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夏朝之惑：甲骨文创制者为什么是商不是夏？从印度河文字说起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许多重大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其中，关于汉字形成的研究即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下文字的定义。
一、文字的定义
裘锡圭教授《文字学概要》说：“在文字定义问题上，语言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大致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
根据这种定义，狭义的文字是与特定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其拥有成体系的记录符号，具备通过组织不同的符号以构成句子来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能力。广义的文字实际上是把狭义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备形、义要素但难以与语言单位相对应的早期刻划符号也纳入了文字范畴，学术界一般称这类刻符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图源：《西安半坡》）
按照广义文字的定义，像诸如西安半坡所见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双墩、浙江良渚、青海柳湾等遗址发现的刻符都可称为文字。然而，由于这类刻符数量稀少，实际上并不具备可以构成句子以表达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学术界主要使用的是狭义的文字概念。按照狭义文字的定义，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汉文字形成的标志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现。
甲骨文标志汉字的形成（图源：中国文字博物馆）
二、殷墟甲骨文突然崛起之谜
殷墟甲骨文为什么会在武丁时期突然出现，至今仍是一个谜。由李学勤、彭裕商二位学者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确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时期为最早。迄今为止，还未找出确切属于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辞。……就目前所发现的殷墟甲骨刻辞来说，可以断言，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那也只是凤毛麟角，绝无形成一类而总结出称谓系统的可能，更不可能讨论其与其它卜辞之间的各种内部联系。
殷墟甲骨窖穴（图源：中国青年网）
整个殷墟时期，计有八代十二商王。其中，武丁为第四王。武丁之前还有盘庚、小辛、小乙三王，为什么成熟的甲骨文字会突然出现在武丁时期？在武丁之前甚至说在殷墟之前，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发掘到成熟的文字材料？
这些问题，看上去要通过考古才能解决。然而，笔者在进行夏代实证化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甲骨文之所以会在武丁时期走向成熟，其实有深刻的历史根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甲骨文的突然出现呢？现在，让我们先从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谈起。
三、印度河谷图形文字和安诺石印之谜
印度河古文明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因地处印度河流域而得名，其代表性遗址有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和哈拉巴（Harappa）等。该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之前的一个古文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间。
印度河人像及印章（图源：新浪/高关中博客）
印度河谷出土了大量的带有类似文字符号性质的印章，学者们大多把这种字符称为印度河谷文字，或者称为印章文字、图形文字等。据统计，这类印章文字共有400余个，大多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征。关于这些文字的来源，国外学者有达罗毗荼人起源说、苏美尔或埃及起源说、本地起源说等几种观点。当然，这些都并非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印度河谷文字与汉字起源的关系。
印度河谷印章（图源：harappa）
1952年，美国学者盖布（I. J. Gelb）在其新出版的《文字研究（A Study of Writing）》中提出，中国文字起源于印度。此说在西方学术界获得了不少市场，影响至今。
1982年，饶宗颐教授《选堂集林·史林》在香港出版，书中收录的《谈印度河谷图形文字》列举了二十多个单字，认为“印度河谷文字的构造方法跟汉字的关系应该很密切”。但是，饶宗颐教授使用的材料既有比印度河文明晚的，如二里头、殷墟、四川汉墓的材料，也有与印度河文明时间相当的马厂文化材料，还有时代上远早于印度河文明的半坡刻符。这样，整个情况一下变得复杂了起来。
