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鄂州的“不举子”事例说明当时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剥削
宋代鄂州的“不举子”事例说明当时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剥削
先看看一般说不举子的兄弟搬出来的资料，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2]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
资料有很多就不列举，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了，读历史最重要的就是批判性思维了，没有批判性思维就真只是在看历史了，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不举子的例子大多在湖北湖南浙江附近，说明了不举子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这里就有人说了不举子是因为宋代赋税重的原因，其实只对了一点点，我就分享下我对不举子现象的理解。
不举子有个前提，先看这段材料《麈史·风俗》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类似的材料有很多，反正大前提是不举子之前肯定有孩子的，而且一般3个左右。好，最重要的来了，为什么其他朝代生7-8个都没有问题宋代就生3个就开始不举子了唉，解释来了。首先宋代赋税杂，各种乱七八糟的都交税所以税比较重最tm不人道的就是居然婴儿也交税，这就是不举子产生的原因之一了，因为婴儿要交税所以不想要多了孩子，不想要多了孩子就要除掉。所以差不多3个最好了。然后就有人开始说宋代人民苦不堪言了，我觉得这里需要打住。试问下，生8个孩子的家庭能存活多少个唉？为什么他们生这么多孩子，反正都不上税随便生，养不养的活无所谓，比如我们上一辈，我妈那一辈10个孩子嘛，活了6个。宋代就不一样了，宋代孩子要上税啊，不能像其他朝代一样皮啊，生3个小心养可能还能活3个。所以在老百姓苦不苦这方面，我觉得应该看看宋代小孩和其他朝代小孩存活率。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
朱熹父亲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中说：在江西婺源，老百姓“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时看到，“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
王得臣在《麈史·风俗》中说，“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敕止。”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而两浙路（今浙江）一些地方杀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生子即杀）。”
从史料归纳，宋代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宋朝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比夏税高数倍的丁赋成为民众最沉重负担。所有因大量交不起税而杀子。
《淳熙三山志》卷十记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宋朝老百姓上交身丁钱竟然比夏税高三倍之多。怪不得老百姓杀子。
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老百姓沉重不堪。
《生生四谛》∶江南东路的太平州，“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连宋朝皇帝都承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民为身丁钱，至生子即杀”。
宋朝人范成大说：“处州丁钱太重，遂有杀子之风。”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说：“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即杀。宋朝人赵善燎的《自警篇·济人》记载说：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
可以说宋朝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即杀的主要原因。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杀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但生子即杀的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宋朝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宋朝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即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宋朝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来“救救孩子”的念头。这真是好人坏人全当了。
林勋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蔡勘称：“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汪见辰则说：“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宋朝朱熹说:古之刻剥之法，本朝（宋朝）皆备。这些人都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宋朝皇帝官员死命压榨老百姓的事实。宋太宗朝大臣张咏在《愍农》中写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为朱熹的话提供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