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化专史及其做法①

狭义的文化譬如人体的精神，可依精神系发展的次第以求分类的方法。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发表，最初靠语言，次靠神话，又次才靠文字。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我们可一件一件的讲下去。

甲 语言史

在西洋言文一致，在中国文字固定，语言变化，两不相同。所以研究中国文化，要把文字同语言分开。

离开文字的语言已成过去，在固定的文字下研究变化的语言，异常困难；但并不是绝无资料。西汉末扬雄已经很注意这部分，新近学者研究语言的发展很快。我们的同学中有研究中国语言史者。起初我们以为很困难，现在已证明有路可走。看韵文的变化常可得着具体的原则。即如广东话，在中国自成一系。乡先生陈兰甫著《广东音学》，发明了广东话和旁的话不同的原则。近来赵元任先生研究现代语言，在声音方面也很有心得。文法方面，自汉以后，宋人平话未发生以前，因士人作文喜用古时笔调，成为固定的，不肯参用俗调；通俗的白话又不曾在纸片上保存：所以现在很难考出。但我们从很缺乏的资料中跟着上去，也非绝对不能做史。宋元以后，平话小说戏曲先后继起，语言的变化就渐渐可考了。

乙 文字史

清代以来，小学家根据《说文》，把文字划出一个时代来研究，成绩很高。后来甲骨文发现，文字学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国内唯一的大师，王静安先生，研究得很好，我们希望努力下去，可以得文字的最初状况。再由古及今，把历代的文字变迁都研究清楚，可以做成中国文字史。

丙 神话史

语言文字之后，发表思想的工具，最重要的是神话。由民间无意识中渐渐发生某神话，到某时代断绝了。到某时代，新的神话又发生，和神话相连的是礼俗。神话和礼俗合起来讲，系统的思想可以看得出来。欧洲方面，研究神话的很多。中国人对于神话有二种态度：一种把神话与历史合在一起，以致历史很不正确；一种因为神话扰乱历史真相，便加以排斥。前者不足责；后者若从历史着眼是对的，但不能完全排斥，应另换一方面，专门研究。最近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孟姜女的故事，成绩很好，但范围很窄，应该大规模的去研究一切神话。其在古代，可以年代分；在近代，可以地方分，或以性质分。有种神话竟变成一种地方风俗，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此地的社会心理。

有许多神话夹在纪真事的书里。如《山海经》，若拿来作地理研究，固然很危险；若拿来作神话研究，追求出所以发生的原因来，亦可以得心理表现的资料；如纬书，从盘古、伏羲、神农、轩辕以来的事情很多，又包含许多古代对于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发生的解释。我们研究古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古代社会心理，与其靠《易经》，还不如靠纬书和古代说部如《山海经》之类，或者可以得到真相，又如《金滕》夹在二十八篇真《尚书》中，所述的事非常离奇。那些反风起禾的故事，当时人当然相信；如不相信，必不记下来。我们虽不必相信历史上真有这类事，但当时社会心理确是如此。又如《左传》里有许多灾怪离奇的话，当然不能相信，但春秋时代的社会心理大概如此。

又如《逸周书》在历史上的价值如何，各人看法不同；其中记载杀多少人，虏多少人，捕兽多少，我们不能相信。孟子说，“仁者之师无敌于天下，……如之何其血流漂杵也？……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简而已。”事实固然未必全属真相，但战争的结果，当然很残忍，这点可认为事实；又看当时所得猛兽之多，参以《孟子》别篇所谓“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天下宁”，可知当时猛兽充斥于天下。这种近于神话的夸大语，也自有他的历史背景。我们因他夸大某事，可相信当时实有某事，但不必相信他的数目和情形。

神话不止一个民族有，各族各有其相传的神话。那些神话互相征服同化，有些很难分别谁是谁族的。我们应当推定哪一种神话属于哪一种民族或哪一个地方。如苗族古代和中原民族竞争很烈，苗族神话古代也特别多，我们若求出几个原则，把苗族神话归纳出来，倒很可知道苗族曾经有过的事项、风俗和社会心理。苗族史虽不好研究，而苗族神话史却很可以研究出来。

