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青铜器研究的10个课题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物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备受学术界和艺术家的珍视。由于青铜器多有铭文, 与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密切相关, 过去的研究者常有侧重, 对器形、纹饰、功能、工艺等方面注意较少。近年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渐多,才使以考古学方法为基础的青铜器研究成为主流。

和所有考古遗物的研究一样, 分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在分期的方法论上, 应该强调把考古学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 其次再以古文字学等研究去论证和深化。前几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西周青铜器的专题, 就是这样进行,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原注：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经过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努力,中国青铜器分期的基本框架业已建立。这主要是指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而言。事实上,中国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所以分期还必须同分域相结合, 逐步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发展系列。要完成这样的工作,自然需要长时间的投入。青铜器分期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试就当前的进展情况,提出十个可能有前沿性的课题,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青铜器的产生

中国学者大都认为青铜器的出现和文明起源有关,西方也有著作讲到中国青铜器手工业的规模和性质使之成为文明社会的标志（原注：鲁惟一、夏含夷主编:《剑桥中国先秦史》(Michael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因此,探索中国青铜器产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迄今在中国境内好多地点已有早期铜器发现,最早的如陕西临潼姜寨的半圆形铜片,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些早期铜器,品质包括红铜、黄铜、青铜等,种类有小型工具和装饰品。这指示我们,中国青铜器应有其自己的独立起源。

不过,目前已有的材料还不能构成青铜器产生过程的完整线索。在中国的这一过程肯定有自身的特点, 需要寻找更多的依据才能确切描述。我们也不能排除其间存在境外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亘鬲”

(二)青铜器铭文的初始形态

一般认为青铜器铭文最先出现于商代前期, 这是在将商代分为前后两期的情况下说的。如果像近时一些学者主张的分为早中晚三期（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则铭文当始见在商代中期。

已有论著对早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辑录（原注：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杨晓能:《古代中国的映象:纹饰、象形文字与图像铭文》(Xiaoneng Yang, 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 :Decor, Pictographs , andPictorial Inscriptions) ,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2000年,第88—91页）,其中有些器物的年代、铭文的真伪尚有争议（原注：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例如山东桓台史家出土的一件觚,有铭文8字:“戍宁(予)无寿(俦),作祖戊彝”,有学者主张较早,已有论文指出形制与郑州白家庄的觚有异（原注：王宇信:《山东桓台史家“戍宁觚”的再认识及其启示》,《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我认为应列于商代晚期后段。

商代中期的一些铭文, 有些近似陶器刻划符号或者花纹, 显然和后来的铭文有所区别。例如国家博物馆所藏传出郑州杨庄的鬲, 铭文或释为“亘”、“耳”等, 都未必准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饕餮纹锥足鼎, 双耳下口沿上各有阳文一字, 勉强可释为“冃”（原注：同上引杨晓能书,图179、183）。这类铭文的性质, 特别值得探讨。

(三)商末青铜器

以殷墟出土品为代表的商代晚期青铜器, 近几年由于发掘材料增多, 有关认识不断深入和丰富。特别是新发现的几座随葬青铜器很多的墓葬, 进一步开拓了大家的眼界。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1990年发掘的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依所出陶器“时代应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偏晚阶段”,而墓内的青铜卣与1901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发现的卣非常相似,从而提早了后者的制作年代（原注：李学勤:《郭家庄与斗鸡台》,《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殷墟三、四期青铜器的特征比较明显（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第290—300页）, 当前已经有条件加以综合归纳,然后结合非发掘品一起整理研究。因为这段时期青铜器铭文增多并且加长,还可以利用古文字学研究的成果。若干铭文有历日和周祭, 或者能与甲骨文相联系, 都十分重要。过去已有学者从这样的角度, 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原注：王世民、张亚初:《殷代乙辛时期青铜容器的形制》,《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最近陆续出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青铜器铭文, 例如国家博物馆新入藏的作册般铜鼋等等（原注：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 , 对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殊有裨益。

