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晖临｜社会学的历史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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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历史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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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

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

内容提要

连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是只此一次发生的过程、事件和各种历史现象。但是，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只此一次的历史”？当社会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厌其烦地去揭示各种限制条件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正在将历史过程中所丧失的各种可能性展现出来。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因此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它从理论上恢复了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点上存在过、但却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由此而质疑现实的合理性。

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社会学与历史学相互寻求“联姻”的努力由来甚久：就历史学来说，自年鉴学派(Annual School)始，反对兰克(L.von Ranke)的实证史学，要求“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呼声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就社会学来说，在其主要奠基者，如马克思、涂尔干以及韦伯的著作里，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进行真正的历史分析的概念和解释。但是，随着社会学转变为一门实验科学，随着其学科地位的巩固和完全制度化，它逐渐失去了同历史学的联系，它原有的历史取向和历史敏感性也逐渐沦丧。在经典科学观支配下，社会学确立其独立学科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凸显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特别是注重研究个别史实、强调特殊性的历史学之间的特性，强调以科学的方法探寻普遍法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米尔斯(C.W.Mills)对“反历史”的“宏观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他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都需要历史的关照框架，需要充分地利用历史材料”(Mills,1959:145)。在米尔斯发出上述呼吁的时候，美国社会学对社会变迁及其他方面的考察，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把时间因素排除在外，最典型者，莫过于帕森斯(T.Parsons)的《社会体系》(The social system)和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少数的几个例外，如贝拉(R.Bellah)、李普塞特(S.M.Lipset)、本迪克斯(R.Bendix)等人所坚持的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给人以勉力支撑的感觉，看起来迟早要湮没于“正统、主流”之中。

196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1963年，艾森斯塔特(S.Eisenstadt)发表《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同年，汤普森(E.Thompson)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4年，蒂利(C.Tilly)发表《旺代》(The Vendee)；1966年，摩尔(B.Moore)发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这四部著作以其关注的“大问题”、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以及强烈的历史取向引起了整个欧美学术界的震动。其中，尤以摩尔的《起源》一书影响最大，该书瞩目于世界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迈进的历程，从中梳理出三条主要的政治发展脉络：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以及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解释这三条道路时，摩尔把眼光投向传统农业文明两大阶级因子——贵族和农民——的不同关系及其组合模式上。《起源》一书奠定了历史社会学（这一称呼到1970年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学术地位。

1960年代，历史社会学的崛起主要是一批游移在社会学边缘甚至之外的学者通过“不由径路”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他们针对流行的宏观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如发展理论）和方法论中“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缺点，提出了以历史为基础的分析和系统比较的计划。相反，在社会学阵营内部，象米尔斯那样的声音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回应。这一阶段，历史社会学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学学科之外。

进入1970年代，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受到来自于社会学阵营内部的越来越多的批评。诸如“普遍规律与个别性”、“共时性(synchronic)与历时性(diachronic)”、“结构与行动”之类的争论，成为七十年代之后社会学学科中一幅别样的景观。咋看起来，以上这些争论似乎正在损毁前辈社会学家经过多年努力而争取到的社会学作为一个制度化形态的地位；但是，也许在发起这些争论的社会学家看来，与其保有一个建基于虚谬前提的制度化学科的“稳固”地位，毋宁现在就着手对那虚谬的前提进行清算，开启一个论辩的、动态的、逐渐远离谬误的方向。社会学在本世纪初年由边缘外（想一想拉丁区咖啡馆里的孔德，穷愁潦倒的马克思、以及以历史学、法律学教授名于当世却以社会学家显于今天的韦伯），到跻身于制度内（最明显的标志是进入大学），获得政府的资助、社会的承认；几十年过后，它再一次面临确认其制度化学科地位的处境。这从表面上看很具有讽刺意味，但与本世纪初年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地位危机主要来自学科内部的挑战，更多地关注学理上的正当性，而正因为此，使得这一次的地位确认有可能将社会学推向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在以上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家全面地转向历史，他们采取以下两种典型的转向方式。第一种方式：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和程序，用于分析有关过去的材料。例如对选举模式、社会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研究。这些社会学家象处理经验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变量或指标那样来处理这类材料，对他们来说，历史材料提供了另外一个证实和演绎社会学理论的机会，历史成为现实之外的“数据库”。第二种方式：通过对历史题材的处理，全面反省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和方法。对这些社会学家来说，历史不仅是为社会学的扩张提供了一个现实之外的新空间，而且历史也为社会学解决其自身的诸多方法论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史学家一直都比较擅长于研究过去的政治，而不太擅长于研究过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史学研究往往侧重于事件，侧重于个体和团体的动机，而对于分析历史长河中那些虽平淡无奇却绵延流长的过程和结构，则显得力不从心。采用第一种方式的社会学家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也经常被人们称作“社会科学史学”），为我们揭示了那些潜藏在历史制度、事件和观念“下面”或“背后”的暗流，并且提供了历史学家不具备的研究工具，如定量方法、分析概念等。社会学家的这种努力使那些在兰克史学观支配下注定隐于角落的历史面向展露在我们的眼前，从而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填平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鸿沟，他们也不认为有必要或者应该以某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研究程序，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转向历史也许不过是对经年累月的现实研究略生倦意之后的一种短暂逃避。因此，对采用第一种方式的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的理论和范式至多只能得到无意的修正，而没有可能籍由历史研究获得系统的改造。

