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一生就做这一件事
王宗仁
我写过很多高原军人的故事，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精神的力量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59年的军旅生活，特别是7年的青藏高原生活，对您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王宗仁：越到后来，我越是珍惜在青藏高原那7年的生活，用刻骨铭心来描述它也许不过分。因为刻骨，所以才心痛；因为心痛，才永生不忘。
一个汽车兵，18岁的小青年，驾驶着一台二战后从德国淘汰下来的破旧柴油车，路况很差，常年覆盖着冰雪，我总是挂着低挡提心吊胆地驾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长得难以形容，日子枯燥无味。碰上车子抛锚，在雪山或戈壁上一待就要三五天，日出日落遇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那时，我想得最多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高原？
后来我找到了排遣寂寞的方法：看书。我的驾驶室的靠背箱里装满了书，它们寄托着一个年轻士兵排的希望。直到有一天，我拿起笔，在一摞加油卡片上写完我的第一个高原故事时，我才意识到，寂寞的并不是日子而是人的心，心是满的，日子也就充实了。
我举一个例子，就足以想象我们那时候的付出：昆仑山下的烈士墓地掩埋了800多名高原军人的遗骨，都是我们部队在这几十年里献出生命的战友，其中就有和我一起入伍的同乡。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在奋力挣扎，一是要完成肩负的任务，二是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寻找自己。但是，无论多艰险，哪怕不确定明天是否还能活着，也要在这一刻选好自己生存的位置，更何况我们是有理想的人。
7年的高原经历是我人生的底色，一辈子我都在这个底色上做人、写作。
卡车在青藏公路上穿行。（资料图片）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开始写作的？
王宗仁：我的文学梦是在故乡的黄土地上孕育的，在青藏高原的冰天雪地里点燃的。在青藏高原7年，我学会了写作。
我没想到的是，文学的确让我离开了高原，离开了那条我常年往返的公路，但是我的心却永远离不开，那条公路让我此后一年年地牵肠挂肚。我想，如果没有文学，我人离开高原，心也就会随之离开了。
几十年来，从渴望离开高原到一次次地重返高原，我的思想感情走过了漫长的历程。我真正将自己的命运与青藏高原交融在一起，是在1990年的夏天，那个夏天我在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兵站遇到这样一个人：他主动要求上高原工作，不久以后病痛缠身，但就是没人能劝他下高原。他的脸被数种高原病袭击得犹如死人一样苍白，他却出人意料地果断拒绝了我的采访。沱沱河兵站站长关茂福从此留在了我的心里，他的脸、他的神情、他站在高原上的瘦削身躯，让我一下子对青藏高原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的情感有了一种从山谷升腾到山巅的感觉。
我问自己：我能像他一样吗？我又问自己：又有谁能像他一样？
我对青藏高原有着难舍难分的感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我对青藏高原上的军人有着血脉相连的感情。这种感情浓厚得令我不得不提笔去写，我需要将每一次再上青藏线的感受倾吐出来。
沱沱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南域唐古拉山镇，在可可西里山脉以南。（资料图片）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您在青藏高原坚持写作，是否有所收获？
王宗仁：在高原那么艰苦的地方，只要有时间，我每天都要写，把车保养完以后，晚上我会坐在驾驶室里面写。当时，如果没有很多无名的热心人支持，我不可能写出好东西，也不可能传播出去。我记得那天到了一个叫花石峡的兵站，晚上休息时我写了一篇小散文，叫《夜宿花石峡》，但是花石峡只有一个临时兵站，没有邮局。我把稿子写完以后，心比较急，那是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总担心今天稿子发不出去，明天可能遇到一些意外，那就永远发不出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公路上，等去西宁或去兰州的车，想托司机捎上我的稿件。当时天气很冷，来往车辆很少，好不容易有一辆车停了，司机下来检查车，我让他帮我捎封信，司机一声不吭。我当时十八九岁，年轻气盛，有点生气了。我不好意思再问，但又不甘心，后来我悄悄拉开车门，把信封放在他的副驾驶座位上，说：“同志，你把这信帮我捎到山下那个邮局给我发了吧。”然后我就走了。那天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后悔把稿子交到这个人手上，这篇稿子很可能是白写了，我连底稿都没留。过了将近一个月，执行任务回到驻地，我翻报纸时竟然发现稿子在《人民军队》上刊登了，我愣了好半天。马上想起了那位司机，自己竟然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哪个单位的，感激之余我更多的是愧疚。后来，我写过一篇散文《师傅你在哪里》回忆这件事，我想，善良不一定写在脸上，而是在内心深处。虽然高原上的自然环境很严酷，但我却得到了很多温暖。
