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青年的光芒——八十年代在北关小学 || 作者 烟雨平生
文学青年的光芒
——八十年代在北关小学
作者 ‖ 烟雨平生
曾对儿子说，我们那代文学青年的语言基础很扎实，虽然大多数人没成为名人……在普通人当中，我们是唯一在那个文学年代浸染过的，也许这些人不乏像我这样将对文学的挚爱寄希望于儿女者吧？即以架上图书的庞杂与深邃而论，我可能是居住于小县城乃至农村的“六零后”中首屈一指的，任何一个稍通文史教育之道的人，不难看出这书的主人的胸襟与学识的卓然不凡的，不是吗？有时观剧会恍然将自己置换到那画面中，于是有瞬间的出离之感。
我就像影视剧中的介石先生一样，于2018年腊月二十九日的黄昏，进入了会师楼二楼瑞金厅，并满脸持重地和十几位五四班的学生一一握手，然后在大家给我规定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我极为老实地一一和他们碰杯，差不多就彻彻底底醉了。
当后来转到“菁华港湾”四楼三个六包间听他们唱歌时，有点儿天旋地转的感觉，面前一位位昔日的学生杠杠地豪放不羁地用歌声抒发着内心最深厚的感情，其情景顿然间强烈地冲撞着我依然烈火般升腾的男人的激情，只是我无能得很，不能与他们一竞歌喉。
喝醉，唱罢，夜风里莞尔一笑，各自回家且报声平安。哦，差点忘了，这次聚会是吕文煜先生主办的，应该说声：辛苦了。
真正让我吃了一惊的是，回到家后，才觉察出这酒后劲之大，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却安然入睡，奇哉妙哉。只是不知明年若还如此热情，我还能不能支撑下来。
席间尽管有王智先生屡次提议让我赋诗一首，然而直到散伙，我竟然一句诗也未能赋得出来。
哦，我这昔年的文学青年哦。
眼前有情道不出，只因无语更感人。
临了，大家合影作别，依依不舍的师生情同学情哦。
第二天就是除夕兼立春，据说三百年才逢上一回的。和妻子出去采办年货，回来的路上碰见小我两岁的他张叔，聊得出神，原来此中有段深埋了近十年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源头则更为久远，要回到三十年前了。
致敬红烛精神——以学子的名义
听着《我想你》，歌手名叫侃侃，歌也足足地攒着劲儿，让人在这大年夜即将来临的下午，不由得潸然动容，这一刻我倒是有了浓浓的诗意。
妻侄在完着作业，儿子宁静地睡着了，妻子开始准备晚饭。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间洒进来，会晃人的眼。女儿这次不回来过年了，因为今年老家事儿多，女儿请假多了些。她在电话里头说，北京不怎么冷，也不怎么热闹。就在这年的气氛里，我悄然地向除夕告着别，只是人如鸿，年如酒，感触复杂了一些而已。
我于腊月二十七日的下午，斜躺在侧卧室的一角。儿子和妻侄都在忙着各的事。
由近日数位本土作家在会师园门口售书，到昨晚于五四班群里看到有位吕文煜先生提议腊月二十九日小聚；由近日听路遥《平凡的世界》，到看到微信中的一条信息——柯云路“改革四部曲”重装上市；由近日给母亲烧“五七”纸，到听儿子说他姐姐今年可能不回家过年……相互交织叠加冲撞的数种情愫，再一次把我拉回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1979年“五一”过后我由乡下转到会宁一中，1981年秋考入靖远师范，历时三年，1984年秋被分到会宁县北关小学。四年后，也就是1988年秋，我去了窝铺小学，且于1989年结婚。1990年我的女儿尹涛出生。由此，我开始了从文学青年向乡村教师的蜕变，并在2018年秋，退出教师队伍，给门卫当了助手。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青年应该是一个足够代表那个时代的名词，在《当代》杂志的目录中，刘心武、贾平凹、古华、蒋子龙、柯云路、王朔、陈忠实、张炜、杨志军都是熠熠生辉的风云人物。不过文学青年的荣誉、感受、甘苦，非亲历者不能知。
《文学写作手册》无字数的标注，是2018年12月7日收。此书印数为665000册，足见当时的需求量，是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84年7月出版的，塑料封皮，精装，2.50元。当时应该正是我刚从师范毕业。
反复地揣摩着《文学描写辞典》上下册，也揣摩着《当代》这样的大型文学刊物。
