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 ‖ 印象景泰蓝
提起景泰蓝，很多人马上会想到景德镇的瓷器。的确，它们有着太多的相似。景泰蓝和景德镇瓷器的命名，都与历史上的年号有关，前者出自明代的景泰皇帝年号，后者出自宋代的真宗皇帝年号。景德镇瓷器的器型和釉彩，景泰蓝几乎都能见到，尤其是景德镇瓷器中的王者——青花瓷，经高温烧制后，蓝白相映，晶莹滑润，与景泰蓝在形神间竟似一家的孪生兄弟。
景德镇青花瓷始创于元代，到明、清两代发展至高峰，这与景泰蓝的发展大致相同。不过，景德镇青花瓷多以为是形成于本土，景泰蓝却有不少人说是传自西亚阿拉伯地区或古罗马帝国，也就是说景泰蓝多少有些洋血统。虽然景德镇青花瓷也有“人间瑰宝”之称，但在寻常百姓之家也不乏所见，而景泰蓝却是多见于皇亲国戚或极富足之家，甚至常被视为国之重器，成为代表国家威仪的礼品被送给尊贵的客人。
景德镇青花瓷和景泰蓝均古朴清丽、典雅秀美，但青花瓷更多一些玲珑剔透，景泰蓝更多一些华贵厚重。前者更像是娇艳精微的丁香、紫薇，后者则像是饱满奔放的牡丹、玫瑰。前者是白中有蓝，蓝得清脆、劲爽；后者是蓝上织锦，蓝得老成、醇厚、多样。景德镇瓷器以土为胎，景泰蓝以铜为胎，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由此胎质的不同，决定了景德镇瓷器和景泰蓝制作工艺的较大差异。以土为胎，通过双手拉坯即可成型；以铜为胎，要用钢剪剪裁、铁锤反复锤击，所以走近生产车间，常会听到里面传出“呯呯嗙嗙”的金属敲击声。以土为胎，可以用青花料在坯胎上绘画，打青花箍或写青花字；以铜为胎，则需用镊子将压扁了的细紫铜丝掐、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并一丝一缕地将它们粘附在铜胎上。以土为胎，可以一次入窑烧成；以铜为胎，则可能反复上窑烧至十余次都不成。如此，制作一件景泰蓝所投入的人力与物力，要远比制作一件景德镇瓷器大得多。
景泰蓝，正名“铜胎掐丝珐琅”，俗名“珐蓝”，又称“嵌珐琅”。早在明代万历初年问世的著名世情小说《金瓶梅》中，就已有了对景泰蓝的记载。这部书主要描写清河县的恶霸与富商西门庆一生的豪奢和糜烂生活，对他家的富贵，书中说：“家中钱过北斗，米烂成仓，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放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作品第二十一回行院乐工李铭来家唱曲，西门庆赏酒与他吃，命小厮拿壶斟满，倒在“银珐琅桃儿钟内”。此“银珐琅桃儿钟”应该就是镶银、桃型的景泰蓝酒器。
入清以后，对景泰蓝的载录就更为多见，既可见于国家的正史，也可见于私人所撰的笔记野史和通俗小说；既可见景泰蓝的正名，也可见珐琅、掐丝等异称。见于国家正史在载录，主要是把这种宝物作为礼物赠给国外的贵宾或有功的臣属。如《清史稿》载，雍正二年，暹罗国使臣不惮险远，带礼物来朝，皇帝命：“赐国王御书‘天南乐国’扁额、缎二十五、玉器八、珐琅器一、松花石砚二、玻璃器二、瓷器十四。”内中的珐琅器，就是景泰蓝，它与缎、玉、玻璃、瓷器等一起，被当作国礼送出。《清乾隆朝实录》曾记，边将福康安、和琳因剿贼有功，被赏给“珐琅三针洋表各一个”，这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厚重的奖赏。《清光绪朝实录》还记，光绪十六年（1890），印度国王呈进乐器，希望得到希世之宝，朝廷特颁给头等金宝星一面、景泰蓝花瓶一对，由出使大臣曾纪泽亲自转交，此颇可见景泰蓝在当时极为珍贵的价值。
《清稗类钞》《清稗琐缀》是两部民国时期问世的清代掌故遗闻汇编，内中所记也多见景泰蓝的影子。如前者述及保和殿时说：“殿有景泰蓝香炉等物，亦明景泰帝所制，铜皆作金色，迥非新出者所及。”后者记咸丰行宫时载：“得见咸丰行宫内秘藏珍珠佛，及蓝宝石、金刚石琢成佛像，高径尺，景泰蓝座，塔高亦数尺。”
