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合友：清代畿辅诗歌的区域特色与艺术风格［上]
道光十九年（1839），陶樑編纂的《國朝畿輔詩傳》刊行①，選錄順治三年（1646）至道光十七年（1837）近二百年間畿輔地區的詩歌。作爲省級區域的斷代總集，《畿輔詩傳》規模龐大，徵引宏富，無論是存人還是存史，都達到了全面而系統的高度。
陶樑（1772—1857），字寧求，號鳧薌，一作鳧香，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嘉慶十三年（1808）二甲六名進士。選庶吉事，授編修。出知永定府，調正定，又調大名，累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富收藏，精鑒賞。陶樑在畿輔爲官凡23年，爲人風雅，著有《紅豆樹館詩稿》，又交游廣泛，《畿輔詩傳序》：“樑系官于斯，前後凡二十三載。先是在京師，已與其邑之人士游，至是益習其土風，諳其故事。而邑人士亦多以所藏選本見視。乃始薈萃諸作，録而傳之。”②因此陶梁對畿輔風土人情皆深有體悟，對詩歌文獻的搜羅又不遺餘力，《畿輔詩傳》選域寬廣，細大不捐，兼綜各家，名家則多錄詩作，小家亦酌錄備存。不僅如此，陶梁還以小傳、詩話的形式，補充材料，評品詩藝，不常見的材料所在多有，《畿輔詩傳序》：“複爲小傳、詩話，以綜其事，多者不敢濫，僻者不敢遺。”③通觀此書，則清代畿輔詩歌的整體面貌可一覽無餘，其區域特色亦可作初步探討。
清代畿輔詩歌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量的增長，詩人和作品數量遠超前代，呈現繁榮景象。據《畿輔詩傳凡例》，“茲選自順治丙戌，迄道光丁酉，共得八百七十五家，匯成六十卷”②，《畿輔詩傳》收錄詩人875家，除徵引總集、目錄等文獻110餘種之外，另搜集到畿輔地區詩歌別集500多種，數量頗爲可觀。與此同時，清代畿輔地區的著述同樣呈現繁榮景象，據《民國河北通志稿》，在《文獻志》“藝文”部分，明代爲一卷，而清代則有四卷之多，粗略估算，清代畿輔地區的著述數量是明代的4倍之多③。徐世昌《大清畿輔書征序》搜羅著錄清代畿輔十一府六州文獻4188種④，作者1877人，正是得益于這種濃厚的文化氛圍，使得清代畿輔地區的詩歌創作走向繁榮。
明、清兩代皆定鼎北京，國祚皆長達二百餘年，因此進行數量比較有一定的參照意義⑤。孫承澤《畿輔人物志序》：“明賢蔚起，或生自土著，或徙自他方，依光日月，彪彪炳炳，代不乏人。”⑥但從文學家的産出而言，明代畿輔顯的寥落沉寂。以已出諸斷代總集而論，明、清兩代詩歌總集尚無消息，但詞總集已出了不少，因爲詞人大多是詩人，可體現大致情况。以《全明詞》、《全明詞補編》而論，北直隸詞人共28人，而且沒有優秀詞人。而清代情况要樂觀的多，葉恭綽《清代詞學之攝影》統計確知籍貫的詞人4237人，占籍直隸58名，滿洲58名，順天府10名，總計126人，這個數字與《全清詞鈔》入選數量大致相符；《全清詞順康卷》收錄直隸籍22人，准此而論，清代直隸籍詞人當在100人以上，而且不乏梁清標、舒位、邊浴禮等具有一定影響的詞人。這與著述總量的估算情况較爲一致，即清代畿輔地區著述總量是明代的4倍。正如謝永芳所論，“單就明代而言，北直文學家至少是北直詞人對于有明一代文化的貢獻，顯然是與其地所處的文化次核心地位不相符的”⑦。而清代畿輔地區的文學家雖無法媲美江南文化核心區，但總體而言與其文化次核心地位是相稱的，《畿輔詩傳凡例》所言不虛：“聲音之道與政通，教化之行自近始，畿輔爲首善之區，我朝定鼎以來，重熙累洽，垂二百年。文治聿興，人才蔚起。和其聲以鳴盛者，指不勝屈。”⑧陶梁等搜羅200年間畿輔詩人875名，別集500餘種，從時間上僅占清代的3/4。按可比計算，晚清畿輔詩人當不少于220名，別集100餘種，那麽清代畿輔詩人約有1100人，詩歌別集超過600種，這個數量和規模當然無愧于清代畿輔地區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另外，還有一部叢書可做參照，王灝所編《畿輔叢書》收書185種，明代約20種，清代著作超過100種。而王灝光緒六年（1880）即已去世，晚清31年間的畿輔著作沒有涉及，明、清兩代入選數量比更達到5倍以上。因此從數量來說，清代畿輔詩歌較之明代有顯著增長，更遠超此前更早的畿輔地區。
