠渠渠首比王御史渠的渠口上移九百九十米，通过凿山开洞的方法修渠引水，其中隧洞长四百一十七米，其余为明渠。在五百多年前技术手段、生产工具、建筑材料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完成这样艰巨的工程，绝非易事。张家山的引泾石碑只记载了官员们的建渠功绩，而对广大劳动者，除过施工人数之外，未做任何记载。为普通劳动者的功绩奉献做证的，唯有他们留下的渠道，还有掩埋尸骨的坟茔。
“上了梯子崖，便是石匠坟。”这是流传在张家山的一句话。宋代以后，引泾渠首进入山内，环境险恶，工程艰苦，工匠们一锤一錾在山石上凿进。一边是滚滚的河水，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凿进的山洞幽暗深邃，危险时时发生，死人的事情难以避免。石匠丧命之后就近掩埋，于是在梯子崖上方的山上，就形成了一片坟地。这里也就有了一个地名——“石匠坟”。
我曾沿着梯子崖的石阶攀上泾河左岸的山坡，这里便是传说中的石匠坟。早年，这里坟茔遍地，是用土和石头垒起来的小坟堆，经过时间的冲刷，如今已看不出坟堆的痕迹，山坡乱石横陈，荒草遍地。石匠坟埋葬着多少石匠的尸骨，没有记载，我想那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宋修丰利渠时期，凿石渠工程量巨大，那时以立方尺计工，石渠截面为梯形，上底宽十四尺，下底宽十二尺，高因地形，最深者达三十八尺，长度为三千一百四十一尺，共计490866工日。在那时以斧凿工具加火烧醋浇的原始方式进行施工，史料上没有留下使用石匠的数量，施工过程中的死亡人数从来没有记载。史籍上有明确数量记载的是在元时修王御史渠，当时的倡议者王琚向朝廷建议道：“计用石十二万七千五百尺，人日采石积方一尺，工价二两五钱，石工二百，丁夫三百，金火匠二，用火焚水淬，日可凿石五百尺，二百五十五日工毕。官给其粮食用具，丁夫就役使水之家，雇匠佣值使水户均出。陕西省议，计所用钱粮不及二年之费，可谓一劳永逸。”（乾隆年《泾阳县志》）当然后来由于工程增加，又加夫匠百人。资料涉及使用石匠数量二百人，工价白银二两五钱，工钱由灌区所有利户承担。唯一让人不清楚的是工价二两五钱的数据从何而来，如系日工，仅工匠每天开支白银五百两，以其所言工程量大约需二百五十五日，仅石匠开支十二万七千五百两白银，这不可能，唯一可信的是石匠工资应该不低。张家山当地曾有“斗砟斗钱”的传说，即在洞内凿出石砟一斗，即得一斗铜钱。此传说亦不可信，但石匠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到了明代，相关的资料就多了起来，如石匠们的工作环境、施工方法，除上边文中引用碑文的描述之外，在后世的方志中也有零星发现。如明代泾阳县令袁化中在《开吊儿嘴议》一文中提出：“抚台项公请自旧渠上于龙山后崖划开，穿山为腹，凿石渠一里三分，欲上收众泉，下通故道。但山中石顽如铁，工作甚难，日用炭炙醋淬，乃举凿焉，故名铁洞。洞深者百余尺，浅者亦不下五六十尺，宽仅四尺，工役仰视，不见天日。”乾隆年间修撰的《泾阳县志》记载张家山自然环境：“况自谷口，峭壁悬崖，阴风凛栗，绝少居人。”可以想象那些民夫及石匠的工作是何等艰难。
▲梯子崖（王冰 摄）
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也就罢了，问题是他们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洞中有积水，阴冷湿滑，且地面深浅不一，有凹陷处深者百尺有余，浅者也要五六十尺，稍不小心就可能滑倒，所以溺水而亡是常有之事。除此之外，居住于山，食也在山，暑热风雨都难避开，因病而殁也是经常有的。虽然石匠有优厚的工资，一斗石砟一斗钱，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有不小的诱惑，但“斗砟斗钱”只是半句话，下半句是“钱回人不回”。此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石匠可以想办法把钱送回家，但工期紧，任务重，人不能回去；第二层意思是，钱送回家了，但最后人却没了。“钱回人不回”，残酷而无奈。泾阳此地自古不产石匠，在广惠渠断断续续十八年的施工过程中，石匠都来自县域以外，主要是富平县和渭南等县。这些石匠抛家舍子，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拿命换钱，有多少人能坚持到工程最后拿着血汗钱回到家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的是这里留下一片坟地，很多人永远被埋葬在这泾水之畔，荒山之上。
