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之七——湘军的崛起
日本只花了短短不到40年，就完成了从封建贵族“小一统”向封建专制“大一统”、以及从的封建专制“大一统”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仍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进行了20年的改革。然而在这20年中，从1868年到1887年，工业虽然迅猛发展，但是工业产值的数额其实很小，仍然处在缓慢爬升阶段，国家财政收入的80%来自地税，农业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产业。20年中，农业劳动力从1718万人减少到1700万人，仅减少了4%。可以说，从倒幕运动结束到“明治维新”结束，虽然日本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极为迅猛，在主要城市中茁壮成长，但是在日本这片土地上，农业仍然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在广大的农村，封建等级土地制度虽然已经被废除，但是带有浓厚封建经济色彩的租佃农业制度成为了地主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而且土地兼并有强化的趋势，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和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如出一辙。经历了辛亥革命，封建专制“大一统”的清王朝被推翻。去除了封建桎梏，工商业在城市中迅猛发展。然而，在广大农村，以租佃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土地经济制度仍然广泛存在，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地主和佃农的矛盾十分尖锐。和仍然十分重要的农业相比，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仍然显得十分弱小，这也是中国革命必须要以农民兄弟作为同盟军的原因所在。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和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的社会状况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上述文字只是想说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和北伐战争之后的中国的社会状况处在同一历史阶段，从“黑船来袭”到“明治维新”结束的日本历史，和从“鸦片战争”到“北伐战争”结束的中国历史在某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日本只花了短短不到40年，就完成了从封建贵族“小一统”向封建专制“大一统”、以及从的封建专制“大一统”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变。而在很早的2000年前就已经完成从封建贵族“小一统”向封建专制“大一统”转变的中国，却花了接近90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其中的一个过程，相形之下，似乎慢了一点。
一、背景
1840年的中国仍处在清朝统治之下，这是一个已经接近极致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王朝。皇帝作为中央集权专制者，控制着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神权、军权，乃至通过控制科举考试，左右着学术方向。和西欧最主要的中央集权王国——西班牙、法国、英国相比，其专制权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中央集权的程度无出其右。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原因，这种中央集权也仅仅漂浮在广袤王朝国土的上层，其基层管理需要和士绅地主（或土豪）合作共治，带有明显的封建特征。
正如1853年的“黑船来袭”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冲击一样，184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也给表面上平静的清王朝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是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百姓，导致民不聊生；另一方面，通商口岸的开辟，与洋人频繁的接触，确实给中国大地带来新的元素。这些因素的结合，最终在1851年引发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在本质上仍是农民起义的范畴，但是它确实有很多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发源于经济发达、对外接触频繁的广东，却成事于贫困闭塞的广西？在当时诸多的农民起义中，为什么唯独太平天国横扫中国，取得了最大的成就？都不是没有原因的。
正如德川幕府在“黑船来袭”后统治动摇，又在之后的镇压“尊王攘夷”的过程中逐步耗尽了自身的权威和统治力，导致地方雄藩崛起；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统治动摇，又在之后的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急剧地消耗掉了自己的统治权威，原来归于一统的权力，逐步让渡给了地方势力。
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和清王朝分享权力的是以曾国藩之湘军为代表的地方封建势力武装集团。
1851年太平天国爆发后，迅速席卷全国，官军（八旗和绿营）承平腐朽，屡战屡败。咸丰皇帝谕令各省兴办团练。团练，即集团训练之意，是利用地主训练乡民，形成以地主为核心的一种地方性的封建地主武装。团练最早出现于唐德宗年间，脱胎于府兵制。清代中前期，也曾组建过团练。特别是嘉庆年间，苗民暴动和白莲教起义，都采用团练之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有这样的优秀经验，当太平军引得全国风云四起之时，在咸丰皇帝的要求下，兴办团练成为一时之浪潮。道光三十年9月，清廷指令两广总督徐广缙赴广西劝谕士绅兴办团练，广西乡勇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咸丰二年初，朝廷又让两湖办团，以抵御太平军。为了扩大办团，朝廷委任丁忧在家或请假在籍的官吏作为团练大臣。咸丰二年8月，清廷任命了第一个团练大臣，前刑部尚书陈孚恩；第二个任命的就是曾国藩，时间是在咸丰二年的11月；此后，到咸丰三年2月短短几个月中，接连任命了49个团练大臣，办团地点遍及两广、两湖、两江及山东等省。也就是在此时，后来成为淮军领袖的李鸿章，“翰林变绿林”，跟随被任命为团练大臣的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家乡安徽省兴办团练武装对抗太平军。他的父亲李文安也在不久后回到安徽省兴办团练武装，因为在和太平军的战事中屡屡失败，最终在军营中抑郁而亡。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消灭后，清廷又任命了43个团练大臣，分布在16个省份，掀起了又一次兴办团练的浪潮。除了朝廷任命的团练大臣及要求官吏兴办的团练武装，也有不少响应号召或自发形成的地方团练武装。可见，曾国藩之湘军只不过是这一时期地主团练武装的代表。即使在湖南，曾国藩之湘军也远称不上独一无二。在湖南，除了曾国藩系统的湘军，江忠源、左宗棠、刘坤一等人都是湖南人，他们组建的团练武装都出自于湖南，也可被称为湘军，且与曾国藩之湘军并无一定的隶属关系。实际上，他们组建的湘军团练武装和曾国藩之湘军团练武装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相互间的关系很差。