2011年，四川大学何崝教授的《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出版。书中把印度河谷文字与中国各个时期所见的文字、刻符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比较，结果表明，印度河文字与商代以前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所见刻符相同相似者有32个，与中国南方地区所见刻符相同相似者也有32个，与殷墟甲骨文字相同或相似者更达57个。除去重复的，中印两地所见字符相同或相近者合计达89个。这种情况是偶然的吗？
印度河文字之谜尚未解开，新的问题又出现了。2001年7月31日，《纽约时报》第1版发布一则消息，介绍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伯尔特（F. T. Hiebert）博士在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发现的一枚石印。这枚石印为黑玉料，印面刻有4或5个字符号，笔迹内有红色。
安诺石印（来自网络）
印章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符太像汉字了！然而，据与石印共存的炭测定，该印的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当时，汉字并没有形成。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由此提出：“安诺印章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考虑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
李学勤教授在对安诺石印研究后则指出，安诺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从中国史前陶器符号中找到，但他又认为安诺石印和中国境内的仰韶等文化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四、始于新石器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考察的时间范围拉长、空间范围扩大，就会发现印度河谷文字和安诺石印出现与中国史前刻符相近甚至相同的情况其实并不奇怪。
从考古资料来看，东西文化的交流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发生，并且直到先秦时代就没有停止过。在这一交流过程中，东西方的产品、技术都在不停地双向流动。比如，水稻、黍、彩陶、丝绸等就有一个由东往西传播的过程，而小麦、马、权杖文化、青铜技术等则有一个由西往东传播的过程。
印度河文明的彩陶（图源：harappa）
在这种交流互动过程中，印章充当起了商品和财物印信的功用，而海贝则逐渐转化为一种商品等价物。海贝属于暖水种生物，主要分布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从考古材料来看，我国最早使用海贝的地方为马家窑文化，后盛行于青铜时代。马家窑文化地处西北腹地，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中国经西北与域外的交流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
有商品贸易活动，自然就有从事这一活动的族群。从先秦文献来看，月氏、有辛氏、殷商等族群均有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记录。从考古材料来看，殷墟妇好墓大量使用了来自今新疆和田的玉料，殷人使用的马车也是源于域外文化。何崝教授认为，较大规模的贸易是通行文字（即狭义文字）形成的原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殷商人先天就具有成为文字创制者的文化基因。
五、实证夏朝之惑：为什么创制甲骨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
（1）甲骨文创制者为什么是商不是夏？
笔者在《没有共时的文字材料，夏朝如何实锤？论夏代文明研究的一个误区》中提到，殷商之前的夏人没有创制文字，并因此提出了在没有夏人自证性文字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夏研究突围的问题。这篇文章发布后，有读者向笔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创制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这个提问非常好，因为它直接指向了甲骨文字形成的历史逻辑。下面，笔者就从两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1）殷商民族比夏民族具有更加深厚的商业文化传统。
印章是贸易活动中的信物。由殷商民族具有营商文化传统可知，殷墟必有印信出土。事实上，殷墟遗址确实在1998年、2009年、2010年先后出土过三枚青铜印章，具体可参阅《考古》2012年第12期刊载的相关简报及研究文章。此外，民国时期黄濬所辑《邺中片羽》也曾著录“安阳三玺”（如下图），李学勤先生认为，安阳三玺均为商代文字印。
安阳三玺（原录于《邺中片羽》）
另外，1976年，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一件所谓的“龙纽石器盖”，经李零教授研究，该物实为图形章（如图）。 在殷商崛起之前，印章在商品贸易活动中起着标志器主以明所有权的作用；而在殷商崛起后，印章开始步入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并逐渐转变为一种权力象征。这种印章文化的形成，从源头上讲显然也可以溯及殷商民族的文化传统。