在1979年转入一中到1989年结婚长达10年的时光里，我经历了初中、中师、北关小学三个阶段。而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应该能够胜任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可能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给五四班的学生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吧！甚至在去乡下后的14年中，也无时无刻不在钻研文学，可以说是从文学青年，到文学老青年。甚至在我35岁——2001年，到燕岔小学教书时，仍然在读书。所以应该说，我是以一名文学青年的身份，先是在一中读书，后来在靖远师范学习，再后来到了当时的省级重点小学——北关小学工作。
文学青年的思想可以释放出怎样的一种力量？妻子喜欢写小说，女儿喜欢写散文，儿子喜欢写诗歌。乡下14年，也颇认识了几位喜欢文学的同行。
试想：僻居西北一小小县城的文学青年，其气质、其胸襟，是极其飞扬跋扈的吧。
会宁县北关小学（1980年代）
这样的文学青年，应该能够讲好一堂语文课吧。对作品的理解和感悟，也应该超过了普通老师。
再去看看八十年代的会宁，聚集在孙志诚老师大旗之下的文学青年，凛凛生风，大有令风云变色之气概，这些人后来虽然亦有迎风爽长、令人神沮之辈，然而大多数没有这么幸运的，往往真情像梅花开放，心胸像草原广阔，更多的是被生活拥挤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书架上的书尘埃重重，已无踏歌而行的豪迈之气。
我后来收了一位徒弟，但既不是同事也不是亲戚。他名叫林国，是广东的一位工作于公安系统的公务员，是会宁作家杨华的外甥！
回首40年前醉心书海的情景，那时县文化馆聘请了一位住在北城的王先生播讲评书，比如《封神演义》《隋唐英雄传》等。
会宁县老文化馆大门
后来在北关小学工作，着实读了不少的书，因为年龄小，同事中那些喜欢文学的人，往往并不怎么注意我的言论。那段时间，似乎更多的是读书的过程，而要看到秋天的收获，就需要更多一点的期待了。
文学创作与我仿佛已很久远，最迟的一次较为大胆的写作是1997年的《太阳鞭》，那是搞语文实验之前的事。
应该说，我1988-1998年的新诗的面目还是清纯明快的，以后如找到原稿的话可以考虑出一本诗集。
最早的《初出茅庐》只剩下一章《初恋》，之后的《白杨树下》也只开了一个头（写初到乡下的几个月，并未展开）。
这便是我印象中的几次小说创作，均未写完——也距今有20几年甚至近30年了！
而2018年秋冬之际的几篇散文，经过此后近两年时间的研究，自以为尚不够成熟。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被置于何家大院的资料中，很有一些是我在乡下教书时对教育与生活的思考片段。
而写于1994年的《托起明天的太阳》及对女儿、儿子家庭早起教育方面的两篇文稿已被我找出留在学校——那儿还有我在教场小学的一次结题报告和2017年发在《会宁教育》上的评课文章，连同《研究与实践》上的语文课堂结构初探，构成了我从教36年比较满意的学术观点。
会宁县教场小学（上世纪90年代）
说到90年代，我个人记忆中似乎反映历史的电视剧不少，如伍子胥、包拯等。
我的90年代，最爱读的书是武侠小说，最有收获的是自学考试的21门课程，在专业上最有突破的是课堂教学实验，几乎再没有想到过武打电影（那时也没有上网这个条件）。
如今离开南咀也整整有20年了（我是2000年12月离开南咀的，2001年3月在南十小学上班，于当年秋被调到燕岔小学，在通往燕岔小学的山路上，我走了一年后就回城了！
所以，我记忆中的90年代应包括在窝铺、回民小学、南咀初中三所学校，多了半年（假如从1991年春算起，那就是11年）。
故而我还是将90年代算到1999年，而2000年的自考毕业论文应该代表着我即将以新的学历来面对此后的20年（2000-2019）。
2020年是中国抗疫年，也是我最终突破自己走上教育研究之路的开始之年。
正是在这一年，我又一次与武打片相遇，而且爱得那么深沉，那么痛苦，那么绝望，那么难以入眠。
接下来想再写写离开燕岔回到教场小学后的近20年。
2000年我曾与张亮一起读《教育心理学》长达一年，于2001年一年内走进两所小学。
2001年秋我到燕岔小学后，研究殷红博早期教育著作等。
殷红博先生著述甚勤，他是我研究家庭教育之路上的第三站，第一站是外国家庭教育，如卡尔威特、斯特娜、木村久一；第二站是林格的《东方家教》……第四次是其他一些中国的学者，如陈先生、瑞安蔡笑晚先生及宋留成《博士姐妹》等，再后来在何家大院时还关注到袁腾飞的著作和《知识改变人生》等书，而王金战作为高考专家也是在孙家巷的那个阶段所了解的。
2006年前，我从教场小学借到关于中学超常实验方面的书，后来购买了北京八中的《超常儿童生长的地方》一书。
之后，我有《刀砍斧凿说家教》一文描述中国家庭教育，应该是2007年广河之行后对家庭教育的最后一次思考。
此后，我便遭遇2009年！短文《论中学生日常行为》以及《教育夜话》，都是在妻弟国荣去世前写的；他去世后，我好像有很长时间自闭得很，只顾买书、看书，完全不想改变自己……