自孔德开创，经涂尔干(E.Durkheim)发挥，到帕森斯臻于成熟的主流社会学一直以自然科学为蓝本，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致力于以因果律或自然规律来描述和解释世界，强调结构在形塑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采用第二种方式的社会学家著意于对这种流行的社会学方法论进行批判。在他们看来，无论社会学怎样不遗余力地追求普遍性，迄今为止，对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认为追求普遍性本身就不是一个值得称许的方向。这些社会学家从历史中去找寻批判主流社会学普遍性谬误的武器，这一做法同18世纪末年保守主义曾经采用的方法类似。当年，“启蒙哲人”（如洛克、卢梭）宣扬人人皆应拥有诸如平等、自由等“自然权利”，提倡个人相对于国家及任何传统群体（如行会、修道院、各种各样的社团）的优先性。“启蒙哲人”并将这一切主张通过自封的“自然史”的方式公之于众，希望以普遍规律的威力取得其挑战传统秩序的合法性。为了对抗这一极具吸引力的启蒙运动思潮以及它所导致的（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灾难性后果（如法国大革命），保守主义者将眼光转向维持欧洲达千年之久的传统，他们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强调重新发现过去“究竟是什么”。通过这样一种实证的努力，保守主义者希望能张显出所谓“自然史”的“推测性”和“假设”的本来面目，从而打破“启蒙哲人”宣扬的霸道的“普遍规律”（参见Nisbet,1986,chapter 1、2）。兰克等人的努力率先确立了历史学在近代社会科学家族中的学科地位，此后，1930年代年鉴学派的兴起给历史学以改头换面的变化，兰克对现代历史学的影响逐渐衰微。但时至今日，兰克那种以“具体性”、以“史实”来对抗“科学规律”的态度仍然为许多历史学家固守。

　　孔德提出社会学构想的时候，原本也是不满于象洛克、卢梭、孟德斯鸠这样一些思想家的抽象思辨和演绎推理的做法，他主张用“实证”的方法去探求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不过，孔德否定的是启蒙哲人们的方法，对于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规律这一点则深信不疑。在孔德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社会学不断推陈出新，研究方法日益精进，比较而言，孔德当年对于社会学的理解以及对方法的认识都显得幼稚、肤浅，但是孔德对于普遍规律的信仰，他的应该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塑照社会学的主张，在主流社会学中一直没有受到系统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德对社会学的实际影响要比人们以为的大得多。

孔德之后主流社会学至少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逐渐远离历史：1.普遍规律强调客观性，客观性的反面是主观性。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客观性，减少主观性，社会学强调应该尽量扩大研究资料的“硬性”方面，使之具备最大限度的可测量性和比较性，从而消除主观性的危险。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社会学便尽力去收集有关现时的材料，因为在这里，研究者最有可能对数据的性质加以控制。2.在普遍性追求下发展的理论，越来越强调其超越时空的适用性。如现代化理论，本来不过是西方社会学者对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变迁经验的理论总结，但到后来这一理论总结逐渐抛开时代条件及历史限定，获得了独立的生命。现代化理论宣称，西方社会提供了一种能够让第三世界的传统社会（“低开发”或“未开发”社会）跟随的模式，这些社会必将在工业转型的冲击下，迈上西方社会曾经走过的道路，延续工业社会的成果（对现代化理论的系统批评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情，譬如沃伦斯坦(I.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

