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杂谈诗词创作（四一）：散文阅读惯性与诗词文本误读（续完）
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刊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写诗词而想要腾出更多的字位来表达更丰富、更关键、更具有审美价值的内容，只有成句成段地省略文意，才是更高明的书写策略。
但这样的做法，会导致诗词表述之“显性”或曰“外在”逻辑链条中部分环节的缺失，造成整个“显性”或曰“外在”逻辑链的断裂，使得诗词的文意产生跳跃，大大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由于没有字数限制的压力，这样的情况，在散文中较少出现，故而散文表述之“显性”或曰“外在”逻辑链通常是较完整的，环环相扣，文意的跳跃性不大，阅读的难度系数自然也就不像诗词那么高。
【个案七】杨万里《初入淮河四绝句》其四：
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
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
关于这首诗，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论曰：“沦陷中的北方人民向南宋的使者诉苦也没有用，倒不如不会说话的鸿雁能够每年从北方回南一次。宋人对中原的怀念，常常借年年北去南来的鸿雁来抒写，总说‘自恨不如云际雁，南来犹得过中原’、‘何许中原惟雁见’这一类的话。杨万里反过来写‘中原父老’向往南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8页）
周汝昌先生《杨万里选集》注曰：“遗民父老，沦陷已久，好容易看到从故国来的人，偷偷诉说亡国生活之不堪惨痛——但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大雁，倒能年年回故国一次，而父老们则永远沦陷于敌人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6页）
二位先生对这首诗的解读，也都犯了按照散文的阅读习惯来读诗词的错误。
他们没有注意到，这诗的前两句与后两句之间，有文意的省略，“显性”或曰“外在”逻辑链是不完整的，断裂的，并不像一般散文那样，句句衔接，密不容针。
只有通过潜心玩味，找到诗人囿于绝句篇幅而截去了的逻辑链上的那一环，才能成功破译全篇。试为详细寻绎分说如次：
“中原父老莫空谈”——中原父老们哪，你们不要说废话了！
“逢着王人诉不堪”——一遇见南方来的使者就诉苦，说自己不能忍受金人的奴役。
下面，按文意似应补出一段被跳过去了的话：既然不能忍受，诸位何不投奔我大宋朝的南方政权呢？光说不做，岂不是“空谈”？
于是乃有下面两句：“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倒是那不会说话的大雁，一声不吭，年年都到江南来呢。
言外之意：诸位父老能说而不能做，与不能说而能做的大雁相比，羞也不羞？
这逻辑当然是很荒唐的：中原父老们不像大雁那样有翅能飞，怎么过得了金人重兵把守的宋、金分界线——淮河？
然而还有更荒唐的：中原本是大宋朝的腹心之地，中原父老们世世代代生息于此，家园在这里，祖坟在这里。南方政权理应发兵北伐，驱逐侵略者，收复中原才是，凭什么要中原父老逃往南方？
这就触及此诗的要害了：它究竟是在斥责中原父老呢，还是在斥责南宋统治集团？当然是在斥责南宋统治集团：朝廷偏安江南，与金人划淮而治，不思北伐，救神州百姓于水火，如此辜负中原父老的期望，愧也不愧？
这样一首具有严肃的现实政治意义，具有辛辣的政治讽刺意味的绝妙好诗，仅以中原父老向往南宋，哀叹人不如雁为说，未免失之于浅，淡乎寡味了。
【个案八】[清]王昙《住谷城之明日谨以斗酒牛膏合琵琶三十二弦侑祭于西楚霸王之墓》：
江东馀子老王郎，来抱琵琶哭大王。
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天亡。
谁删本纪翻迁史，误读兵书负项梁。
留部瓠芦汉书在，英雄成败太凄凉。
关于“留部瓠芦汉书在，英雄成败太凄凉”，黄寿祺等先生《清诗选》注曰：“《史记》用‘本纪’记载帝王，把项羽列入‘本纪’，班固《汉书》改入‘列传’。……‘留部’二句：说《汉书》成败论英雄的势利之见，使人感到凄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505 页）
注者的这条解说，仍然是按照散文的阅读习惯来读诗词。
散文往往比较实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读惯了散文，再读此诗，就会以为诗人既然在说《汉书》，那就真的是说《汉书》。而司马迁的《史记》有《项羽本纪》，到了班固的《汉书》，降为《项籍传》，看起来也确实有“成败论英雄”的嫌疑。且王昙此诗中又有“谁删本纪翻迁史”之句，分明对班固删改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为《汉书·项籍传》一事而有所不满。因此，注者遂以“留部”二句为诗人贬责《汉书》。
果真如此，这诗也太木讷，诗人也太笨拙了。
事实并非如此。细审以上注文，凡有几重失误：
其一，原诗明明是说“英雄”（即项羽）“太凄凉”，而不是说同情项羽的人“感到凄凉”。
其二，《史记》是从“五帝”至西汉武帝为止的通史，凡“帝”或相当于“帝”的历史人物，即入“本纪”，故项羽得以列入。
而《汉书》则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当然得以汉代的纪元为“纲”，为“经”，故只有汉代的皇帝才入“纪”；而其他历史人物，哪怕再重要，也只好算“目”，算“纬”，只好入“传”。
这是史书的体例使然，不能因为这一点便说《汉书》有“成败论英雄的势利之见”。
诗人自不妨主观、偏激，但学者理应客观、公正。
以上两点还是小疵，无伤大雅。最要害的问题是：其三，即便《汉书》真有“势利之见”，诗中“谁删本纪翻迁史”句也已经批评过了，“留部瓠芦汉书在”云云，有必要还拿这点说事吗？
总共八句五十六字，却用二句一十四字，四分之一的篇幅，两次发表同一意见，岂不重复、累赘？诗人杰作，断不至此。
故笔者以为，它另有用意。
用意何在？须特别关注那个“留”字。
是谁“留”了一部《汉书》？西楚霸王项羽。
此话怎讲？说来话长：
项羽英雄盖世，在灭秦战争中，他摧毁了秦军的主力，功勋最为卓著。
秦亡之初，他的军事实力最强，政治影响力也最大。
若不是在政治上、战略上屡犯错误的话，他本该一统天下，坐稳江山。
那么，历史上就不会有什么汉朝，从而也不会有什么《汉书》了。
不料最终取代秦王朝的竟然是汉而不是楚，“留”下来的是《汉书》而不是《楚书》，功败垂成，乌江自刎，“英雄”的结局，还有比这更“凄凉”了的吗！
想不到，围绕着“留部瓠芦汉书在”一句，竟有那么多的话语，那么长的逻辑链都被诗人刻意含蓄掉了。
这给读者留下了多少思索、玩味的空间！
你说诗人聪不聪明？诗的灵性，诗的趣味，诗的艺术张力，几乎被他发挥到了极致。
“散文阅读惯性与诗词文本误读”，是一个还有待于继续深入讨论的话题。以上几点粗陋的认识，偶有涉猎，浅尝而已，不敢自是，恭候批评。须作特别声明的是：对于散文与诗词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笔者并无轩轾，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论文中所与商榷的前贤，皆我素所敬佩的师长，千虑之失，容或有之；要为一眚，不掩大德。而由于各种文体在演进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散文中有近于诗词者，诗词中亦有近于散文者，笔者云云，盖就其荦荦大端立论，不可能覆盖全体。更细致、更更严密、更周延的论述，寄希望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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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雪芳（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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