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世界，世界在身边。第145，元代水闸遗址二
《营造法式》的“卷輂水窗”条接下来是：
方上并二横砌石涩一重，涩上随岸顺砌并二厢壁板，铺垒令与岸平（如骑河者，每段用熟铁鼓卯二枚，仍以锡灌。如并三以上厢壁板者，每二层铺铁叶一重）。
《营造法式》，卷輂水窗
“方上并二横砌石涩一重”，底石铺好后，在靠近河岸处，似乎要横向砌一层石段，作为墙体的底座，石段上做一层涩。博物馆复原的现场没有这一层石段，可能是个失误。
龙华寺大殿黄色边墙下，蓝色部分类似于石段
护河岸的石墙直接砌在底石上，不合理
“涩上随岸顺砌并二厢壁板，铺垒令与岸平”。顺着河岸砌两排并列的厢壁板，最上面铺垒层与水岸齐平。
（如骑河者，每段用熟铁鼓卯二枚，仍以锡灌。如并三以上厢壁板者，每二层铺铁叶一重）。一般来说，水闸不太可能骑河，但如果有这样的设计，挡墙一定要加固，因为从闸石转给闸柱的压力都会加到挡墙上。
于水窗当心，平铺石地面一重；于上下出入水处，侧砌线道三重，其前密钉擗石桩二路。
《营造法式》，卷輂水窗
在水窗正中间，平铺一层地面石；在出水与入水的两侧砌三重线道，前面密布二路擗石桩，以减缓水流对闸墙的冲击。因为河道需要通航，这些擗石桩的高度不会高出地面石多少，不然会伤害船底，不知道这有没有标准？
垒墙之制：高广随间。每墙高四尺，则厚一尺。每高一尺，其上斜收六分（每面斜收向上各三分）。
《营造法式》，垒墙
金刚墙之外，还需要砌一道砖墙，以支撑金刚墙受到的水流冲击。按照《营造法式》，墙高厚比应当为4:1，而且需要向上斜收。
此水闸遗址的砖墙可以看出向上斜收的砌法，宽度在1~1.35米，则原来的墙高应当在5.4米，而现在金刚墙的残高仅1.3~2.1米。当这个水闸被废弃后，大量的砖、石被挪作他用，很大可能是附近的居民出手的，这很常见。
为保证金刚墙和砖墙的强度，在砖墙之外用荒石和着三合土再砌一道支撑墙，荒石指的是加工石条、石板、石桩留下的边角料，可谓物尽其用。
根据史料推测，这座元代水闸是泰定元年（1324年）由任仁发主持修筑。任仁发《元史》失传，不过“河渠志.吴淞江”条提到他参与主持疏浚吴淞江之事：
至泰定元年十月十九日，右丞相旭迈杰等奏：“江浙省言，吴淞江等处河道壅塞，宜为疏涤，仍立闸以节水势。计用四万余人，今岁十二月为始，至正月终，六十日可毕，用二万余人，二年可毕。其丁夫于旁郡诸色户内均差，依练湖例，给佣直粮食，行省、行台、廉访司并有司官同提调。臣等议，此事官民两便，宜从其请。若丁夫有余，止令一年毕。命脱欢答剌罕诸臣同提调，专委左丞朵儿只班及前都水任少监董役。”得旨，移文行省，准拟疏治。江浙省下各路发夫入役，至二年闰正月四日工毕。 《元史》，吴淞江条
吴淞江立闸疏浚工程，从十二月开工，到第二年的闰正月四日完工，利用冬季枯水季节，顺应天时，而此时为农闲，也便以征发丁夫，称得上“官民两便”。
任仁发，先祖为邳县人，后徙居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其家族墓地在今重固镇北二公里处。青龙镇是两宋时期东南一巨镇，海陆贸易的交汇点，南宋绍兴二年，曾一度将两浙市舶司从临安府迁至华亭县。任仁发从小生长的地方距离吴淞江不远，出仕后经营水利，应该得益于此。
任仁发为省部级高官，其家族墓地绝对不是这个规模，现在放个文保点，也就是个意思
八十年后，另一位部级官员前来治理吴淞江。他叫夏原吉，于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以户部尚书衔，来治理浙西水灾，主要就是治理吴淞江。
夏原吉在《苏松水利疏》中分析了当时本区的水道形势，认为治水关键是疏浚下游河道，使洪水畅流入海。但以往泄水干道吴淞江已严重淤塞，从吴江长桥至夏驾浦一百二十余里的上游段虽可通水，但多有浅狭之处；而自夏驾浦至上海县南跄浦口的一百三十余里则已是“茭芦丛生、已成平陆”。
夏原吉认为，重新使吴淞江通畅，工费浩大，不如上段着重疏浚东北入江的刘家港和白茆港，下段着重疏浚直通南跄口的范家浜。夏原吉的治理，后来被称为“掣淞入浏”与“掣淞入浦”，影响了上海一带的河道分布，也深深影响了上海后面五百年的历史走向，以及整个中国近二百年的历史走向。
不过，此处的要点是，从任仁发疏浚治理吴淞江的1325年，到夏原吉再次治理吴淞江水系的1403年，仅间隔了78年，吴淞江流经今天昆山和上海的河道竟然“已成平陆”。任仁发主持建筑的如此出色的一座水闸（据说一共是六座），夏原吉看到了吗？我想是没有，不然夏尚书应该会留下一些感慨。
2001年，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这个遗址时，水闸底石板的高度距离地面7米多。这么大的深度，可能无法简单用河道淤塞来解释，这应该与地面沉降、地质灾害有关，但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没有。博物馆前言中，“志丹苑水闸遗址正是元代上海及江南地区经济发达的一个缩影”，似乎说不过去。
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现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