　　说到底，普遍主义不过是一种乔装打扮的特殊主义，它更加霸道地要求人们：听从我的召唤，因为我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当社会学不断远离历史的时候，它面临上述危险就越来越近了。采用第二种方式转向历史的社会学家，再次祭起历史的利器，如同当年的保守主义者一样。但是，这一次社会学家在向历史复归的同时严肃地划清了与保守主义者的界线。与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们不再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作简单的对立，不再用“只此一次地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的本来面目”来对抗普遍主义的宣称。对他们来说，历史分析，特别是对历史变迁的分析，不仅仅是弄清楚过去“究竟是什么”，而且要回答“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毫无疑问，连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是只此一次发生的过程、事件和各种历史现象。但是，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只此一次的历史”？当社会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厌其烦地去揭示这“只此一次的历史”的各种限制条件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正在将历史过程中所丧失的各种可能性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历史取向的社会学家与18世纪保守主义者在处理历史的态度上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的差别，是由于前者对抗的是已经沦为“（新）保守主义”的主流社会学，而后者却是与一个极具批判色彩的启蒙哲学（前面未曾提到的还有英国理性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抗争。

　　说起批判性，吉丁斯(A.Giddens)认为它是社会学必须具备的性格，因为它处理的是一些跟我们每个人切切相关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性格在“价值中立”（在我看来，韦伯的这一主张长期受到了误解）、“客观科学”等口号支配下的主流社会学中几乎丧失殆尽。什么是批判性？我认为它是一种怀疑精神（怀疑普遍规律、怀疑决定论……），一种以不信任的态度审视现状的眼光，一种坚持除了现状之外尚有更好选择的信念。如果没有这种批判性，社会学必然会沦为现实的卫道士，成为这种将种种历史可能性排挤出局并炫耀胜利的现实的辩护人。那么，如何发展这种批判性呢？象启蒙哲人那样理性思辩，当然是一种途径，但是很容易流于一厢情愿；而且由于它所使用的方法、语言与现有的主流社会学脱节太大，往往产生无法对话的局面，这种为批判而批判的做法不会对社会学有建设性的贡献，对我们切实改善人类的处境也无实质性的帮助。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特别是采用第二种方式的社会学）则不然，它从理论上恢复了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点上存在过，但却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由此而质疑现实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通向现实的那一条线索（譬如工业化、社会分化等历史过程）虽然真实而清晰，但是未必比其他线索（或者隐而不显，或者断断续续）更加优越；现实虽然不是历史过程随意造就的产物，但现实也不决定性地非得是现在这个样子。

　　先让我们来看看“现实”。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城市中，有一份与自己一日三餐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将工作场所与其他场所截然分开，空间的移动靠的是非人力的交通工具，住在可以远离节令和四季循环的房子里……总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具有极强的功效性(utility)。这一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每个人朝夕面对的生活处境，人们习以为常，并且沿着这一方向（功效性增强）继续向前推进。与这一模式相异的状态，譬如偏远的农村，则被人们视作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迟早要归于文明的大潮中。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当然知道过去不是这种样子，但当他们毫无戒心地接受现实的时候，他们实际上虚置了过去，因而也不可能（或者是不愿意）真正了解过去。利佛费尔(H.Lefebvre)指出，对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说，“诸如手势、文字、器物、容具、衣着等等”都承载着“风格”的印记，文学、艺术、客体乃至一切存在都充溢着“生活诗意”(poetry of life)(Lefebvre,1975,p29)。生活在“功效性”时代的人会指责这是对过去时代的浪漫化描述，但是，其他很多材料均表明，过去时代的人对“诗意化生活”的接受，如同现时代人们对“（以功效性为目标的）公式形态生活”的接受一样，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并无现时代一提起“诗意”就联想到的做作——在现时代，人们寻找“诗意”需要超出日常生活处境之外，譬如大漠荒丘、清风明月、烛光假面，以这样的经验理解前人当然很困难。

是什么力量将充溢着“生活诗意”的过去引导到“公式形态”的今天呢？最易观察到的是工业化，而在更深层处，则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和扩张。一部西方从中古演变到近代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具理性产生并扩张、价值理性式微的历史。“这种理性扩及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经济结构、法律、科层行政，甚至是社会文化、艺术，无不受到感染”（张德胜，1997:58页）。工具理性将自身呈现为近代理性主义的最高级的形态，任何不适于工具理性模式的概念，以及任何不具备直接功效性的制度，都时刻面临着被当作前现代残余物来对待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不计其数的概念、价值、信仰、规范和制度都被纳入“残余物”这一不受欢迎的范畴之内，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对工具理性“合理性”的宣称，虽然从没有写在主流社会学家的额头，但一直蕴藏在他们的心底。当帕森斯提出五个模式变项，并将它们作为衡量“传统——现代”连续统的标准时，他显然不是价值无涉的。造就现实的历史过程将很大一部分人类经验排挤出局，而主流社会学家又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既成的现实”上，这无异于公开地为现实辩护。这样一来，社会学就使得自己立足于一个非常偏狭的基础上。这一偏狭的基础虽无妨社会学去追求自身的精致和完满，但却会使得这门学科离米尔斯指出的“让人们认清历史结构和自身的位置”的智识前景越来越远。社会学之所以转向历史，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成为一场知识运动，历史社会学的诸多性格，只有在以上背景下才能够获得较充分的理解。

