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君启金节：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文明的脚印

1957年，鄂君启金节在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时，引起了中外考古学界的震动，被视为国宝。当时出土金节4枚，1960年又交上来1枚，共5枚。其中，舟节2枚、车节3枚。鄂君启金节的出土，激活了人们对战国时期鄂州经济文明的记忆。它像一块块文明的碎片，复活了战国时发生在鄂州大地上的那些事。

光耀千秋的311个篆体字

鄂君启是楚怀王熊槐之弟熊启，他分封职掌鄂地（今鄂州市）。

楚怀王六年，大工尹昭雎奉怀王之命，为熊启铸造了青铜制水陆通行符节———鄂君启金节，特颁发给熊启作为贩运商品出入关卡免税的凭证。舟节上刻有163个篆体字，车节上刻有148个篆体字，共311个字。这311个字，涉及当时的商业范围、交通线路和管理制度等重要信息，金节一经公布，就被史学界视为稀世珍宝，国之重器。

舟节铭文9行，每行18字，内重文1字；车节铭文9行，每行16字，内重文1字，合文3字。铭文排列整齐，字皆错金，行间用直线分离，重文和合文用两短横表示，两字作一字排列，刚好满行。由此可见，铸节工匠技艺精湛。据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由国君颁布的符节用金属制造，由有司（分管交通的官员）颁布的符节用楠竹制造。

鄂君启之所以用青铜制造并铸成竹节形状，是按当时的符节制度执行的；它是由楚怀王颁发的，本应是金节，但又是为鄂君启“府商”（即今天所说的红顶商人）从事贸易活动，不能以金节的形式颁发，所以用青铜铸造成竹节形状，介于国王与有司之间的符节。

分析鄂君启金节，熊槐虽然特许熊启贩运货物可免除进出口关税，但是有一定节制的，而不是放任自流。说其有点像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免税限量。舟节规定“屯三舟为一舿（舸即船），五十舿”。从这里的字面意义看，1舸的载运量相当于今天的18吨，50舸的载运量约为900吨。熊槐同意熊启陆路货物免税限量为150乘车，相当于今天的150吨左右。

二是免税年检。舟节文说：“为鄂君启之府商铸金节……岁赢返。”何谓“岁赢返”？就是说免税期限为一年，在期间内可多次贩运，凭节免税，期满后将节缴还有司，有司验证无违反规定的行为，再发放给熊启使用。

三是严禁贩运军用品。车节文说：“毋载金、革、黽、箭。”金、革、黽、箭等均为军用品。战国时群雄争霸，军用品奇缺，楚国境内盛产铜、铁、竹等制造兵器的材料，所以熊槐严禁将本国军用品向外贩卖。

四是禁止熊启的商队向地方官员索要食宿安排。节文“毋余李飤”，意为熊启的商队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不准向其提供食宿。否则，属违纪行为。

舟节和车节上的311个字，将中国“官商”经营史，由汉代推到了战国时期。其字字含义深，句句涉及广，不经释读是很难看懂的。

商品经济出现空前繁荣

鄂君启金节上的311个字，如一个密码本，它出土之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上古鄂州的大门，为我们还原了那个时期鄂州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

战国时期，南北方的经济特色比较明显。南方物产资源十分丰富，北方手工业相对发达。当时的鄂州地区许多特产生产过剩，要寻求出路，身为封疆大吏的熊启，不仅有超人的商业头脑，而且有开阔的贸易视野。因此，他在其兄熊槐的特许下，创办了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庞大水陆两栖贩运公司。

当时，鄂州地区水路十分便利，熊启利用舟节开通了4条航线：西北线“自鄂市（今鄂州市），逾湖、上汉，适鄢，适芑阳”，这条航线以汉水为主干，通往郢都；东线从鄂州入江东下，直通泸江；南线从长江上游入湘江、资水、沅水，到达湘西桂东；西线自鄂州溯江而上，经木关到达郢都。

陆路利用车节也开通了4条线路：北线“自鄂市，适阳丘、适方城”，到达河南；西北线“适方城……适兔禾”，到达陕西商县；东北线从方城东行，“适繁阳，适高丘”，到达豫皖；东线“适下蔡，适居巢”，到达江淮地区。

车节的西北线是通秦的贸易之路，北线是通三晋的贸易之路，东北线是通宋、齐、鲁的贸易之路，东线是通吴越的贸易之路。鄂君启位居南北中间地带，有通商南北经济之便。于是，他把南方特产和手工业品贩运到北方，然后把北方的物产贩回到南方，这便是熊启这个“红顶商人”跨国经营从中赚钱的初衷。

从舟节、车节铭文可以看出，鄂州在中国古史文明中，已经在4个方面处于领先位置。

第一，率先实行通关免税证，并且实行限量进出关口。

第二，政府官员只要取得合法手续，也可以经商，但必须遵纪守法。

第三，官员经商所到之处，不能享受沿途地方官员为其提供食宿，公私必须分明，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将收回金节。

第四，作为社会发展中的新兴阶层，鄂君启已成为官僚商业资本出现的真正代表。

鄂君启金节上的铭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战国鄂州商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