作为这一时期地主团练武装的代表，对攻灭太平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武装力量，曾国藩的湘军体现了极强的封建性。
二、思想意识
一是以封建思想作为治军的思想意识基础。
这一点又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封建卫道士自居，以封建道德和儒家思想作为凝聚人心的意识形态。
1854年2月，湘军奉旨剿匪，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说洪匪“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希望那些受封建礼教熏染的士大夫们或从军、或参战、或出钱出力，支援帮助湘军，“以卫吾道”。曾国藩在动员郭昆焘入幕时说道：“今以天主教横行中原，而儒者或漠然不以关虑，斯亦廉耻道丧，公等有所不得而辞者也。”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以封建卫道士自居，以儒家思想作为凝聚人心的意识形态，将他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视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斗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戚继光说过，练兵必从军礼训练入手，“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曾国藩十分信服这一原则，他在日记中写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确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认为军训之义有二：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很明显，曾国藩治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礼”思想贯穿于官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的关系弥补军中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的不足。
第二个方面是以封建迷信欺骗丁勇。曾国藩在公开向丁勇讲话时说：“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该死时，虽千万人将你围住，自有神明护佑，断不得死；你若该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可见与贼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可不必害怕。”
第三个方面是把“升官发财”作为激励下属的方法。曾国藩在《晓谕新募乡勇》中公开号召湘勇努力杀“贼”，以便“得官的得官，得赏的得赏。”湘军几乎是每下一城，就要进行劫掠屠杀。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纵兵焚烧抢掠7天7夜，血洗全城，大小官兵几乎个个抢得盆满钵满。曾国藩在营制中明确规定了厚薪厚赏。湘军饷银不但数额远远超出绿营，而且及时足额发放，和当时欠饷已经成为常态的绿营相比，湘军非常具有吸引力。此外，湘军还实行厚赏，如“临阵有能杀贼一名者，功赏银十两，并赏八品军功。”曾国藩还对有战功者不断保举，共达十几万人次。攻占金陵后，两次保举4300多人。
二是以同年、同乡、师生、亲属这样的封建关系作为凝聚力量的方法。
湘军组建采取招募制，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饷必自筹、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曾国藩在奏折中说明他的方法为：“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受其播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更为令人称奇的是，将领阵亡后，全军裁撤；就算是将领更换，也要另组新军。“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曾国藩如此组军，将全军上下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自己的顶头上司联系在一起，必然会造成兵为将有，士兵对于将领具有极强的封建依附关系，将国家的“官军”变易成为将领的“私军”。“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哨、营，哨、营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以至于军中唯顶头上司是从，除了顶头上司的话，谁的命令也不听。形成西欧早期封建社会中“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局面。
而湘军中将、帅、营、兵之间也是以同年、同乡、师生、亲属这样的封建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湘军后期最重要的将领就是曾国荃，他是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藩及其几个弟弟几乎都是举家从戎；罗泽南则“纯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在湘军中，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兄弟、李续宾兄弟、李元度等都是姻亲。不仅将帅如此，在下层官佐与士兵中同样如此，相互之间，盘根错节，纠缠不清，牵一发而动全身。
三是以“儒生带乡奴”作为军队组织的主要方式。