我不想重复已写过的内容，故而提出“文学青年的光芒——八十年代在北关小学”。
北关小学春游（上世纪90年代）
读书很能提升一个人的品味与识见，还有就是涵养了一颗敏于艺术感觉的心！
如果你曾经有过写作的经历，那么你就会相信：一切都显得那么渺茫，一切又好像时时能触摸到艺术的门槛……除了艺术本身的困境，还有观念、结构、手法上的僵化的东西，同样在阻遏着创作……
教师工作的独特性质，往往一方面给文学青年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也限制着文学青年创造的激情。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存在的可能，比如说某位教师的教学成绩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学校当然会质疑其在教学中所投入的时间与精力。
对一个家庭来说，文学青年也许只是一种青年人的选择。
对一个新组建的家庭而言，文学青年可能意味着一种紧追时代的强音。
对这个家庭的将要出生的孩子来说，文学青年出身的父母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去开拓孩子灿烂的未来吧。
也许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与家庭教育的关系吧。比如提出像“在文学和教育相切的地方着笔”是否更有前瞻性呢。
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虽蔚为壮观，却更多呈现为泥沙俱下的热闹和庞杂。
按一般的常识判断，有稳定职业的文学青年所拥有的条件更为优越。
然而有趣的是，在很多地方，几十年之后，还坚持文学创作的人群当中，大多数竟然是当初没有稳定工作的人。
文学不是敲门砖。即以《当代》八十年代首发过作品且后来蜚声中外的10名作家而论，他们肯定曾经也是文学青年吧。
只是这些人才情出众，很快便一跃而成名。
而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只能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看着这些人逐渐自带光芒、且高踞于中国文学的顶峰之上……这很平常，也很自然。
就像历史上无数寂寞而生寂寞而死的人一样，我只是曾在北关小学呆过几年，当然这所小学1978年4月是被命名为首批甘肃省级重点小学的。
这当然是一种荣耀，而后来我的女儿考上清华大学亦是一种荣耀。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当中，曾经也有过我的存在的话，那么这也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后来，我之所以离开了文学这个阵地，只是因为我更需要去完成教育子女、精研教育这样的两件大事而已。
一位文学青年未能登上文坛，自然不是幸事。
然而，究其实际情况，也未必不是好事。——当文学热甚嚣尘上之际，望眼欲穿之人比比皆是，难道这些人都应该成为作家诗人。
毕竟就像武术热一样，文学青年的头脑绝对不会持续地发热的，否则恐怕只能成为精神病患者。
如此说来，我的同龄人当中的文学青年，应该是在1989年的那场DL前后，就已有过一次比较大的分野。
之后，或跻身官场，或跻身商海，或跻身教育界，大一点的分野无非就这么三种：跻身官场者，名利双收。跻身商海者，以文润身。跻身教育界者，孜孜于教案论文课题，算来最是辛苦……
当时都尚年轻，二十多岁至三十岁上下不等，精力充沛，目光敏锐，每个人均觉得自己是做出了最睿智之选择。
我则锐意于自学考试、教学模式、课题实验、论文答辩，倏忽之间又过去了10余年。
当2002年我被调到教场小学时，昔日一班文友也已处于各自的探索阶段。
不幸的是，我后来逐渐自闭且消沉，当2018年伫立于中天楼时才惊讶地发现：会宁文坛日新月异了。
那么，如何来评说自己这从文学青年起步，而最后又回归文学队伍的大半生呢。
其实，行走在路上，往往并无更多的闲暇，去留意别人在干什么。
只有当你从路上移步一旁时，才有可能欣赏到这路上的风景：往事悠悠，人生幽幽，成败利钝，谁是英雄。
试想：如果一介书生，文学青年，在50岁上下，完成了教育子女的大事，姑且让他在此前后退出教学人员之列，给他10几年的时间，重新做一回文学青年，是否真的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大结局呢。
在教场小学18年，郁郁寡欢的原因只是这里的100多人中，少有喜欢文学的人。当年对文学的钟爱，远远地超过如今追星的粉丝。
2019年2月2日20时30分初稿
2020年8月9日至8月13日修改
2020年12月19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