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序跋●杜文娟长篇小说《红雪莲》后记：牧草样的生命

杜文娟 

2003年8月，第一次进藏，从西安乘火车到格尔木，再搭乘越野车到拉萨。夜宿沱沱河畔的小客栈，我被满天的繁星震撼，头顶，肩膀，指尖，睫毛上，无处不闪烁着星星，银河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那一夜，几乎无法入眠，头痛，恶心，呕吐，紧随其身。

2006年7月从成都出发，过了雅安才知道从成都到拉萨两千多公里，不出意外的话需要六七天时间。就是这一次，我不但到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还沿途写专栏稿发回内陆。 
    在拉萨街头，晚上十点多还有兜售皮带帽子的吆喝声，长长的杆子上挑一只昏暗灯泡，火锅热气升腾。这个场景令我无法挪步，几年前的此时此地，街头一片宁静，所有亮光来自月亮和星星。 
    西藏一定发生了什么，青藏铁路为西藏带来的变化竟如此巨大。 
    然后，一路西行到了阿里，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走过千里羌塘无人区。辽阔无垠的藏北大地，几乎只有三种颜色，连片的褐色裸石，白雪皑皑的山巅阴坡，河流湖泊岸边的苍茫牧草。同样是草，内陆的草娇嫩水灵，与传说神话有着不解之缘。藏北的牧草却沧桑凛冽，刚冒芽就像中年男女，肩负沉重使命一般，即便是这种牧草，也不是随处可见。车行数日，就没有见过一株高过脚踝的牧草，更见不到树木。 
    这里不适合人居，为什么还生活着众多藏族百姓和外来者呢。 
    一位教育工作者指着茫茫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的地方还属于争议区，边境上如果没有边民居住，多年以后这地方可能就是别国的领土了。 
    我暗自思忖，这里长冬无夏，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连一棵树一株草都不长，人怎么生存呀，这些边民牺牲太大了，祖祖辈辈，与飓风雪山为伍，孤寂一生，穷困终老。脑海中，第一次冒出边疆这个词。 
    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爬过一条又一条沟壑，终于俯瞰到喜马拉雅山脉褶皱深处的一个县城时，有人指着荒芜中的小城对我说，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树木，有位县长从新疆带回了白杨树苗子，几十年过去了，县城终于有了几十棵白杨，风过时哗啦啦响，那声音真醉人噢，这是方圆几百公里内唯一的树木，许多人骑马步行几天，专为看一眼树木风采。 
    我问那位县长在哪里。对方说，退休后回上海了，听说回去以后也不适应上海生活，年轻时来到西藏，为了修通从县城到阿里地区狮泉河镇的公路，带上锅碗一走数天，翻山越岭勘察路基。一个春节，发现他不见了，四处寻找，原来他在丈量一个沟坎。老县长也不容易，从参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同事朋友全在西藏，夫妻长期分居，得不到家庭温暖，也照顾不了妻儿老小，回到上海多孤单呀。 
    在西藏自治区驻内陆一家干休所，我拜访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西藏。他面容慈祥，靠滑轮支架行走，听力和口语都不错，我把自己的作品《阿里阿里》双手递到他手里，他摸着四个大字，嘴角抽动，眼睛亮了一下。我说，中央医生，我来看你来了。他望着我，看了许久，脸上忽地腾起笑容。那一刻，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在不同场合听过他的故事和传说。新中国成立不久，他随一支中央医疗小分队从北京到阿里，原本援藏时间为一年，为了工作需要，往后的几十年都在西藏度过。由于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生活，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终身未娶，却抚养了多名孤儿。 
    第一次讨饭，实在有些难为情。那是从神山冈仁波钦下来，口干舌燥，肚子饿得咕咕叫。全身上下除过一根登山杖，一个空空如也的背包，连一个雪团都没有。正在我发愁怎样才能填饱肚子，走完后面的几十里夕阳土路时，发现几个藏族人正围在荒滩上吃肉干喝酥油茶。迟疑了一会，还是走了过去，连比带划，并说能买一点食物吗？有人听懂了我的汉话，把一条风干的生羊腿递给我，还摇摆着手，意思是送给我的。我抱着讨来的生羊腿，面对高高的冈仁波钦雪峰，嚼得有滋有味。 
    往后，无论在寺庙还是村庄，藏西还是藏东，经常能讨到饭吃。一位藏学专家对我说，藏族人的理念中乞讨与布施对等，这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位藏学专家，几年后在欧洲讲学的时候去世，只比我年长几岁。 
    非常感念有机会接触公益慈善领域，特别是西藏公益慈善，我随志愿者一起四处走访，过县进村，救助大病儿童，将他们送进拉萨医院，送往内陆的火车和飞机。回到内陆，我把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讲给众人，尽微薄之力宣传西藏，得到了爱心人士的支持，有人因此走上援藏和支教之路，捐款捐物属于常事。有次我在西安讲座，一位老师当着听众说：“几年以前，杜文娟脸上布满惆怅嫉恨，现在满脸都是温和友善。”这位老师的评价一点不过分，西藏的确赐予我宽容和悲悯，这种变化以经历死亡和无常为代价。 
    人到中年，自然要思考过去展望未来，希望对前半生有个总结，对十余年行走西藏做个交代，用一部长篇小说完成这个夙愿，是我多年的心愿。一旦要付诸行动，发现这一工程浩繁庞杂，掌握的素材只是冰山一角。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段历史，其实就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多年的历史。这段恢宏的历史星空中，几代内陆人在青藏高原如何生存，与藏文化藏民族发生了怎样的交融与碰撞，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便有了柳渡江和老白的形象，那个非正常女人南宫羽，自然有我的影子。尽管是小说，虚构想象和感觉是主体，但历史背景必须严谨，细节一定得真实。为此，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众多学者专家，土生土长的西藏人，老西藏，藏二代，援藏工作者，边防军人等等。随着走访的深入，逐渐发现生活工作在雪域高原的人，有着共同的品质，牧草样的生命，雪莲花般的精神。普通坚韧，生生不息，给人力量，使人坚强。 
    2014年11月26日清晨，洗澡沐浴，播放仓央嘉措的《那一天》，点燃藏香，开始了《红雪莲》的写作，前面数月写得比较顺利，越往后烦躁越重。我对一位鲁院同学说，什么时候写出好作品心就安了，她说你心安了，就写出好作品了。 
    还是没有支撑住，有好几次，趴在沙发上，呼唤着离去的亲人，祈求他们保佑我写完这部作品。有一次去给学生讲课，终于脱掉家居服穿上正装，走着走着，裙子莫名滑到胯部，赶紧找来别针收腰，讲到中途，再次滑落。一位熟人说，杜文娟咋搞的，瘦得都变形了。在药店买完药顺便称了一下体重，发现不到九十斤，小说没写完，体重怎么就减了十多斤呢。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的确如此。 
    2017年春节前两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九日清晨，我将三十八万字的长篇小说《红雪莲》发给杂志编辑。清楚地记得，点击发送键以后，再次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