后代一地方有一地方的神话。《荆楚岁时记》和这类文集、笔记、方志所讲的各地风俗和过节时所有的娱乐，若全部搜出来做一种研究，资料实在多。如苏东坡记四川的过节，范石湖记吴郡的过节，若分别研究，可以了解各地方心理和当时风俗，实在有趣。

中国的过节实在别有风味，若考究他的来源，尤其有趣味。常常有一种本来不过一地方的风俗，后来竟风行全国。如寒食是春秋晋人追悼介之推的纪念日，最初只在山西，后来全国都通行了，乃至南洋美洲，华人所至之地都通行。可是现在十几年来，我们又不大实行。又如端午，初起只在湖南竞渡，最多也不过湖北，后来竟推行到全国。又如七夕，《诗经》有“宛彼牵牛”之句，牵牛与织女无涉。古诗十九首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成为男女相悦了。后来竟因此生出七夕乞巧的节来。最初不过一地的风俗，现在全国都普遍了，这类的节，虽然不是科学的，却自然而然表示他十分的美。本来清明踏青，重阳登高，已恰合自然界的美，再加上些神话，尤其格外美。又如唐宋两代正月十五晚，皇帝亲身出来凑热闹，与民同乐。又如端午竞渡，万人空巷。所以，最少，中国的节都含有充分的美术性；中国人过节，带有娱乐性。如灯节、三月三、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过年，都是公共娱乐的时候。我们都拿来研究，既看他的来源如何，又看他如何传播各地，某地对于某节特别有趣，某时代对于某节尤其热闹，何地通行最久，各地人民对于各节的意想如何，为什么能通行，能永久。这样极端的求得其真相，又推得其所以然，整理很易得的资料，参用很科学的分类，做出一部神话同风俗史来，可以有很大的价值。

丁 宗教史

在中国著宗教史——纯粹的宗教史——有无可能，尚是问题。宗教史里边，教义是一部分，教会的变迁是一部分。教义是要超现实世界的，或讲天堂，或讲死后的灵魂，无论哪一宗教都不离此二条件。其次，宗教必有教会；没有教会的组织，就没有宗教的性质存在。根据这两点来看，中国是否有宗教的国家，大可研究。近来推尊孔子的人想把孔子做宗教，康南海先生就有这种意思，认孔子和外国人的宗教一样去研究。一般攻击孔子的人又以为孔子这种宗教是不好的，如吴稚晖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其实两种看法都失了孔子的真相。第一点，可以说，宗教利用人类暧昧不清楚的情感，才能成功，和理性是不相容的，所以超现实，超现在。孔子全不如此，全在理性方面，专从现在、现实着想，和宗教原质全不相容。第二点，教会，孔子以后的儒家是没有的，现在有的是冒牌。

再看孔子以外的各家：关于第一点，道家，老子、庄子虽有许多高妙的话，像是超现实超现在，而实质上是现实的现在的应用，道家实在不含宗教性。比较的，古代思想只有墨家略带宗教性，讲天志，讲明鬼，稍有超现实的倾向，但仍是见实的应用。墨家并未讲死后可以到天堂，亦未讲死后可以做许多事业，不过讲在现实的几十年中，好好的敬天，做好事，天自然会赐以幸福，所以墨家仍不能认为宗教。关于第二点，道家也没有教会，墨家有钜子，颇像罗马的教皇，未能明了他如何产生，虽然当战国时代，许有百余年曾有过教会的组织，但后来消灭了。现在留存的材料极少，除了讲钜子的几条以外，别无可找。

中国土产里既没有宗教，那么著中国宗教史主要的部分，只是外来的宗教了。外来宗教是佛教、摩尼教、基督教、最初的景教，后来的耶稣教、天主教等。主要的材料，纯粹是外来的宗教著作，都是死的，无大精彩。只有佛教有许多很有精彩的书，但应该摆在哲学史里抑宗教史里还是问题。为著述方便起见，摆在哲学史更好；因为佛教的理性很强，而且中国所感受，哲学方面为多。佛教到中国以后，多少派别，当然应该摆在哲学史，因为六朝隋唐一段的哲学史全靠佛教思想做中坚。其中纯粹带宗教性而且很强的只有净土宗，但也很难讲。又佛教的禅宗，勉强可以说是中国自创的一派，然很近哲学，到底应认为教派，抑应认为学派，又是问题。据我看，做学派研究，解释要容易些。到底哪一部分应归宗教，哪一部分应归哲学，分起类来很不方便。若把全部佛教，移到哲学，那么宗教史的材料更少了。

