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给年轻读者的阅读写作建议

借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超长假期，笔者用了一周的时间读完了朱光潜先生的《读写指要》，感觉如沐春风，受益匪浅。这是一本指导年轻人阅读写作的书，书中告诉喜爱阅读和初习写作者哪些是阅读写作的坦途，哪些是弯路。

朱光潜是20世纪享誉中外的美学大师，也被誉为“青年人的导师”，不仅因为他从年轻提笔作文开始，就为青年人写作，更由于他曾经做过中学教师，又在大学里长期任教，比较了解青年人的想法，乐于为他们的人生困惑指点迷津。笔者记得上大学时，在穿过燕南园去图书馆的路上，经常会遇到朱光潜先生在园中散步，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阅读本书的过程，时常感觉大师向我走来，那睿智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他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与我谈心，循循善诱，娓娓道来。

培养读书兴趣应从课外书入手

大凡谈读书都绕不过三个问题：为什么读？读什么？怎么读？“为什么读”这个问题如今似乎已不是问题，很多教师、家长已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问题是很多教师认为没有时间读书，“每天忙于教育教学工作，哪有时间看书学习？”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任何时代的人都有这样的困惑。朱光潜在上世纪20年代写给青年人的信中说：“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许多人的学问都是在忙中做成的。”当今人类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时代发展的步伐突飞猛进，“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个道理人人都明白。

朱光潜强调：“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如果你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闲暇时可以寄托心神的东西，一旦闲暇来临，便会无所适从，“说不定会被恶习惯引诱。”如果你能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

笔者联想到眼前的情形，因新冠肺炎疫情要求国人都必须宅在家中，让平时忙碌的人们突然有了大把的闲暇时间。人们先是兴奋，继而又郁闷，不少人宅出“草”来，闷出“毛”来，憋出了“内伤”。手机、电视无限循环，“招”猫“逗”狗，甚至惹是生非。如果你能养成阅读的习惯，相信此时绝不会六神无主、无所事事。

朱光潜认为：“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养成，过了正常时节，便会萎谢。”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了想拿诗歌来消遣，已寻不出趣味了。朱光潜强调“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比如读一本小说，平时自由地拿来消遣，觉得很有趣味，一旦把它拿来当课本读，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便会索然寡味。因此，他建议年轻人“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

书是读不完的。朱光潜认为：“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既然书读不完，就需要精选。“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古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读书不在多，贵在精而要，阅读经典、阅读原著，这是许多学问大家的共识。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朱光潜认为，与其读十部无关紧要的书，不如用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是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咏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

读书应当分种类。一种是作为公民所必需的常识，另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朱光潜认为，“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对于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有些有趣的书他须得牺牲，也有些初看很干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啃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这种为了做学问而读书还须围绕一个中心去读。或是科目，或是问题。朱光潜举例说：“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高深研究的准备。”“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

朱光潜先生的这段话虽然是讲给年轻学子的，但笔者以为，也非常适宜教师。教师职业，作为一种专业当然是一门学问，要想成为教师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但要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教师，还需要在实践中磨炼摔打。笔者以为，作为教师，既应该以科目为中心去训练阅读，不断精进所学专业，又要以问题为导向，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在深入阅读研究中解决问题。只有这样，循着朱光潜先生所指的路径去不断阅读、实践，相信每个有志于成就一番事业的教师都会不断成长，达成所愿。

写文章是可以练习的

读与写，谁更重要？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对于像我这样靠写作为生的人，写作当然比阅读更重要。不仅因为要靠它吃饭，还因为长期的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带给我许多的乐趣。所幸我的这个想法与朱光潜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也认为阅读和写作两种能力相较，写作更为重要，他说：“就一般经验说，对于写作有浓厚兴趣的人对于阅读也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不知写作甘苦的人纵然多阅读也大半不能深入。自己多写作，对于旁人的作品决不会轻松放过。所以训练写作即间接训练阅读。”

从实际情况看，不论是学生抑或是教师，对写作普遍有畏难情绪，大多比较“犯怵”，即使是我这样经常泡在写作中之人，也常会有犯难的时候，经常会被一篇难产的文章搞得头晕脑胀、食不甘味。由此可见，训练写作比训练阅读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