張宏生師論及清代詞人之衆、作品之多達到空前程度時說：“數量幷不等于質量，多幷不等于好。但相當的數量必然表現出一定的質量，也是不容懷疑的事實。”①量的增長同時伴隨質的提升，清代畿輔地區出現若干具有全國性影響的詩人，如申涵光、梁清標、邊連寶、翁方綱、紀昀、戈濤、朱筠、朱珪兄弟、舒位、張之洞、史夢蘭等。而明代畿輔詩壇，僅有李延興、石珤、楊繼盛、劉乾、趙南星等有一定影響的詩人，而且難以拿到全國層面去說，在明代詩歌史上的分量不重。相比之下清代畿輔詩壇就堪稱成就輝煌，體現畿輔地域的詩人旺盛的創造力和優秀的詩藝水平。以清初而論，申涵光是河朔遺民詩群的“巨擘”，爲“顧炎武、傅山一系南北溝通的名家”②。畿輔詩歌以乾隆朝最爲輝煌，陶梁《紅豆樹館詩話》：“乾隆中畿輔前輩以宏奬風流爲已任，首推朱文正、紀文達兩相國，而覃溪先生鼎峙其間，幾欲狎主齊盟，互執牛耳，通籍以後，屢持文柄，英才碩彥識拔無遺厥，後多以文名。”③描述朱珪、紀昀、翁方綱在當時詩壇鼎足而三，互執牛耳的盛况。阮元《紀文達公遺集序》表彰紀昀：“公之學在于辨漢宋儒學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非公不能。”④至清代後期，仍有舒位、張之洞、史夢蘭、邊浴禮等詩人，享譽一時。如龔自珍《己亥雜詩》贊許舒位“如此高材勝高第，頭銜追贈薄三唐”⑤，譚獻《重刻瓶水齋詩集序》亦稱許其“天才亮特”、“詩篇雄俊”⑥。清代畿輔地區詩歌在數量顯著增長的同時，涌現出若干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優秀詩人，體現量、質齊升的整體發展趨勢，真正達到了繁榮昌盛的程度。在經歷了明代200餘年的低谷期之後，清代畿輔成爲全國詩歌發展的核心區之一，幷在乾隆朝一度達到巔峰狀態，無愧于其政治文化首善之區的地位。誠如王樹楠《大清畿輔先哲傳序》所雲：“二百數十年來，畿輔人才之衆幾甲天下。”⑦
清代畿輔詩歌在保持“清剛慷慨”之地域性特質的同時，吸收多種風格質素，形成多樣化特徵，既有區域性特色，又容納綜合性的風格。
出于地理、氣候等因素，畿輔詩人性格開朗豪爽，這一點在詩歌中得到了反復的表達。魏征《隋書·文學傳序》比較南北方的文學說：“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崎，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崎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河朔一般泛指黃河以北的區域，《宋史·地理志》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其實最能代表河朔的還是畿輔地區。中唐時期范陽人（今北京房山）賈島是著名的苦吟詩人，精于雕琢，喜寫凄苦枯寂之意境，自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泪流”，但他也寫有《劍客》這樣剛勁的作品：“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爲不平事。”這是典型的畿輔詩歌的作風。清初畿輔地區出現過一個詩歌流派，叫做河朔詩派，其代表性的總體特徵是“清剛”。詩派領袖申涵光在《畿輔先賢詩序》中說：“蓋畿輔山川雄廣，士生其間，多伉爽大義，無幽滯纖穠之習，故其音閎以肆，沉鬱而悲凉，氣使然也。”他自己的詩歌就是如此，《送趙秋水入都》：“人生感意氣，殺身爲知音。”《咏古》：“壯士不爲金，感君重士心。”沈兆澐《蓬山詩存序》：“燕趙山川雄廣，士生其間，多伉爽明大義，無幽澀穠纎之習。故其音宏，以肆沉鬱而悲凉地使然也。我朝文治聿興，英才蔚起，申涵光、楊思聖開河朔之派，一時如殷岳、張蓋、劉逢源、劉湛才力無不相埒。”①[但即便是河朔詩派宗主申涵光，亦“有著情韵美追求”，“在較爲奇拔的群體風尚間，他表現較爲淡逸”②。陶梁《畿輔詩傳凡例》：“申鳧盟詩以少陵爲宗，而出入高、岑、王、孟之間。”③如《春游》：“出門池水淨，纖鱗亂碧空。溪柳鳴布穀，滿路迎飛蟲。散行無定步，時入麥畦中。桃梨間緋素，因嗟造化工。”清麗恬淡，確乎接近與王、孟的田園詩風。又如任丘邊連寶，其詩學韓、孟，戈濤《隨園詩草序》說“縱橫排奡，不可方物”④，具“剛果之氣”是其詩的主要特點，但同時晚年所作又“沖夷淡寂”，《僻地》：“僻地人烟少，蕭晨物象清。天空孤鳥沒，日落遠山明。”在主體風格中容納別樣的趣味。