今天，当我们缅怀那些勤劳的古代水工和在兴建水利方面有所作为的官员时，不要忘记长眠在山岗上的石匠们，他们也是真正为引泾工程付出的一个群体。他们比那些官员们付出更多，失去了生命，甚至到现在也没有碑志，没有名字，连后人都不来祭拜。如今，他们的坟茔静静地留在那野花烂漫的山岗，在酷寒暑热中经历风雨。愿我们后世享受水利泽惠的人们工作之余徜徉张家山时，在感受自然气息、抚摸碑刻，感受古代仁人志士宏大志向之余，也对他们奉以沉思注目，以表敬仰之情，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广惠渠建成后，明代对渠道管理之严，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张家山碑群里，有明代天启二年（1622年）所立的石碑，名为《兵巡关右道沈示碑》。石碑记载内容如下：“仲渠旁居民及水手知悉：如有牛羊作践渠岸，致土落渠内者，牛一只，羊十只以下，各水手径自拴留宰杀勿论，原主姑免究；牛二只，羊十只以上，一面将牛羊圈拴水利司，一面报官锁拿原主，枷号重责，牛羊尽数辨价。一半赏水手，一半为修渠之用，特示。”
立碑人是高陵县知县兼泾阳县知事赵天赐。今天看来，在渠岸上放牧牛羊，不算什么大事，但在明代却是触犯政府禁令，要遭惩处的。古代渠堤皆为土质，易被损坏，特别是雨季，容易垮塌，明之前和明之后历代引泾工程，都会要求在渠岸上栽植柳树。柳树根系发达，可借以加固堤岸。在渠岸的斜坡上，也会生出各种杂草，尤以一种名为“趴地龙”的野草枝蔓抓地最牢，是一种很好的护岸植物。牛羊在渠岸上吃草，对渠岸是一种作践，所以要制定严厉惩罚措施予以制止，轻则牛羊被没收，重则还要枷号重责。明代对广惠渠的惜爱之深、管护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对于广惠渠的管理，是有一个逐步探索、逐步改善的过程的。按照老例，维护渠首和渠道，每年自冬季到春季，泾阳、三原、醴泉、高陵四县委派的监察官及各渠长、斗老，加上民夫达千万计，浪费人力财力，而这中间有些官员冒领开支，滋生贪腐，浪费现象亦难遏制。轰轰烈烈的一场“大会战”之后，到春耕时渠道依然没有修通，如此年复一年，“吏书以修渠为利薮，小民以修渠为剥肤”（《抚院明文碑》）。天启二年（1622年），陕西地方政府取消大规模征集民夫修渠的方式，设立专业水手（渠工）三十名，由专门管水的官员督促管理，排除堵壅，修浚渠道。水手的花费不过以往的万分之一。水手向主管官员写下保证状，每名水手每年发白银六两。渠岸两旁的官有土地，原来多为豪强所占，一律收回，分给水手，抵充白银二两五钱，另外再发给水手白银三两五钱。三十名专业水手的工资共白银一百零五两。此项银两，在四县灌溉受益的人家中按亩均摊。
这个办法实行以后，收效良好。实行的当年和第二年，泾水大涨，水高数十丈，自渠首龙洞至火烧桥泥沙淤塞，几乎填满渠道，依靠专业水手不分昼夜疏浚，再雇用石工锤破渠道中的小石块，渠水得以通行。
泾渠管理的这项改革措施深得人心，但地方官员存有担心：“诚恐日久，各官迁转不一，新任未谙，妄自裁革；或各役朦胧告退，致已效之良法偶替，斯民之水利无赖。”（《抚院明文碑》）遂勒石立碑，将水手名数及四县地亩、应派工食银数刻于其上，以期稽查有凭，永为遵守。
现今，这通《抚院明文碑》仍立于张家山碑群中，诉说着近四百年前泾渠管理的那次改革。
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广惠渠凿建成功第二年，陕西几位行政长官写诗志庆，勒石立碑，称颂修渠之功。诗曰：
引导泾流灌井田，庶民农事乐忻然。
柏台宁举无穷利，薇省能悭有限钱。
穿洞岂能秦国计，凿渠还接白公泉。
关中鼓腹歌谣颂，筹策谁知上相贤。
——左布政使 鲁能
古浚泾渠灌溉田，沿流开拓事同然。
因民兴利无穷利，为国需钱不计钱。
万顷菑畲丰稼穑，千年地脉涌渊泉。
缅怀大禹功成浩，七邑人民仰世贤。
——右布政使 余洵
一水云奔万井通，春来闲却桔槔翁。
劈开谷口心何苦，分破泾流利无穷。
今代书生谁建策，前朝才子未收工。
村醪社鼓家家乐，旱魃徒劳妒岁丰。
——右参政 邓山
今人不让古人高，凿石分泾肯殚劳。
泉水正源声汩汩，波扬平地势涛涛。
功成无复施斤斧，利溥何须用桔槔。
关内富饶如所自，片言留作万年褒。
——右参议 李澄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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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