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综述： “论钱学七书——理解钱穆与现代思想的一个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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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讲坛”第二十八讲

“论钱学七书——理解钱穆与现代思想的一个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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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6日上午，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斯文讲坛”第二十八讲在教四楼213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的题目为“论钱学七书——理解钱穆与现代思想的一个进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任锋教授主讲，人文学院院长钱婉约教授主持。人文学院韩德民老师、胡珍子老师，以及中华文化研究院的谭惟老师、陈民镇老师、陈皛老师出席了讲座。

钱穆先生作为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四大家”之一，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钱穆先生的著作不仅仅一直受学者们的青睐，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也在阅读钱穆先生的作品，任锋教授在阅读时也受益颇丰，发表了《钱穆的“明夷待访录”》、《“历代政治得失”的微言隐义》、《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化合：从钱穆礼教论省察亨廷顿命题的困境与出路》等论文以及《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道统与治体》等专著。那么对于钱穆其人、其书、其学，任锋教授是如何理解和阅读的呢？就此任锋教授拿出钱穆先生的七本著作为我们分享。

一 知人然后论学

任锋教授指出，学者是一个人，他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去面对现实、生活以及学术，也就决定了他是如何理解学术生命本身的意义的。任锋教授用了抗争、反潮流；时代型与传统型；豪杰精神；先知；道成肉身的圣徒这几个关键词给钱穆先生做了评价。

二 论“钱学“七书

任锋教授说，将钱穆先生的学问称之为“钱学”，是一种尝试性的思考。它有赖于这样一个背景：首先，今年是钱穆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了“文明竞合与秩序重整——纪念钱穆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在此之前，我们还主办过2015年、2018年度的钱穆先生专题研讨会，讨论和追寻钱穆学术的意义。如何在现代历史的脉络中、在中国近三十年社会发展的脉络中，认识和评价钱先生，重新给予他历史的定位和当代的意义。其次，在世界范围内疫情发展的今天，促使我们反思人类文化的走向。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故事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故事，同时也伴随着文化思想的复兴，政治上的逐渐走向成熟。而文化的复兴主要表现在经典传统的复兴。不少学者从钱穆先生这里汲取思想资源，思考中国现代出现的问题，成为当今文化复兴发展的最强的一波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尝试提出“钱学”这个概念。

钱穆先生著作丰富，而单独拿出这七本书做报告，任锋教授认为，其原因在于这七本书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意义重大。并且以“圣殿重建”的方式展现了七书的构架。

（一）地基：《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

《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这两本书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国史大纲》在当时颇受好评，并且在中国抗战时期起到了激励国民士气的作用。虽然《中国文化史导论》没有《国史大纲》关注度高，但是它却将视角从历史学转向了文化学。

在《国史大纲》中，它的引论非常重要，书中谈到了“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是广土众民而可大可久，又因演进渊源不同，因此‘立国之大宪大法’也即宪制势必不同于西方”的观点。同时也指出了一统与多统、礼制与法制的中西方统治差异。在书中，钱先生指出，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因此重视国家团结、民族融合；而西方不同，他们讲究多统，齐头并进，夹杂着争斗，因此西方人很难被整合。而这样的国家形态、国情的不同必然也会导致国家的宪制不同。任锋教授也谈到了，钱先生认为中国没有代议制，在于中国无教会组织、考试权不独立、无审驳、监察制度等八条原因。

《中国文化史导论》对大一统问题有了更清晰的理论自觉。大一统的文明源头，可以追溯到周代，周代实现的是封建大一统，而秦汉实现的是君制大一统。中国的大一统和西方的帝国体制又有所不同，帝国体制是通过战争，建立属于自己的；而大一统的核心概念并非是征服，而是为了让国家凝聚、统一、安定下来，而中国如果想要政治中心稳定下来就必须要走大一统这条道路。除此之外，钱先生在书中也谈到了文化三阶层、立国形态、文化地理的问题。

（二）墙柱：《政学私言》、《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

首先，《政学私言》。何以为私言？私言并非是钱先生的自说自话，而是钱先生针对国家重大问题，以一己立场提出的看法，是对重大问题的辩论，提出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把握问题的全局、核心，从辩论中阐生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新的社会共识、共见、共信。接着任锋教授也谈到了钱先生对于《明夷待访录》的褒与贬；朱子、陈亮王霸义理之辩千年公案的现代版本；钱穆与徐复观等心性自由新儒家的争论等问题。

其次，《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历代得失”的一大主旨，就是探讨了历代政制不断变迁，中国何以能绵延传承。罗马之后已无罗马，汉唐逝去中国不亡，工商富强而注重农本的大国怎样更新其大一统而不堕入帝国形态，为人类提供现代秩序的新思路。在钱先生看来，这是最堪研讨的大题目。

最后，《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在这本书中，谈到了针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国家认同论，钱穆先生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等问题。

（三）门户：《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一开始，任锋教授揭示题目中的“论衡”出处，此处“论衡”二字来源于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接着，在书中钱穆先生提出了“会通为体，分别为用”的新展望，而这里的“会通”指的不仅仅会通古与今，也要会通中与西。科学民主好东西，但是要放到文化体系中去安顿它，科学如果最后沦为核武器，那么科学最后就走向了歧路。关于这类问题钱先生还提到了很多。

（四）拱顶：《晚学盲言》

任锋教授讲到，《晚学盲言》是钱穆先生晚学思想的集大成。在《晚学盲言》中，对礼的精神不断挖掘，“礼法之变”是本书中一个最核心的成分，针对当今出现的新问题对礼重新进行解释。讲到了为什么权力、财富、法律等不是立国之本，而是德行才是立国之本。

以上，任锋教授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为大家导读了“钱学七书”，让我们初识钱穆先生的学问和思想见解，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任教授讲完后，各位在座的专家学者一一与任教授进行互动交流，谭惟、陈民镇等几位青年学者，讲述了自己所做的钱穆研究、饶宗颐研究的心得，交流讨论中不断擦出思想的火花。最后，钱婉约教授致谢、补充说“感谢任教授满满两个半小时的学术报告，丰富充实，令人收获匪浅。一般地，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从史学、经学、思想史等角度，对钱穆先生学术的解读，今天，任教授从政治学的角度，以‘立国思想家”的视野，给我们展示了钱先生著作的社会政治学意义，以及当代价值。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对于认识钱先生学术的注重专才与通识的关系、注重通经致用等方面，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以此为契机，希望青年学生，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人文通识，甚至是修身问道，都值得阅读和关注《钱宾四先生全集》这份学术思想遗产。”本次讲座，在意犹未尽中拉下帷幕。

（2019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刘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