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试论河北真儒高步瀛的君子品格[上]
高步瀛（1873～1940），字阆仙，又署阆轩，清末民初顺天府霸县（今霸州市）辛店乡北庄头村人，是著名的古文家、文选学家、历史学家、考据家、教育家等，被胡适称作“北方学人的代表”、余嘉锡称作“河北真儒”。
一
高步瀛出生于一个没落的燕南富室之家。民国八年《霸县志》与二十三年《霸县新志》在“例贡、例监、翻译生”目下，均载有高廷兰、高廷蕙、高廷莲、高廷葵四人的简况，其中的高廷蕙即为高步瀛的祖父，曾任户部主事，其他人则为高步瀛祖父的兄弟，仅是做过一些县的训导、典史之类的低级官吏。此应当是高步瀛家族可溯的较为兴旺的时期。此外的家族祖成员情况，在各类史志上几不见载。九岁时，高步瀛的父亲辞世，其母张夫人即携他及四个姊妹来至安新县外祖父家寓居，他的人生之路才真正开始。
根据相关传记记载及当代学者的研究，笔者以为高步瀛的人生历程可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段为早年活动期。时在1904年8月赴日本留学毕业以前，[1]主要是读书、应考与讲学。始受鄚州黄秉钧课训，每试即冠安新书院，有神童之目。光绪二十年（1894）举于顺天府乡试后，曾赴河北的永清、完县、定兴、畿辅大学堂、保定优级师范学堂等处任书院山长、教席。期间，还至保定莲池书院从桐城名家吴汝纶学，于经史文章日益精进。1903年留学日本，一年后回国。
第二段为省部仕宦期。1904年8月留学归国，受严修之邀，赴直隶学务处任职，后调入学部图书局任编审，兼董理顺天府学务总处，又补学部主事。中华民国建立后，学部改称教育部，先后任签事、编审处主任、社会教育司司长。民国十六年（1927）五月，[2]以张作霖入京自立大元帅，而立辞部职，结束仕宦生涯。此期间，曾创设国群铸一社、模范讲演所、通俗研究会、历史博物馆、通俗图书馆，指导评书改良会、辑录话本、编著通俗教育书籍六十余种，以宣导风俗，开启民智。公事之余，与樊增祥、易顺鼎等名流结“寒山诗钟社”，常赋诗雅集。
第三段为潜心从教期。民国十七年（1928）立辞部职后，高步瀛专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民国十八年（1929），与二三老宿，就聘沈阳萃升书院讲习。次年秋即返，仍任教师范大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后，隔周至保定莲池讲学院讲学，并兼中国大学名誉教授。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受余嘉锡、陈垣、沈兼士力邀，又兼任辅仁大学教职。因忧国且积劳成疾，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辞世。
高步瀛先生一生著述甚丰。年轻学者赵成杰曾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梳理出高步瀛一生所编著书籍的内容、卷册、版本、问世时间及馆藏和论文刊发、论著存佚等情况。经其统计，高步瀛一生共编著书籍43种（包括合作编著，其中13种未予刊行）、刊发11论文篇。[3]高步瀛为学最为人称道的是考据，他的弟子程金造曾记，当时的日本学人把广东黄节的诗学、桐城吴闿生的古文和高步瀛的考据并称为“中国三绝”，他称赞说：“先生的考据，既精且博。所谓博是于书无所不读，精通声音训诂、典章制度之学，对于两千年来之政治得失，学术源流，风俗纯薄，人才优劣、职官、地理沿革，如指出掌。所谓精，是有宏通之识见，凡所著书，对前人学说，善能鉴别其真伪然否，博辨纵横，归于至当，非襞积罗列无持择者比，卓然为一代伟人。”[4]考据方面，以所著《文选李注义疏》与《古文辞类纂笺证》最为学者所称道。高步瀛亦善文工诗。已故文史学家王森然先生评其：“为文汪洋恣肆，不轶于法，亦不为法所拘。诗，古体宗初唐，律则与义山为近”。[5]程金造说高步瀛先生工四六文，可称为当代辞人中的巨擎；称他的诗极有名，诸体俱工，为被收入“寒山诗钟社”社集诗句最多者之一。
此外，高步瀛大半生都在各地执教，为社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如著名文史专家顾学颉、目录学家王重民、古代小说史料学家孙楷第、语言学家俞敏、《史记》研究专家程金造，以及刘汝霖、牛文青、张克强、朱家溍、王燮虞等一大批学者，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
综合起来看，高步瀛不仅一位是学贯古今、博学多才的学者，而且是一位爱国家、爱学生，有责任心、有严谨治学态度的师长，[6]是一位具有崇高君子人格的真儒。
“真儒”一词，很早即已出现。如汉代扬雄《法言·寡见》中说：“如用真儒，无敌于天下”，[7]是指儒之大者。《宋史·道学传一·程颢》记程颐评：“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此处所说“真儒”则是指秉承圣贤道统与本旨的醇儒。宋明以后，有些士人虽“儒服儒言”却未有真正的“儒行”，因而引起人们重视分别“儒”之真伪，“真儒”之称始多见。如明清之际的儒学家李颙曾分辨说：“士人儒服儒言, 咸名曰‘儒’, 抑知儒之所以为儒, 原自有在也。夫儒服儒言, 未必真儒, 行儒之行, 始为真儒。”[8]产生于清代康熙年间的白话小说《林兰香》揭露当时社会“周程不作，世乏真儒”。[9]十八世纪中叶，杰出的讽刺文学大师吴敬梓在其著名的小说《儒林外史》中，在辛辣嘲讽那些迂腐无能、功利世俗、精神麻木空虚的种种儒生丑态的同时，还塑造了一些志洁行、芳襟怀淡泊，有真情性、真才学、真道德的真儒形象，反映出作者及一个时代文人的内心渴求。