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尽管这个名称自1970年代之后就流行起来，但这一名称的真正内涵从来没有得到过清楚的表述。直到今天，历史社会学仍未获得制度化的学科地位，哪怕是分支学科的地位。

　　奇怪的是，被人们称作历史社会学家的学者并不以此为辱，他们甚至主动放弃制度化的努力。在斯考波尔(T.Skocpol)眼里，“历史社会学是被实质性的问题和观察，而不是被预先设定的认识论或方法论所界定。因此，它的研究和论述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自由发展”(Skocpol,1984:361)。阿布拉姆斯(P.Abrams)认为，“历史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某一亚类，而是社会学的本质”(Abrams,1982:3)。米契尔(D.Mitchell)把历史社会学看作是在社会学研究中历史方法的运用，其范围超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超出一个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混合体(Mitchell,1994:pp.1-2)。蒂利更加公开地反对历史社会学的制度化，“首先因为这一‘领域’缺乏智识上的统一性，而且，就其本性来说，将永远缺乏统一性；其次，学科的制度化将阻碍历史思考扩散到社会学的其余部分——而这些其余的部分正迫切地需要历史的思考”(Tilly,1990)。

　　我基本上接受以上几位学者对历史社会学的看法，只是需要补充的是，要理解历史社会学，必须从社会学在当代遇到的问题着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历史社会学看作是通过历史分析解决当代社会学困境的一种努力。

　　在社会学的理论推理中暗含着种种预设前提，其中很多事实上都体现了既无理论依据，又无经验依据的先验偏见或推理方法。社会学转向历史路径，可以对这些先验要素加以阐明和分析，代之以更为确当的前提，这种清算工作对于社会学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另一个困扰社会学的难题是所谓行动(action/human agency)和结构(structure)的二元对立问题，多年来社会学一直在这一问题上聚讼不休。结构论者强调结构外在于行动的优先性，强调结构制约着行动；行动论者声称所有的具体社会现象均应追溯到个体的行为形式。总体说来，结构论者在主流社会学中有较大的影响，“一部社会学史，就是在解释个人和社会关系时不断尝试着赋予行动以中心的积极地位，却屡屡否定这种努力，并且产生出一部行动从属于系统的结果的历史”(Dawe,1979:398)。帕森斯是最好的证明：他秉承自由主义的信念，在他的第一本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中，将行动放在中心的位置，强调行动者的选择能力（当然，是在行动参照系[action frame of reference]中的选择）；但是，在随后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社会体系》中，有选择能力的行动者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起决定作用的规范、价值。为了超越社会学中行动和结构的传统二元划分，吉丁斯提出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他指出，结构不是外在于社会行动者的某种东西，而是由行动者在他们的实践中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规则和资源。结构本身就是二元的，它们“既是构成社会体系的实践的媒介，也是结果”(Giddens,1981:27)以实践为中心的结构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结构化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历史。也许是受到吉丁斯的启发，阿布拉姆斯认为人类行动的困境必须历史性地解决，“无论是被结构形塑的行动，还是被行动改变的结构，都是作为一个过程发生在时间中”。“这一持续性的建构过程是社会分析的焦点”(Abrams,1982:3,16)。很明显，吉丁斯和阿布拉姆斯都把结构和行动作互动或互补的解释，这一结合的基础是历史过程。“社会过程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蒂利的这一名言意在提醒社会学家注意考察“某一时点上的行动残余(residues of action)是如何约束随后的行动”(Tilly,1990)。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运用历史分析、过程分析来解决行动和结构难题的范例。在他看来，阶级是一种历史关系，而不是固定的结构或客体。让我们重温汤普森关于阶级的一段论述(Thompson,1965)：

　　社会学家停下时间机器，带着概念的傲慢和虚荣，来到机器房察看，他们告诉我们根本没有地方能找出一个阶级。他们只能找到职业、收入和地位各异的一大群人。他们这样说当然没有错，因为阶级不是这台机器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而是机器启动后的工作方式——不是这一利益或那一利益，而是利益之间的摩擦——是运动本身，是热、机器的轰鸣声。阶级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形构，即行动和回应，变化和冲突。不能抽象地或孤立地去定义它，只能根据它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来定义；最终，阶级的定义只能在时间的介质里去下。阶级本身不是一个事物(thing)，它是一个事件(happening)。

　　汤普森对社会学者辛辣的嘲讽，常让人感觉如芒针刺背。或许，这种效果就是历史社会学对社会学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历史社会学本身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