不会忘记我写《风雪中的火光》的过程，以及发表后给我带来的惊喜和激动。那是1959年隆冬，我驾驶的汽车在唐古拉山中抛锚。零下40度的气温，人挨冻受饿在其次，要命的是汽车很难抵御这奇寒。为了水箱不冻坏，我和助手脱下大衣撕成碎布棉絮蘸着柴油生火，给汽车送暖。篝火在唐古拉山这个滴水成冰的世界里，充其量只是沧海一粟，随时都会被狂风暴雪吞没。但是火光在我们的保护下，顽强地燃烧着。那是军人的使命在世界屋脊激荡！后来，在狭窄的驾驶室里，我写出了散文《风雪中的火光》：“……我们把温暖送给了汽车，让汽车去温暖苦难中的藏族同胞。”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摘要播发了这篇散文。那用兵衣点燃起火光的声音，通过电波，青藏线上的官兵听见了，全国人民听见了，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也听见了。父母知道我的处境后非常担心，母亲亲手缝制了一件棉袄寄给我，棉袄我一直舍不得穿。后来，我把它送给了穷苦藏民家的小孩，因为那天我看到孩子光着身子在雪地里走。
一个没有被昆仑山阳光晒过的作家，怎么可能写出昆仑日出的壮丽呢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调到北京工作后，您为什么又一次次回到青藏高原？为什么钟情于那片“生命禁区”？
王宗仁：数十年后，当我重温在青藏高原那段艰苦岁月，竟然变得那么美好，那么深沉，像一盏从不熄灭的灯，仿佛从它放射的每一缕光亮里，都可以映出一个光芒四射的早晨来。这是因为我的回忆里有了今昔对比，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我是带着自省、带着向往回忆我的青藏高原之路的。
我想告诉大家，特别是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要拒绝困难，不要害怕磨难，不要逃避危险。多吃一些苦，多走一些路，多经历一些，你这一生会过得非常丰富，非常幸福。
我坚信创作来源于生活。从生活到文学，需要灵性，需要升华。我从创作实践中认识到，这种灵性和升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在开始创作时，是否处于感情的激动之中。有了激动就可以触发心底里积累的生活，就可以产生丰富的创作想象，就迫不及待地想动笔。文学创作离不开这种激情。一个永不失落生活激情的作家会葆有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我一次次地去青藏高原，就是为了留住这份激情。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您的笔始终没有离开过军营，在采访和写作中，您对军人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
王宗仁：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一时间段的青藏高原军人生活，我是相当熟悉的，因为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经历的事情，吃的苦受的罪，我都有亲身的体验。我作品中的人和事都鲜活地存在于我的生活里，写他们我可谓信手拈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在我心中的这一段高原军人的生活，沉淀得越深，悟彻得越是明晰。现在每每想起高原汽车兵生活，我就情绪激昂，热血沸腾。
有青藏高原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使我和内陆人们的生活似乎断裂，也就逐渐成就了我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和表达。离开高原到了北京，我虽然还经常重返高原，但是一次比一次产生了“隔”的陌生感。高原部队人员的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军校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我和他们聊天有时候谈不到一起，我努力尝试想走入他们的内心。我明白，我们身处的那个高原时代与他们今天所处的高原时代是相连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时代。只有走进去了，找到必然规律，才可以相连。我始终认为作家仅仅靠采访，特别是走马观花地采访写作，是不会成功的。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唯一的办法是全身心投入，长时间投入到生活第一线去。
连泥带土地写，要做挖土机，不做铲土机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您认为自己的作品有何独特价值？
王宗仁：任何一个被读者认可的作家，他们毫无例外都是以其绝无仅有的存在意义，矗立在文学史上的。也许并不是文学之巅，但是他的存在总是“唯一”。有了独特的题材，又具备了独到的表达方式，把审美意识浸润到整个创作过程，在读者中就有了立足之地。我努力这样做，也许达不到多么高的高度，但会不断往“高峰”攀。
人的一生会遇到好多事要做，但是有一个原则不可违背：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这就是说，要把你的满腔热情在最挚爱的事上点燃。一个人，一辈子认真做好一件事，足矣！到现在为止，我已创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它们全部源于青藏高原。高原上每每发生的都是令我感动不已的故事，这是在城市生活中难得遇到的。写青藏高原，连泥带土地写，要做挖土机，不做铲土机。让笔下的人和事，既写来路，又写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