(四)商至西周的荆楚青铜器

《诗·商颂》的《殷武》篇有“挞彼殷武, 奋伐荆楚”, 说明商王武丁时势力已经达到荆楚地区, 与殷墟甲骨文的记载可相印证。多年来, 湖北湖南出土了数量相当多, 制作也非常精美的商代青铜器, 但大多见于山水之际, 缺乏与当时遗址的联系。

1996—1997年在湖南望城高砂脊（原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4期）,2003—2004年在湖南宁乡黄材炭河里（原注：向桃初、刘颂华:《宁乡黄材西周墓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年第1期）, 先后发现了有青铜器随葬的墓,墓的年代被定为西周。这些青铜器,有的形制、纹饰均和中原商代晚期的类同,有的甚至有商代晚期多见的铭文,如高砂脊的“酉”鼎（原注：同上引《考古》文图一三.1 、图一四.3） ,但另有一些具有可能较晚的地方性因素, 如鼎的盘口形折沿和细长下端宽展的足等。无论如何,这些器物要晚于环洞庭湖一带过去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的大多数。

商至西周的荆楚青铜器还有待系统整理, 分析其演变脉络及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与长江上游、下游文化的关系。最近已有学者的工作（原注：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为此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五)周初的“月相”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月相”, 多年间是学术界反复研讨争论的问题。近期有几种新材料出现, 可能为克服这一疑难带来新的希望。

大家都知道,文献所见的“月相”词语,要比青铜器铭文多而复杂。在《尚书》、《逸周书》和《汉书·律历志》所引古文《尚书》等可信材料中,“月相”共有“哉生魄”、“既望”、“朏”、“旁死霸(魄)”、“既死霸(魄)”、“既旁生霸(魄)”六个, 只有“既望”、“既死霸”常见于铭文。“旁死霸”在铭文里只在晋侯苏钟出现一次,作“方死霸”（原注：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5—128页）。

2003年末, 在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甲骨文, 其一片上发现了一个新的“月相”:“哉死霸”（原注：孙庆伟:《“周公庙遗址新出甲骨座谈会”纪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0期, 2004年3月）。最近, 在新出现的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上, 又有另一前所未见的词语发现。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 西周的初年历法的“月相”与后来的“月相”或许分属于两个阶段, 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简化和修改了。重新思索这一问题, 会为认识当时历法的变迁有所帮助。

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M8出土晋侯苏钟铭文（部分）

(六)西周厉王以下青铜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晚期共和。厉王在位年《周本纪》云三十七年, 有人据《世家》置疑, 但总不少于二十年上下。因此, 厉王至幽王的西周晚期应有九十年以上, 占西周整个年数三分之一。按照青铜器发展的一般情况, 在这一段时间中应该有比较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厉王和宣王晚年与幽王的器物理应容易区别。东迁后平王在位五十一年, 这一段时间青铜器又应当有较大的变化。

近年发掘的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和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大量青铜器,为探讨上述时期器物的演变提供了条件。例如看晋侯墓地相当厉王晚年到共和的靖侯及夫人墓M91、92, 厘侯及夫人墓M1、M2, 青铜器风格同相当宣王的献侯及夫人墓M8、M31 , 穆侯及夫人墓M64、M62、M63, 殇叔及夫人墓M93、M102 , 确有较多的差异。看来进一步整理中原地区(广义的)这个阶段的青铜器是可能的, 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七)长江下游青铜器的序列

关于长江下游青铜器研究的经过, 曾有学者作过概述（原注：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4页）。这一类器物的发现和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可追溯到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土墩墓和1959年安徽屯溪奕棋的土墩墓。如果再上推一些, 还有江苏仪征破山口出土的器物。

有关器物的年代问题, 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例如屯溪奕棋青铜器, 或主张相当西周早中期, 或以为应迟至春秋。还有如江浙发现的乐器大铙, 其年代的估计学者间也甚悬殊。近些年考古材料渐多, 已为解决这方面的分歧准备了条件, 比如关于土墩墓的分期就有很好的讨论（原注：杨楠:《江南土墩遗存研究》,民族出版社， 1998年）。