为什么宗教在中国不发达？大抵因为各种宗教到了中国，不容易有好教会的组织发生。最近基督教宗中如燕京大学一派有组织中国基督教会的运动，我很赞成。因为人类应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外来的就排斥他。基督教所以可恨，只因他全为外国人包办。假使由中国人来办，就可免掉外国借手侵略的野心，所以若做宗教史，最后一页，可以讲有少数人有这种运动。他们既然信仰基督教，当然应该努力；但事实上未必成功，如有可能，恐怕早已有人做成功了。

就外来的宗教讲，其教理要略及其起原，用不着在中国宗教史讲。在中国内部，所谓教会的形式，又没有具体的。中国宗教史只能将某时代某宗派输入，信仰的人数，于某时代有若干影响，很平常的讲讲而已。虽或有做的必要，却难做得有精彩。

就中国原有的宗教讲，先秦没有宗教，后来只有道教，又很无聊。道教是一面抄袭老子、庄子的教理，一面采佛教的形式及其皮毛，凑合起来的。做中国史，把道教叙述上去，可以说是大羞耻。他们所做的事，对于民族毫无利益；而且以左道惑众，扰乱治安，历代不绝。讲中国宗教，若拿道教做代表，我实在很不愿意。但道教丑虽很丑，做中国宗教史又不能不叙。他于中国社会既无多大关系，于中国国民心理又无多大影响，我们不过据事直书，略微讲讲就够了。

做中国宗教史，倒有一部分可写得有精彩。外国人称中国人奉多神教，名词颇不适当。多神教是对一神教而言。基督教、犹太教是一神教，其他都是无神教，佛教尤其是无神教，西洋人不曾分别这点，说印度人奉佛教即奉多神教。中国孔子不讲神，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然而孔子对于祭祀却很看重。《论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一面根本不相信有神，一面又借祭祀的机会，彷彿有神，以集中精神。儒家所讲的祭祀及斋戒，都只是修养的手段。《论语》说：“非其鬼而祀之，谄也。”“其鬼”和“非其鬼”的分别。和西洋人的看法不同。意思只是，鬼神不能左右我们的祸福；我们祭他，乃是崇德报功。祭父母，因父母生我养我；祭天地，因天地给我们许多便利，父母要祭，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推之于人，则凡为国家地方捍患难建事业的人也要祭；推之于物，则猫犬牛马的神也要祭；如此，“报”的观念便贯彻了祭的全部分。这种祭法，和希腊、埃及的祭天拜物不同。他们是以为那里面有什么神秘，乃是某神的象征，并不因其有恩惠于人而去祭他。老实讲，中国所有的祭祀，都从这点意思发源，除了道教妖言惑众的拜道以外。我们将历代所拜的神罗列起那些名词来，分类研究其性质及变迁，实在很有趣味。