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而剩下的42%，则往往是当时农村基层另一支柱，没有功名的土豪。儒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是地主士绅，一方土豪，是封建大一统社会的中坚力量。由他们作为军事主官，确保了这支军队的封建属性；乡奴则是文盲、也是贫苦农民，在没有新的力量和思想介入的情况下，在封建宗法等思想的禁锢下，在各种封建关系的凝聚下，同样确保了军队的封建属性。军队组织和典型的封建社会基层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将当时基层社会的管理模式完全应用到了军队之中。
一般认为，曾国藩的这种建军方式，改变了绿营“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合”的弊病，使军队具备相当程度的凝聚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战斗力。
但是我们如果将这种建军方式和中国西周时期及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封建制度相对比，就会发现他们如此相似。
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水师时明言：“水手需招至四千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他的弟弟曾国荃的军队“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湘乡县成为了曾家的领地，湘乡人成为了曾家的“国人”。湘军中“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局面也和西欧中世纪层级关系如出一辙。中国数千年来进化而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军队为国家所有的局面，到曾国藩这里彻底退化了，退化到了封建等级贵族的阶段。
曾国藩以封建礼教和方法组建和要求湘军，在他留下的著作中心心念念的就是告诉下属为何而战，以及作战不要怕死，而对于武器装备、军阵方式、以及作战方法等技术性问题却很少涉及。将帅的认识决定了部队的样貌，曾国藩的思想意识决定了他组建塑造湘军是一支重思想关系、轻技术装备的封建军队。
三、装备和军制
实际上，曾国藩之湘军在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方面其实比起八旗和绿营、乃至太平天国军队都没有太大区别，在同时期的诸多军队中，湘军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其兵员的素质、士气、纪律性以及团队凝聚力、充足的后勤和将帅的战略水平。这一点可以在很多方面得到印证。
在王闿运的《湘军志·营制篇》里详细描述了湘军的组成及其武备：“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抬枪，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主炮，二、四、六皆刀矛，五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数。”冷热兵器基本达到对半之数，但是火器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枪主要是鸟枪、抬枪，均是火绳枪；炮则是劈山炮（500斤的小炮）。和当时的八旗、绿营的水平差不多，甚至连当时的太平军也是这么一个水平，湘军并没有什么优势。这一点同样可以得到当时绘制的《湘军瑞州大败太平天国军战图》和《克服金陵战图》、以及当时的实物的印证。
曾国藩之湘军的军制则习自于明朝名将戚继光的《绩效新书》和《练兵纪实》。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追述道：“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王闿运之《湘军志》则叙述道：“（曾国藩）搜考规制，今古章式无可仿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之。”无独有偶，曾国藩在太平天国的对手中也有人对戚继光的作品奉若神明，在他的枕边就放着一本《纪效新书》，由于长期翻阅，导致书角都已磨烂，他就是在太平天国中以善用先进武器著称的忠王李秀成。
因此，虽然曾国藩之湘军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洋先进的洋枪洋炮已经现身于国内，但是在当时大清国土上的本土军队中并没有引发什么变革，甚至连像样的震动都没有。大家依旧是依照古法作战，狭路相逢勇者胜，并不体现武备的先进性。
四、幕僚
曾国藩不仅手下有一支封建化极强的、庞大的军队，而且身边也有一支庞大的幕僚队伍。容闳回忆湘军安庆大营时说道：“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两百人。”据现代学者朱东安估算，曾国藩先后使用过的幕僚在400人以上。
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常处，以幕为府，故称幕府，其佐治人员则统称幕僚。清袭明制，幕僚又称师爷，多充当文案或刑名等方面的专业性辅助人员。但是曾国藩的幕僚并不仅仅是充当文案或刑名等方面的专业性辅助人员，他们不但直接参与重大政治活动与军事决策，而且行使行政、财政权力，制造兵器、指令交通运输，甚至撇开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进行外交和外贸活动。容闳叙述道：“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曾国藩之幕府其实更像三国时期权相曹操和诸葛亮的幕府，直接处理国政，皇帝的中央朝廷倒像个空架子。所不同的是曾国藩的幕府权限仅限于东南财赋之地，并不涉及全国。
不但湘军成为了曾国藩的私军，曾国藩的幕府也成为了他自己的小朝廷，而且这个具有私人性质的小朝廷还带有很强的封建性。根据学者凌林煌统计，曾国藩幕府中有进士73人、举人73人、贡监生154人，此外的秀才和童生也是封建旧式读书人，在曾国藩幕府中为数也是不少。这些旧学出身的学者，在变革缓慢的环境下，封建性是十分浓厚的。曾国藩和他的幕友都认为，镇压太平军的战争和抵抗西方人的政策是团结一致捍卫孔孟之道的最佳方式。在行政性事务千头万绪的幕府中，曾国藩积极支持自己的幕友从事对孔孟之道的学术研究，还编辑出版了新版的经书和史书，并自行刊印。
曾国藩辖下更像是大清国内的国中之国。在太平天国的压力下，大清国原来归于一统的权力，逐步让渡给地方势力，将这些地方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司法权，乃至立法权都让渡给了曾国藩这样的地方势力。在日本从小一统走向大一统的同时，原本已经完成大一统的中国，却在从大一统走向小一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逐步瓦解，像曾国藩这样的地方强权却在崛起。
这种崛起不像是一种进化，更像是一种退化。虽然地方强权分食中央集权强化了局部的组织和协调，但是面对外界压力，大一统的中国却要采取退化的方式来应对危机，要么是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中央集权的清王朝已经腐朽不堪，无力面对危局；要么是过去的大一统模式存在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