许多人认为，写文章是需要天赋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学得来的。其实，以笔者多年的实践来看，写文章是可以练习的。朱光潜认为：“天资和人力都不可偏废，古今许多第一流作者大半都经过推敲揣摩的训练。”“许多学子对文学写作不肯经过浅近的基本训练，以为将来一动笔就会一鸣惊人，那只是妄想，虽天才也未必能做到。”有如下围棋，一段一段地前进，功夫没有到时，慢说想跳跃一段，就是想多争一颗子也不行。

其实，朱光潜也经历过辛苦的写作训练。他调侃自己“是一个再造过的人”，创造主就是他自己。人生世相的敏感和语言文字的敏感大都是天生的，朱光潜对此也认同，但他认为“人力也可培养成几分”，他自认为在这两方面“得之于天的异常稀薄，然而我对于人生世相有相当的了悟，运用语言文字也有相当的把握。虽然是自己达不到的境界，我有时也能欣赏，这大半是辛苦训练的结果”。

经过勤学苦练，朱光潜从古今中外许多哲人和诗人那里借得一双眼睛看世界：他从屈原、杜甫那里学得执着，从庄周、列御寇那里学得徜徉，莎士比亚教会他从悲痛中见出庄严，莫里哀教会他在乖讹丑陋中见出隽妙，陶渊明和华兹华斯指引他到自然胜境，近代小说家引他到人心的曲径幽室。经历过这种再造，朱光潜认为“文艺的珍贵的雨露浸润到我的灵魂至深处”，“使我能感伤也能冷静，能认真也能超脱，能应俗随时，也能潜藏于非尘世的丘壑”。

笔者最喜欢阅读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文章，大学时对他写的说理性散文爱不释手，常反复揣摩。他十分擅长把“很难说的理用很浅的话说出来”，不管是多么玄妙、飘忽不定的“理”，经他之手便“化”为浅显、人人可以感受到的东西。他这种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功夫也是经过苦苦修炼而得来的。

朱光潜将写文章比喻为学画，“学画可临帖，又可写生”。初学者可从临帖开始练，而中国文人初学作文也大多用临帖法。“每人总须读过几百篇或几千篇名著，揣摩呻吟，至能背诵，然后执笔为文，手腕自然纯熟。”欧洲文人虽然也重视读书，但近代第一流作者大多从写生入手。比如莫泊桑初请教于福楼拜，福楼拜叫他描写一百个不同面孔。朱光潜以为，“临帖与写生都不可偏废”，许多一流作家也经历过模仿阶段：莎士比亚起初模仿英国旧戏剧作者，布朗宁起初模仿雪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许多俄国小说家都模仿过雨果。临帖在于多读书，但读书也只是预备的功夫，真正学习写作要特别注意写生。如果只阅读不动笔，容易养成“眼高手低”的毛病。其实，手低者眼也未必高，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写作的甘苦，对于旁人的作品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朱光潜认为：“写生，须勤做描写文和记叙文。”许多语文教师教学生写作往往从议论文入手，常埋怨学生不会写作文。朱光潜以为“这是没有脱去科举时代的陋习”，他认为初学者从议论文入手是“容易走入空疏俗滥的路上去”。认为初学者应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入手，“这两种文做好了，议论文是很容易办的。”朱光潜就曾在这方面吃过亏。他从十岁到二十岁左右，前后至少十年的光阴都浪费在这种议论文写作上。“这种训练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的命运。”

笔者以为，这也许不完全是坏事，从朱光潜自己来说，儿时的训练也许限制了他的想象力，让他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描写文，但从另一方面却成就了他，没有经历这种长期议论文的训练，也不会有擅长写说理文的朱光潜，也许中国就少了一位举足轻重的美学大师。

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

除了上述的“临帖法”“写生法”，练习写作还须牢记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有话必说，无话不说，心口如一，不能说谎。朱光潜认为文学不是说谎的工具，文学是以语文为工具的表现艺术，“如果心里要表现的与语文所表现的不完全相同，那就根本失去表现的功用”。对于那些不是存心要说谎，而是因为能力不够而表现的“不完全相同”的习练者，朱光潜建议他们“认清自己能力的限度，专写自己所能写的”。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了解，但也不会什么都不知道，“一个聪明的作家须认清自己知解的限度，小心谨慎地把眼光注视着那限度以内的事物，看清楚了，才下笔去写”。