文学巨著《红楼梦》产生于清乾隆朝中期，所描写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或是皇商、或是王公勋戚，也都钟鸣鼎食，富贵无比。作为富贵人家的象征，景泰蓝在《红楼梦》的近百万文字中，也没有缺席。如第四十回荣国府宴请乡间老妇刘姥姥时，凤姐带人摆设整齐，贾母和薛姨妈是二榻四几，王夫人是一椅两几，余者都是一椅一几，“随几之式样。每人一把乌银洋錾自斟壶，一个十锦珐琅杯”。第五十二回，晴雯突发感冒，虽有太医诊治，仍不见好转，宝玉便命人取鼻烟壶让她闻。这个鼻烟壶用一个金镶双金星玻璃小扁盒装着，“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第五十三回，描述宁国府贾珍之妻尤氏的卧室，内写：“尤氏上房，地下铺满红毡，当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鳅流金珐琅大火盆。”这几处例子，无论是十锦珐琅杯，还是珐琅赤身女子、三足珐琅大火盆，都是不同的景泰蓝器物，都是贾府富贵奢华生活的具体反映。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景泰蓝仍不断出现于作家的笔下，成为皇室或贵族家庭特有的陈设。如林语堂所撰名著《京华烟云》有几处写到景泰蓝，有的是花瓶儿和鼎、有的是茶壶茶碗。其中第二十六章，写到姚木兰父亲迎接宾客的水榭，里面有刻着明朝董其昌字的一丈高的大理石板、几张镶嵌花纹的乌木桌子，桌子上即摆着“形状正方上端向外开敞的景泰蓝茶壶茶碗”，显得十分古雅而豪华。
被称作“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先生，是满清旗人的后代，对北京的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与感情。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他痛惜在日寇铁蹄下，北平失去了它负有世界美誉的手工业，赞美“彩色象鲜花一般的景泰蓝”。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更直接地让景泰蓝出现在虎妞之父刘掌柜的生日寿桌上，书中说：“棚里放八个座儿，围裙椅垫凳套全是大红绣花的。一份寿堂，放在堂屋，香炉蜡扦都是景泰蓝的，桌前放了四块红毡子。”这刘掌柜虽然称不上是贵族，而景泰蓝香炉蜡扦的出现，则显示他作为老北京人的身份和主人对自己寿诞的重视。
当代还有作家进行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尽可能多地运用古代器物，竭力营造与某特定时代相一致的空间和氛围。如已故著名小说家二月河曾以“帝王系列”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而享名于世，在《雍正皇帝》一书的第四回写及雍正帝的居室，作品即述：“屋内到处是灯火，亮得刺目。地下一个硕大的景泰蓝制大熏笼生着熊熊炭火，进门便觉得暖融融的。”如此的“景泰蓝制大熏笼”，非常符合清代帝王的身份，在今故宫博物院等大的博物馆，仍可见到如此的“大熏笼”。
尽管景泰蓝和景德镇瓷器有着不少差异，在人们的心中与文人的笔下也有着不同的故事和印记；但它们同样是祖国传统手工艺术的瑰宝，同样值得珍视。它们不朽的艺术光芒，会随着日月的更移，变得益加辉煌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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