清代畿輔地區崇尚理學的風氣很盛，出現過孫奇逢、顔元、李塨這樣的大儒，因此“合程、朱、李、杜爲一身”（申涵光《馬旻徠詩引》）是畿輔詩人的追求之一。理學對詩歌的影響，一方面會導致如趙湛《省心吟》“百行此其源，立身首孝弟”之類質木無味的詩作；另一方面影響詩歌的政治趣味，過分强調修身養性，可能會缺少氣節，劉世南甚至這認爲理學會“腐蝕思想”，使人成爲“奴儒”⑤。但這只是明顯可見的表現，更深層次的影響是詩人心態，相對于江南士子的溫柔才情、婉轉多姿，畿輔詩人更重學問，尚雅正，思想趨向于保守，甚至于把詩寫得呆滯，毫無靈動之感。容城孫奇逢是清初畿輔理學大家，所作詩正如陶梁所評：“征君詩多，樸實說理，而品學卓越，如岱頂蒼松，豈屑與吟風弄月之輩較短長乎？”⑥如《秉燭吟》即是議論之體：“乾坤原易簡，陰陽自偶奇。時物任行生，俯仰夫何疑。古來賢達人，別是一鬚眉。秉燭光幾何，勉勉有前師。”大興翁方綱提倡肌理說，善于寫學問詩，“幾于言言征實”（張維屏《國朝詩人征略》），“似詩非詩，似文非文”（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一），是詩中別體。陶梁《紅豆樹館詩話》則從正面評價說：“徵文考典幾于無一字無來歷，而雄杰之氣、峭拔之筆相輔以行，擺脫町畦，別開奧窔，神韵、風格、性靈諸說皆不足以囿之，匪獨爲畿輔詩人一大宗，實近日文章家所未有也。”⑦在學者眼中，翁方綱這種詩風是有其獨特的價值的，繆荃孫《重刻複初齋詩集序》說翁方綱詩“可以見學力之富，不必隨園之纖佻，船山之輕肆，而後謂之性情也。”比之袁枚、張問陶這樣倍受肯定的純文學詩人，翁詩有其特點。學問、思致也是人的性情，畿輔詩歌在這一點上與浙派詩有相同之處，又有自己的特色。
畿輔詩人也崇尚性靈之詩，對于山水之美、隱逸情趣有著獨到的書寫。如獻縣紀昀《富春至嚴陵山水甚佳》其二：“濃似春雲淡似烟，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坐，翠色隨人欲上船。”清新靈動，以擬人手法寫空翠逼人之感，生動而令人如身臨其境。獻縣戈濤《坳堂詩集》中山水詩猶多，“所作格律峻整、氣力磅礴”①，對畿輔地域風光的描寫尤有特色，既有雄壯之音，《過正定》：“涿鹿風雲氣，常山虎豹形。邦幾拱千里，鎖鑰壯重扄。”又有清新之趣，《趙州道中》：“緑蕪斜徑帶裙腰，麥隴烟深雊雉驕。山色浴藍初過雨，柳陰披幄乍聞蜩。”大興舒位傾心于袁枚的性靈詩說，幕游南方，有輕靈之作，如《施秉道中》：“栀子花開四面風，山坳蝴蝶草根蟲。無人解贈同心者，亂插紅藤笠子中。”但畿輔的基因使他在性靈派中有所創獲，陳文述《舒鐵雲傳》說他“以奇博創獲，橫絕一時。”如《再贈陳髯》“手弄梅花過歲寒”，正悠然寫來，後面却鬥轉爲“半世雄心磨劍具，一等老眼借書看。登臨山水年年別，嫁女昏男事事難”這樣矯健的風格。故舒位有性靈派的纖巧之美，同時又有橫絕之態，譚獻《瓶水齋詩集跋》說他“求之高、岑、歐、梅且變化”，龔自珍《己亥雜詩》專門贊美他“鬱怒清深兩擅場”，是乾嘉之際詩壇的巨匠。張愛玲的祖父豐潤張佩綸，既有慷慨的詩作，如《孝達前輩致海南香、雷州葛》：“驚雷飛雹起無端，五月披裘怯夜闌。獨有故人知傲骨，葛衣能敵九邊寒。”又有寫文人雅趣的清新之作，如《晚春》：“市塵知避俗，兀坐玩春深。火燼茶香細，書橫竹個陰。惜花生佛意，聽雨養詩心。傲吏非真寂，虛空喜足音。”
對于邊塞詩這一傳統題材，畿輔詩人既有承繼傳統的慷慨蒼凉之作，也以各自的才性寫出新穎的境界，體現畿輔詩人的創造性。邊塞詩的作者大多有著謫戍或游歷邊塞的經驗，因此寫來生氣淋漓。蔚州魏象樞《雁門關述所見》“邊氣春猶勁，關門草未生。荒陂存漢朝，古塞系羊城。徑曲隨人轉，山高覺馬輕”諸句，古邊塞的荒寒高闊生動可感。長垣郜煥元《贈李將軍戍楚》“射虎未聞封李廣，雕蟲猶複困揚雄。千群代馬悲笳裏，獨戍江湖險塞中”，對友人困頓的軍旅生涯深表同情，慷慨激昂。紀昀之子紀汝佶《老將》“但使三邊停遣戍，何妨百戰未封侯。沾袍熱血腥還在，報國雄心病豈休”，寫盡久經沙場老將的愛國豪情。天津沈峻的邊塞詩則寫出諷刺之意和勞生之嘆，《抵通化作》對朝廷拓邊政策有所反思，感慨深沉：“尋河直到大荒流，禹畫何曾盡九州。瀚海幾程常載水，龍沙四月尚披裘。山圍戍卒羈臣夢，城擁風戈露雉秋。聖世籌邊逾漢代，漫教定遠覓封侯。”