妇好墓出土图形章（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再来看三星堆遗址。毫无疑问，三星堆文明与当时的印度河地区甚至中亚、中东地区是存在贸易关系的。三星堆出土陶器残片上的七个刻符，在印度河谷印章文字中多有发现与之相似者，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并没有出土印章。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2016年还曾发生过一件趣闻。当时，87版《红楼梦》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先生自称获得了一枚古蜀印章，引起了社会关注。没料到，三星堆博物馆很快对此进行了澄清，指出“古蜀文化没有印章也没有文字”。
三星堆博物馆对“印章”事件的回应（截自新浪微博页面）
三星堆文明存在对外的贸易活动，但却没有印章出土。这种情况表明，在三星堆文明中，从事贸易活动的族群并没有进入虞夏联盟的权力中枢。从整个先秦史体系来看，上文提到月氏、有辛氏、殷商等诸族其实都是虞族集团成员（另文说），这种情况再次表明在虞夏联盟中，夏族是居于统摄地位的。
2）在夏商二代的政治运行机制中，夏人通过神像来与鬼神沟通，殷人则通过文字来实现这一功能。
殷人毁灭三星堆王朝之后，如何表明自己拥有继承虞夏王统的合法性，对于殷商人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三星堆文化和殷墟文化都有浓厚的原始宗教气息。在那样一个时代，如何塑造自身与天地鬼神的沟通能力事关整个政权的统治基础。
在三星堆时代，夏人与天地沟通是通过铸造神像、神树、太阳形器、神鸟、神兽等器物来实现的。如果殷商人完全照搬夏人的文化模式，则显示不出其具有继承王统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殷商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通过创造成体系的文字来实现与神灵的沟通，对殷商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佳选择。《淮南子》说“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条记载看似不经，实则说明了文字创制具有神圣特征，这与古埃及把文字称为”神的语言“是相似的。
（2）甲骨文的体系化，为什么是在武丁时期，而不是盘庚、小辛、小乙时期？
1）依照“夏与商周并行论”的观点，甲骨文之所以会在武丁时期完成体系化创制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毁灭事件有关。笔者已在多篇文章中点明，这一毁灭事件即《左传》中的“后羿代夏”，《竹书纪年》中的“益干启位”。伯益犹言后羿，后、伯均取王义。益为影母锡部字，羿为影母质部，益、羿二字双声对转，古音极近。
武丁时期的甲骨文
据测年数据，三星堆青铜文明毁灭于约公元前1260年。从殷商世系表来看，这一时期在位的商王为小乙。乙、羿二字上古音为双声迭韵，发音相同。小乙之后，商王为武丁。从殷墟卜辞一期的记载可知，当时殷商西部战事尤其频繁而惨烈，这说明夏商之争从小乙时期一直延续到了武丁时期，甚至直到金沙文明重新崛起也没有停止。从这个角度来说，后羿代夏、益干启位和商灭鬼方之战完全可能是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录。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笔者曾经利用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毁灭、竹瓦街青铜器铭文来进行说明，今从甲骨文的崛起而言，是又增一证。殷人本属于虞族集团的成员，却灭掉了代表着虞夏联盟的三星堆文明。从虞人角度来看，三星堆文明的毁灭事件与“商均叛舜”的记载也是相呼应的。
2）从甲骨材料来看，商王武丁为甲骨文的创制做过大量工作，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武丁时期存在一个庞大的卜人集团。据统计，从武丁到帝辛时期的殷代卜人总数为117个，其中仅武丁时期就达70人，超过其他八代商王时期的总和。卜人数量的庞大，为甲骨文的创制提供了充分条件，也为武丁时代加强神权提供了重要支持。
六、结论：甲骨文字形成的历史逻辑
综上可知，作为一种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之所以会在武丁时期出现，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文化层面来看，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出现了大量具有记事性质的刻划符号，这是甲骨文能够产生的社会土壤。从经济层面来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的远距离商品和技术交流活动，在促进记事符号的进一步使用的同时，也促成了月氏、殷商等这些具有营商文化传统的族群的形成。从政治层面来看，殷商民族在取得政权后，创造一种全新的、能够实现与鬼神沟通的神圣工具，是为了证明其王统具有神圣性的必然要求，而这一点也正是甲骨文之所以会在武丁时期出现的根本原因。
过去，学者们在研究文字起源时，要么注意到了经济层面的因素，要么注意到了文化层面的因素，但对政治层面的因素则往往关注不够，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这个课题应该放到整个历史年代框架中来思考，而这一点正是甲骨文形成之谜长期不能被破解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