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职人员的你，上班期间有没有在网上闲逛？
编者按：本期推送的是Jijie Wang等于2013年发表在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上的The effects and moderators of cyber-loafing control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public servants一文。作者利用对中国西部地区209名政府公务员的调查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政策和电子监控以及个人差异对工作期间网络游荡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政策和电子监控均可以显著降低网络游荡意图，这一作用会受到自尊心和工作满意度的调节。
这是社论前沿第S1687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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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为组织、工作带来了诸多便利，提高了员工的生产率。但是，在工作场所访问互联网也为员工提供了行为不端的机会，由此带来一些问题，网络游荡便是其中之一。网络游荡指的是员工在工作时间内出于非工作目的访问互联网。网络游荡现象在工作场所中普遍存在，关于美国、欧洲、亚洲、中国的调查均证明了网络游荡在工作中的普遍性。
网络游荡为组织（如：公司）带来负面影响，如：生产力损失、安全欺诈、性骚扰等等。由于此类风险的存在，组织会采取措施管理网络游荡行为，以维护员工的生产力并保护组织的资源。现有研究表明，制裁、监控等管理措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网络欺诈，但惩罚的有效性有限。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即这些预防管理措施的效果是否对员工普遍存在，还是会因员工的个人差异而有所不同？由于员工的个性以及对工作和组织的看法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假设员工对这些控制措施的反映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对管理者而言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利用209名中国公务员调查数据，将自尊和工作满意度确定为调节网络游荡控制措施效果的因素，验证管理措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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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模型与假设
作者提出了一个研究模型，该模型描述了电子监控和互联网使用政策2种控制方法对减少网络游荡行为的直接影响。作者还认为，自尊和工作满意度两个因素可调节控制方法与员工网络网络游荡意图之间的关系。
作者假设，互联网使用政策的意识可以降低员工网络游荡的意图。首先，互联网使用政策的意识可以改变员工对网络游荡的态度。其次，互联网使用政策向员工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他们的管理者不赞成网络游荡；第三，一项互联网使用政策明确规定，某些行为，如：经常网络游荡是被禁止的，一旦发现将受到制裁。总而言之，作者认为，互联网使用政策的意识可以让员工了解网络游荡的成本，从而降低网络闲逛的意图。因此，提出假设：
H1：员工对互联网使用政策的感知会对网络游荡意图产生负向影响。
电子监控在工作场所越来越普遍。有研究表明，明确知道自己处于电子监控下的工人生产率更高，用在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上时间更少；定期监控可有效减少网络游荡行为等等。当员工意识到自己受到电子监控、监控软件可以会检测到网络游荡行为并将其报告给管理者，造成负面后果（如：制裁）时，他们可能会减少网络游荡意图。因此，作者推断：
H2：员工对电子监控的感知会对他们的网络游荡意图产生负向影响。
自尊在网络游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尊心低是组织行为不当的有效预测指标，积极的自我概念（包括自尊心）与更好的工作表现相关，因为具有积极自我看法的员工更有动力执行工作。作者假设自尊对网络游荡控制方法起调节作用。此外，个人通过反馈调节自我行为，以减少标准与实际绩效之间的差异。当自相矛盾时，自尊心强的人倾向于维持标准并做出额外的努力以实现目标恢复一致性，而自尊心低的人则强行于降低标准或退出任务。实际上，自我调节不足是互联网使用率增加的预测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
H3：互联网使用政策感知对网络游荡的影响对于自尊心较强的员工更大。
H4：电子监控感知对网络游荡的影响对于自尊心较强的员工更大。
作者假设，员工对组织的网络游荡控制措施的反映因他们对工作满意度的不同水平而异。
H5：互联网使用政策感知对网络游荡的影响对工作满意度高的员工更大。
H6：电子监控感知对网络游荡的影响对工作满意度高的员工更大。
（二）数据
作者在中国西部地区7个城市的政府部门收集了数据，参与者是来自省政府和市政府机构的全职公务员。该调查由省级信息中心（负责建立信息基础架构、管理信息资源）推动，该中心任命一个人作为每个政府机构的联系人。联系人随机将调查问卷分发给1-2名有机会在工作场所访问互联网的员工。调查问卷的封面是知情同意书，员工可以选择是否自愿参与调查。信息会被保密，并使用汇总数据。
网络游荡意图改编自Chang和Cheung的测量项目，电子监控感知与互联网使用政策感知使用自行设计的项目测量，自尊使用Rosenberg八条目量表，借助Spector的方法测量工作满意度。
作者将网络游荡意图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在模型1中，纳入所有的控制变量，如：教育程度、性别、年龄、职位等级、互联网使用经验、互联网使用的工作频率；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电子监控感知、互联网使用政策感知、工作满意度和自尊心等自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将两种控制措施与自尊和工作满意度的四个交互项纳入。为了减少多重共线性，在计算交互项之前，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03
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使用政策和电子监控对网络游荡的直接影响显著。互联网使用政策感知、电子监控感知负向影响员工的网络游荡意图，并且具有显著性，假设1和假设2得到支持。自尊对互联网使用政策具有显著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3得到支持；自尊对电子监控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工作满意度对互联网政策的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假设4和假设5均没有得到支持；工作满意度对电子监控与网络游荡意图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6得到支持。控制变量中的互联网用于工作的频率是网络游荡的重要预测指标。
自尊对电子监控感知影响的调节作用不具有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使用政策本质上是前瞻性的、预防性的，只在教育员工不要滥用互联网，而电子监控则是一种侦察型控制，通过它可以识别和惩罚违规者。在中国，面子非常重要，即使自尊心低的员工也可能希望避免被识别为“网络游荡者”。因此，电子监控对自尊心低下的员工的影响并不显著。
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政策和电子监控可减少网络游荡意图，这两种控制方法的效果会受到员工自尊心与工作满意度的调节：互联网使用政策对自尊心较强的员工更有效，电子监控对工作满意度高的员工更有效。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模型与假设，还对组织控制网络游荡行为具有实际意义：组织不仅需要设计并发布互联网使用政策、部署电子监控，同时也要宣传这些措施。通过培训和其他活动，确保员工真正了解互联网使用政策，并告知员工会降到电子监控。此外，尽管互联网使用政策和电子监控可以减少网络游荡，但效果受到个人特征（如：自尊心、工作满意度等等）的影响。
文献来源：
Jijie Wang, Jun Tian, Zhen Shen(2013). The effects and moderators of cyber-loafing control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public servan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pp.26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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