《平番道中》含蓄道出戍邊的酸辛之感：“褰帷向日絕風埃，無數遙山撲面來。小市幾家還築堡，戍樓數裏又逢台。松林背嶺深無路，水碓沖波殷若雷。撩亂春愁向春問，梨花何事避人開。”上舉數例以繼承邊塞詩傳統爲主，而紀昀《烏魯木齊雜詩》160首、盧龍薛國琮《伊江雜咏》120首則以謫戍新疆的經歷，寫出清代疆域意識下的新邊塞詩。首先是改變如唐代岑參那樣作意好奇、渲染邊塞苦寒的寫法，而是注重表現新疆的風土民情，以歌誦王化之立場，贊美豐饒物産和民族和睦。紀昀《烏魯木齊雜詩序》：“今親履邊塞，纂綴見聞，俾寰海內外咸知聖天子威德郅隆。開闢絕徼，龍沙葱雪，古來聲教不及者，今已爲耕鑿弦誦之鄉，歌舞游冶之地。”②如紀昀寫土産青鹽“分明青玉淨無瑕”，薛國琮寫阿克蘇紅鹽“煮海何須循舊法，山前片片簇桃花”③。其次是對邊疆歷史、輿地進行考察，以學者的嚴謹細緻書寫新疆的風物。錢大昕《烏魯木齊雜詩跋》：“他日采風謠、志輿地者，將于斯乎征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④因此紀昀在詩後均有自注，補充相關信息，多有踏勘考證之語，如“北庭故堞人猶識，賴有殘碑記大唐”注：“後得唐《金滿縣碑》，乃知唐北庭都護府城。”①薛國琮《伊江雜咏》亦每詩皆注，徵引典籍甚多，如《北戶錄》、《西征錄》、《西域記》、《北史》、《漢書》等。
清代的畿輔地區，地近京師，詩人們與詩壇的主流互動更加深入，或者說畿輔詩人本身就是詩壇主流的一份子。畿輔詩歌的藝術視野更爲寬闊，風格也趨于多樣化，既保持慷慨清剛的區域特色，又容納綜合性的風格；淡逸、輕靈、質實、沉鬱，都在畿輔詩歌的涵蓋之內；性靈之詩、學問之詩，亦所在多有；在傳統詩歌題材的寫作方面，既能以傳統風格記事抒情，又能有所創造，加入新的因素。（待续）
①关于《畿辅诗传》的编者，略有争议。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卷十三将此书著录于高继珩名下，并有按语：“世传是书为长洲陶樑所辑考，《听松庐诗话》云：‘寄泉穷二十余年之力著《畿辅诗传》。……郭效程《蜨阶外史题辞》有云‘名山柱下遍搜罗’，自注：时先生辑《畿辅诗传》凡八百家。’……是此书原本为继珩所辑，凿凿可据。陶樑作是书，《凡例》谓‘崔明府旭、高孝廉继珩家有旧本，因各出所藏互相考证’。又言‘自顺治丙戌迄道光丁酉，共得八百七十五家，汇成六十卷’。据此，则其采集人数，与郭效程所见相同。是其书为继珩所著，而陶樑又增益之者也。乃陶樑《凡例》仅附继珩于校雠之例，未免攘人之美，故特著之。”案：《畿辅诗传》除《凡例》有说明，各卷亦署名负责校勘者，其中卷5、11、17、23、29、35、41、59等署“宝坻高继珩寄泉校”。按地方总集编辑常见情况，陶樑官位最显，是组织者和主要出资人，从书中90余条《红豆树馆诗话》来看，其参与度很高。由高继珩、崔旭、边浴礼、汪喜孙、吴长卿、梅成栋等具体负责各卷的编校工作，当无疑义。至于“旧本”，当指崔旭、高继珩已进行了部分搜访采辑工作，陶樑亦有部分搜访所得。至于编辑成书，是将各自“旧本”互相考证，由陶樑统一全书体例，又得益于陶樑的影响力，充实了编者队伍，如梅成栋的加入，有利于天津府诗人的编录。《书征》仅据郭效程《题辞》孤证，即判定《诗传》全书为高继珩所著，未免武断。
②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首，清道光十八年刻本。
③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首，清道光十八年刻本。
②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首，清道光十八年刻本。
③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点校《民国河北通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2085頁。
④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卷首，民国间天津徐世昌铅印本。
⑤以国祚而论，明代276年，清代267年，明代略长。如考虑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2月迁都北京，则明代北直隶作为畿辅地区的时间较之清代要少约44年。
⑥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卷首，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
⑦谢永芳《区域观照与明词研究——以明代北直隶词人为例》，词学，第21辑，2009年。
⑧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首，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①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②严迪昌《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3页。
③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39，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④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42，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⑤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520页。
⑥舒位《瓶水斋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14页。.
⑦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台北：明文书局影1985影印本，第69页。
①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卷32，民国间天津徐世昌铅印本。
②严迪昌《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③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首，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④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34，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⑤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⑥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9，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⑦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39，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①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38，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②纪昀《纪晓岚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95页。
③史梦兰《永平诗存》，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④纪昀《纪晓岚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10—611页。
①纪昀《纪晓岚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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