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如何训练才能把文章写的与心里要表现的“完全相同”呢？也就是说文章如何才能写得更加准确？

朱光潜建议初学者每遇到可说的话，就要抓住机会，马上就写。“习文有如习画，须常备一个速写簿带在身边，遇到一片风景，一个人物，或是一种动态，觉得它新鲜有趣，可以入画，就随时速写，写得不像，再细看摆在面前的模特儿，反复修改，务求其像而后已。”这种功夫做久了，一是可以养成爱好精确的习惯；二是可以逐渐养成艺术家看事物的眼光，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可发现值得表现的情境；三也可以增进写作的技巧，逐渐使难写的成为易写的。

另外，朱光潜建议初写者应该由易而难、循序渐进，应从“知道清楚的”和“易于着笔的”这两种材料入手。一般人至少对于自己日常生活知道得比较清楚，所以记日记是初习写作的最好方法。

第二个要牢记的原则就是，要把话说得好。人们常认为，主持人都是能说会道之人，他们能把话说得好听，作家也一样，也要学会把话说得好，才能写出好文章。

朱光潜认为：“把话说得好，就是要思想条理必须清楚，情致必须真切，境界必须新鲜，文字须表现得恰到好处，谨言而生动，简朴而不枯涩，高华而不浮杂。”把话说得好，也是文人与匹夫匹妇的区别。匹夫匹妇们也常在生活中见到美景遇到痛事，但他们无法用语言文字把心中的感触说出来，即使说出来也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文人的本领不只见得到，还能说得出，而且还能说得恰到好处。

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这不仅对于学生、教师是个大难题，对于靠笔杆子吃饭的笔者来讲，也不是轻松的话题。笔者最初写文章时经常是“不假思索”，信笔由疆。这样任意写下去，写到后来常不知所云，甚至前后矛盾。朱光潜认为，这也是写作者常出现的问题。不仅初学者易这样写，就是有名的职业作家也这样写“连载”的稿子，近代英美长篇小说有许多也是这样写成的。“这样做成的作品，就整个轮廓看，总难免前后欠呼应，结构很零乱。”朱光潜认为，“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一定完整的形式，首尾躯干不完全或是不匀称，那便成了一种怪物而不是艺术。”

这种写法只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是把全部作品都在心里想好，写只是一个记录。所谓“成竹在胸”，或称之为“打腹稿”。笔者以为，这其实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很难做到。朱光潜先生的做法是在两者之间，即全用腹稿和全不用腹稿两个极端的一种折中法。

“在定了题目之后，我取一张纸条摆在面前，抱着那题目四面八方地想。”“不拘大小，不问次序，想得一点意思，就用三五个字的小标题写在纸上，如此一直想下去，一直记下去，到当时所能想到意思都记下来了为止。”“这种寻思的工作做完了，我于是把杂乱无章的小标题看一眼，仔细加一番衡量，把无关重要的无须说的各点一齐丢开，把应该说的选择出来，再在其中理出一个线索和次第，另取一张纸条，顺这个线索和次第用小标题写成一个纲要。这纲要写好了，文章的轮廓已具……”

阅读此处时，笔者心生一种感佩。老先生把自己长期苦练摸索出的写作秘诀，不吝笔墨，毫无保留，和盘托出，这需要何等的胸襟，何等的真诚。这些秘诀对于任何阶段的写作者都是一种点拨，使你拨云见日，如梦初醒。

大师小传

朱光潜（1897—1986年），字孟实。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就读于香港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在上海大学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在上海与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夏丏尊、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进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试验。

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英格兰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期间，开始给国内的大学生、中学生写信，先后发表了《给青年的12封信》等一系列文章。1933年回国，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美学与西方文学，并担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熟练掌握英、法、德等多种语言，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对黑格尔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

朱光潜不仅著述甚丰，他本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学术品格。学习研究一生不辍，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在八十高龄之际写出《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柯的《新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