我们看，古时的人常常因感恩而尊所感的人为神。如医家祭华佗、扁鹊，戏子祭唐明皇。若把普通人祭什么，某阶级祭什么，分类求其祭的原因及起原的情形，可以得知十有八九是因为报恩的。若看历代所崇拜的神的变迁，尤其有意思。例如近代最行运的神是关羽；关羽以前是蒋子文。南京钟山，也叫蒋山，即因蒋子文得名。蒋子文是一个知县，六朝人，守南京，城陷，殉节。他官阶既比关羽低，时代又比关羽后，但同是殉节的人，都合于祀典“以死勤事则祭之”的向例。这类殉节的人，古来很不少；不过蒋子文当时死得激烈一点，本地人崇拜他，祭祀他，起初称他知县，其后称他蒋侯，其后又称他蒋王，最后竟称他蒋帝。祭他的地方不很多，只在南朝各地；但南朝各代，上自皇宫，下至偏僻市镇，都很虔诚的祭他。比较关羽的享遇，当然差得远；但人虽生于关羽之后，神却成于关羽之前，关羽的运气，行得很迟；到明末才有许多地方祭他为神，到满人入关，才极通行。满洲人翻译汉文成满文的，最初一部是《三国演义》。一般人看了，认关羽是惟一的人物。后来迭次打胜仗，都以为靠关羽的神帮助。所以八旗兵民所到的地方，没有不立关帝庙祭关羽的。皇帝在文庙祭孔子，在武庙就祭关羽、岳飞。无形中，社会受了莫大的影响。乃至没有什么地方不祭关羽，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关帝庙。诸位的故乡，自然有这种风俗。就是现在从清华园大门出去，那正蓝旗和正白旗，二个村庄不见他有什么宗祠家庙，倒都有关帝庙占正中的位置，做全村公共会集的地方。诸君再到北京前门外那个有名的关帝庙，一问那看庙的人，一定可以得到一件有趣的故事：“明万历间，宫中塑了两个关帝偶像，叫人给他俩算命，神宗皇喜欢的那个，偏偏命不好；皇帝讨厌的那个，偏偏有几百年的烟火。皇帝发脾气了，吩咐把自己喜欢的供在宫中，把那个讨厌的送往前门外的庙里去。哪知道，后来李闯一进宫门，便把那关帝像毁了；前门外那个关帝像到现在还有人供祀。”关羽是特殊有运气的神，时间已有四五百年，地方遍及全国。还有运气不好的，如介之推，除了山西以外，没有庙；如屈原，除了湖南以外，也没有庙。然而寒食、端午两节，专是纪念他俩的，也带了十足的崇拜先哲的意思，和庙祀差不多。我你若是把中国人所供祀的神，一一根究他的来历，大抵没有不是由人变来的。我们看他受祀范围的广狭，年代的久暂，和一般民众祀他的心理，做成专篇，倒是宗教史里很有精彩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说中国人实在没有宗教，只有崇德报功的观念。

还有一点，在宗教史上要说明的。中国人信佛宗释伽牟尼，信道宗太上老君，信基督教宗基督，同时可以并容，决不像欧洲人的绝对排斥外教。佛教输入以后，经过几次的排斥，但都不是民众的意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三次摧残佛教，其动机都因与道教争风。当时那两教的无聊教徒，在皇帝面前争宠，失败了的，连累全教都失败，这和全国民众有何相关？中国所以不排斥外教，就因为本为没有固定的宗教，信教也是崇德报功的意思。基督教输入以后，所以受过几次的激烈排斥，也只因基督教徒本身有排外的思想，不容外教的存在。回教谟罕默德出于摩西，也是排外的教。摩西之所以起，即因争夺南方膏腴之地而起。基督教到罗马，以教会干涉政治；回教所到之处亦以教会干涉政治：那自然和本方人的权利思想不相容，自然会引起相当的反感。当他们初入中国，未现出侵略的野心以前，中国人是无不欢迎的。自唐朝景教流行到明末基督教再来，都不曾有甚么反动。后来因为旧教天主教有垄断政权的嫌疑，新教耶稣教又有侵略主义的野心，所以我们才排斥他。回教输入中国以后的情况，也是一样。

关于这点——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的一般态度，很值得一叙。我们常常看见有许多庙里，孔子、关羽、观音、太上老君，同在一个神龛上，这是极平常的现象。若不了解中国人崇德报功的思想，一定觉得很奇怪。其实崇德报功，只一用意，无论他的履历怎样，何妨同在一庙呢？譬如后稷和猫都有益于农耕，农人也常常同等供祀，又有何不可呢？

做中国宗教史，依我看来，应该这样做：某地方供祀某种神最多，可以研究各地方的心理；某时代供祀某种神最多，可以研究各时代的心理，这部分的叙述才是宗教史最主要的。至于外来宗教的输入及其流传，只可作为附属品。此种宗教史做好以后，把国民心理的真相，可以多看出一点；比较很泛肤的叙述各教源流，一定好得多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