据上文扬雄、程颐、李颙的阐发及不同小说家的描述，可发现“真儒”内在包含着的是儒家所始终倡导与褒扬的君子人格。“君子”一词，现最早见于《尚书》，在西周时期即已流行。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其“有德者”的新义并大加阐扬，被其弟子收入进《论语》一书中的“君子”一词就有107次，多是指道德人格。晚清文人辜鸿铭曾说：“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10]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钱念孙先生曾以为：“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最终都聚集、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人格模式，最能体现和代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11]
真儒高步瀛的君子品格首先体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和奉献精神。儒家重要典籍《论语》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至宋代，大儒张载更把儒者的使命明确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2]高步瀛虽生逢乱世，生活常常窘迫艰难，却始终心怀天下，深明大义，不向俗恶势力低头，不为功名利禄折腰，体现出清高峻洁，刚直不阿的性格。辛亥革命后，高步瀛曾“栖迟部曹，十有余年”[13]。在这段时间，他怀着拳拳报国之心，辛勤工作，为国家的强盛竭尽全力，如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记：
民国成立，先生在教育部任职，鉴于中国行用的夏历，必须两年一闰，这对于国家预算，和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大不便利的，所以竭力提倡行阳历，曾发为一种运动。先生总是希望国家强盛起来，当他任社会教育司长时，时政府的命令，不出国门，经费艰难，达于极点，他依然作了许多广开民智的设施。[14]
王森然《高步瀛先生评传》也载：
民国初元(一九一二)，北京统一政府成立，学部改称教育部，先生迁佥事。公余，助友人王紫珊氏创设国群铸一社，著讲演录，以宣导风俗，月成数册，民智赖以渐开。另撰《吴氏孟子文法读本笺注》二卷、《国文教范笺注》二卷、《古近体诗约选笺注》四卷、《立国根本谈》一卷、《侠义国魂》一卷，并经始《姚氏古文辞类纂笺注》……是年，荐任社会教育司司长。于时新学履端，群言朋兴，先生策划，十不行一。然如设立模范讲演所，以培植社会教育人才，设通俗教育研究会，编著通俗教育书籍六十余种，以化导民俗；复监督正俗育化会，审定剧本；指导评书改良会，辑录话本等；次第实施，成绩昭著。[15]
民国十六年，张作霖控制北京，高步瀛见国事难为，便毅然辞官从教，教育后进。民国十九年，他曾受邀至沈阳萃升书院任教。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就重回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据北平，北师大被迫迁往西安，高步瀛即潜居深巷，谢客杜门，即使至亲也难得一见。有旧相识劝他至伪政权成立的古学院任职，他大为恼怒，断然与之绝交；伪师范大学成立，又请先生前往任教，还有人亲来相劝，高步瀛坚定地回绝说：“吾以老耄，不能随大汉旌旗跋涉山川卫国，已愧平生志，而可以从贼乎？”[16]丝毫不答应。高步瀛与军阀韩复榘为同乡姻亲，日本侵略军进逼山东，韩彷徨不战，先生忧心如焚，愤而寄信督责，教他要效仿唐朝的郭子仪，不要做叛将李希烈。可惜他没有认真接受，否则不论是其本人命运，还是我们国家的历史，都有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高步瀛以为：“文之功用，其大者曰明道，曰济世”。[17]他虽专意古学，然在诠释古文，辨析源流之时，却始终关注当下。有学者经研究指出：“高步瀛之历代文举要，不单单是一部文选，一部探析文体、文章源流的著作，更是对忧患时代寓以了深切关怀，值得今人重新挖掘！”[18]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目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高步瀛为庾信的《哀江南赋》做笺注，深感家国之痛，在笺释“思归王子”的最后，明确揭示“全篇之宗旨”乃“乡关之思”。面对侵略者步步紧逼的时局，在《两汉文举要》中，高步瀛特选了《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和《魏公子列传》，其意当是以“飞将军”之精神激励国民奋勇抗敌，以魏公子信陵君屈尊保国的行为感召国民。他说：“若以事实而论，毛公、薛公劝公子救魏数言，为国民者，皆当各书于坐右。彼甘心为外人鹰犬者，实自绝于人类也。”[19]如此的家国情怀深深横亘在高步瀛的胸臆之中，亦时时流溢于他的诗作内，如《丁丑杂诗》其一说：“断无消息向飞鸿，久锢深闺似闭笼。泪尽桃花春去也，看他杏子嫁东风”；酬谢某君馈橘诗又写：