吴国和越国青铜器的发现也已大为增多, 其中不乏带有铭文的。有越王名号的兵器,包括剑、戈、矛等, 非常值得注意, 当前需要做的, 是进行类型学的整理。考虑到楚威王败越之后, 越国破散,“诸族子争位, 或为王, 或为君”（原注：《史记·越世家》。参看《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年,第248—253页）,越国末年的世系可能相当复杂, 有些铭文王号不一定能与文献对应。

(八)秦国青铜器的发展历程

西周覆亡之后在其旧地上兴起的秦国, 文化有着与关东显然不同的特点, 这在青铜器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出来。前些年, 曾有论作对秦国青铜器作过综合分析（原注：陈平:《燕秦文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176—190、210—243页）, 现在由于出现了很多新材料, 有机会加以扩展和补充。

甘肃礼县到天水一带的西汉水流域是秦人的发祥地。20世纪90年代, 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两处秦墓葬群遭到盗掘, 随后进行了发掘清理（原注：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4年）。所出青铜器, 结合过去著录的陕西宝鸡太公庙等出土品, 使人们看到了从两周之际到春秋中期秦器的演进。凤翔南指挥M1秦景公墓在春秋晚期前段, 虽然旧已盗空, 还有少数器物残片可见。再往下的秦器就很丰富了。当前我们对春秋战国秦器所能掌握的知识, 比其他列国更要多些, 或许只有楚国可相比肩。

战国时期, 秦屡战屡胜, 终至兼并六国, 俘取甚多, 所以在秦墓及窖藏中出现的部分器物实际是战利品, 不属于秦器的系列。这与若干周初墓葬情形相同, 我们研究时应当留意。

三星堆青铜器

(九)巴蜀文字的解读

巴蜀文化的研讨, 这些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 以成都白马寺出土品为导线, 巴蜀青铜器进入了学者的视野, 但主要是战国时代的。后来, 四川彭县竹瓦街、新繁水观音, 加上1986 年广汉三星堆的惊人发现, 揭示了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当地青铜器的面貌。不过, 这些与战国的巴蜀青铜器间的连锁, 仍然是有待探索的问题。

战国时代的巴蜀青铜器(有些属于秦灭巴蜀以后, 甚至晚及汉初)不少具有特殊的文字, 即巴蜀文字。这种文字多见于兵器、乐器, 也在玺印和其他物品上出现, 材料越来越多, 从其使用位置和特点来看, 其为文字也可说是无疑的。古书或说巴蜀不知文字, 可能是讲不知汉字, 不是没有自己的文字。

巴蜀文字的材料积累已多, 有可能像玛雅文字那样, 试用电脑技术来分析解读。大家了解, 世界上完全没有得到解读的古文字不多, 巴蜀文字的解读将会成为一件大事。

(十)汉初青铜器的特色

中国青铜器的著录和研究, 一般是以汉代为下限(铜镜除外), 但学者们的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先秦的器物上, 对于秦汉青铜器着意较少。最近有些工作, 有心改变这种趋向,如《中国青铜器全集》专设了《秦汉》卷。在铭文方面, 也有专门的书籍问世（原注：孙慰祖、徐谷甫：《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

长时期以来, 西汉早期青铜器容易与战国晚期的器物互相混淆, 这可能是因为汉初战国时流行的艺术作风复兴的缘故, 然而时代究竟不同, 汉初的形制、纹饰等仍有其自己的特色, 细心辨别, 不难认识。例如1963 年陕西兴平豆马村发现的犀尊, 遍体饰错金银云气纹, 本已定为西汉, 又更正为“战国晚期(秦)”。实际其云气纹分瓣细碎, 以铜镜纹饰对比, 是不会早到战国的（原注：《中国古青铜器选》，第79图，插页“更正”，文物出版社，1976年）。

近年发现了较多的西汉早期墓葬, 有些是诸侯王级别的, 包含了大量青铜器, 多有很高的工艺水准。仔细研究这些器物的特色, 将有助于解决其与战国器相混的问题（原注：李学勤:《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286—287页）。

原标题为《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原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收入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29—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