香橘经冬色渐红，故人持赠满筠笼。
枯棋不减商山兴，嘉树犹存楚客风，
差幸剥余存硕果，肯教霜后委秋蓬。
黄柑堪詟金源乞，每食毋忘上将功。[20]
两篇作品或托美人芳草以言志，或借眼前物事以抒情，均辞意悲切、寄寓深广，真切表达出一个文人始终心怀天下的担当意识。
高步瀛的学生、著名文史专家顾学颉曾追忆：
“七七事变前，北平处境已岌岌可危。为了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学校设有民族文学一课，由高先生主讲。他选了有关历代抗敌御侮、爱国志士的文章，其中讲到《礼记》中所载幼童汪踦挥戈抗敌殉国的事，非常激动；顺便援古喻今，谈到奸佞误国、忠良被害时，激昂慷慨，声泪俱下。讽古实所以励今，听者无不为之感动。[21]
在那段非常艰难的日子，高步瀛常对自己孩子与学生讲陆放翁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句。他日夜关注时局的变化，为土地的多一分沦陷而叹息，为抵抗的每一个胜利而兴奋。最终，他虽未能见到王师北定，山河恢复，而他在国家动荡和民族存亡之时，表现出的那种担当、坚定与不屈，却是我国古今文人的杰出代表，令儒家文化所标举的君子人格更加熠熠生辉！（待续）
参考文献：
[1] 依刘晓亮考证，高步瀛1903年留学日本，此时归国。详见刘晓亮《高步瀛历代文举要研究》，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版，第29～30页。
[2] 据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第41～44页，王森然《高步瀛先生评传》记在民国十七年（1928）。
[3] 赵成杰：《高步瀛著述考略》，《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第158页。
[4] 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第70～71页。
[5]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版，第 286页。
[6] 韩传慧：《〈唐宋文举要〉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2届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7] [汉]扬雄：《法言》卷七《寡见》。
[8] [清]李颙：《二曲集》卷十三《关中书院会约·儒行》。
[9] 随缘下士：《林兰香》 第五十二回《凶医蛊婢败奸谋，贼道淫僧遭恶报》。
[10]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0页。
[11] 钱念孙：《返本开新，铸造君子人格——第二届君子文化论坛发言摘要》，《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3日，第9版。
[12] 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张子语录( 中) 》，中华书局，1978 年第1版，第320 页，原书为“为天地立志”，此据一般所说记为““为天地立心”。
[13] 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第41—44页。
[14] 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第75页。
[15]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版，第 283页。
[16] 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第70页。
[17] 高步瀛：《文章源流》，《历代文话续编》下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303页。
[18] 刘晓亮《高步瀛历代文举要研究》，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版，第168页。
[19] 高步瀛、陈新：《两汉文举要》，中华书局，1990年第1版，第121页。
[20] 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第75页。
[21] 顾学颉：《笺证、考据学大家——高步瀛先生》，载《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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