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人民日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论坛”上的发言（2021.6.16，杭州）。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赵嘉鸣副总编辑，朱国贤部长和到会各位领导，尊敬的潘云鹤院士等各位专家，尊敬的到会的各位嘉宾朋友，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新基建的基本认识。在今年1月份国内的图书畅销榜评比中间，我参与写作、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科技前沿》这本书，被评为科技类的第一名。这本书是人民日报出版社邀请了不同行业里面的专家共同形成的这样一个科技前沿方面的系列专题介绍，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目录，从量子世界奥秘开始，说到科技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也有我今天发言题目的新基建，还有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以及融媒体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和相关生态建设，等等。在我应邀形成此书文本的过程中，确实也基于原来的一些研究中的认识积累，试图进一步把关于新基建的认识系统化。如果在约20分钟的时间里做个简要汇报，我想第一个层次上，先勾画一下怎么认识新技术革命中的新经济和新基建。我们现在全球的发展中间，数字化的新经济被称为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应该承认美国的硅谷仍然在引领潮流，从互联网开始，到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这些大家现在已经耳熟能详的概念，已经进入了从移动互联到万物互联、到智能化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在大步追赶，应该承认我们亮点纷呈。比如大家现在说到杭州，现在于中国的中心城市发展中，已经被人们屡屡称为准一线或者新一线，杭州的发展里面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成就，就是数字经济企业平台在这个地方终于脱颖而出，形成了引领中国数字化经济发展潮流的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巨大的头部企业。当然，我们也会想到深圳，想到其他一些地方，想到贵州的后起直追，等等。在“颠覆性创新”这个概念之下，应该讲，数字化的企业平台他们是居于领军地位的，我们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发展和规范的结合中，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头部企业的发展，追求实现由他们必然要发挥重要作用的高质量的发展。在疫情冲击全球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疫情实际上在倒逼我们进一步利用信息化的已有技术手段，也进一步应对挑战，继续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对互联网公司怎么样在新的特征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与时俱进地来认识处理直观上的寡头垄断现象，并理性地在他们的发展中间做出必要的、促使健康发展的校正、纠偏，而对接可持续的创新发展和全局的共赢发展，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命题。总体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发言主要是聚焦于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而打造它的基础性支撑力的“新基建”——即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概念之下，相关的一些基本认识。第二个层次，回顾一下中国最高决策层，党中央和国务院，从2018年开始代表性的一些指导性文件里对于新基建的要求。2018年接近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后来被人们简称为“新基建”。在以后2019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常务会议5月份的指导精神、2019年7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指导精神，还有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一次次在强调新基建。到了2020年年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2月份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再到3月的政治局常委会和5月份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是不断在强调，而且越来越清晰地具体落实到一些工作指导的要领上。那么最概括的说，新基建就“新”在为数字化经济提供支撑它更高水平运行的基础设施，有关管理部门在中国现在大家都看重的新基建概念之下，归纳为七大细分领域，经过广泛调研，最后作为重点提出的这七项是5G、电力能源行业的特高压、交通行业的城际高速铁路和城轨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概念之下必须匹配的充电桩系统，还有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这些具体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第三个层面，要稍微展开谈一下怎么认识新基建。我愿首先强调，支持新经济、新技术革命来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新基建，是在当下我们继续战疫情和克服一些非常明显的困难、解燃眉之急的扩大内需以支持双循环（而以内循环为主体）的重要举措。数字经济在支持我们于疫情突发以后应对挑战、维持经济社会基本运转这方面，功不可没，可以简要回顾一下在武汉疫情突发和在武汉封城以后，实际上整个湖北也必须实行封闭隔离的情况之下（更不用说全国其他很多地方，很多的社区，标为中高风险区域的统统都要隔离），这种时候，我们前些年已经发展的数字经济平台连接供需的功能，是救急的，是维持最基本的社会运转的。而且客观地说，那个时候由于有线上线下结合的功能，能够应对被隔离状态的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提供有效供给，那就是无可替代的，没有别的手段，只有这种电商平台支持的线上线下结合，能够相当准确地对应于每个人具体的需求而提供有效供给，通过信息技术的支持，对应到实际解决问题的状态。也就是在那个背景之下，别无选择的社区团购，形成了后来被人们所看重的一种新模式。这个解燃眉之急的扩大内需，首先是把基本运转托起来，又对接到武汉解封以后，局面打开，复工复产，这其中扩大内需从应对疫情的现实意义来说，是值得特别强调的。虽然中国本土相当成功地控制了疫情，但是我们还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和新冠肺炎病毒长期共存，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病毒像天花病毒一样最后能封闭在实验室的试管里，现在还是未知之数。外部世界有时会有好消息，有时又有坏消息。头号强国美国被疫情冲击得曾经是经济社会状态一塌糊涂，你说特朗普他为什么原来看着有很好的连选连任的势头，但最后却在选举中虽赢得了一个美国历史记录上败选总统的最高票数，还是没有能够连选连任？跟他应对疫情举措失当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美国现在看起来很大的可能性是它扛过了疫情的高压阶段，现在疫苗比较普遍得到应用的情况下，社会正在迅速重新打开；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现在大家又看到印度的情况非常令人不安和揪心。还有我们现在知道，在中国南方的广州，前一段时间又情况吃紧。这些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发生的困扰我们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因素，带来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更多考虑在打造发展新格局的过程中，更多依仗我们本土较有把握的对疫情的控制力，和我们因此而对于整个发展态势能够更好去体现出来支持发展的主导权，来应对以后还可能不断产生的外部为主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的实际变化过程中，还会在我们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却提出我们经验不足以去应对的很多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扩大内需，维持基本生活和复工复产以后生产的运行态势，一定要得到我们数字经济的支持，而这个数字经济的升级发展，高质量的发展，是要从眼下看到未来，一定要以新基建这种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支撑着它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不断地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内需就由此而形成一个非常可观的潜力释放机制和对于不确定性的抗御机制。接着要说的第二点：不仅要以新基建和新经济来支持我们应对短期的、而且以后短期很可能演变成中长期的疫情带来的不断挑战，而且还要看到整个中国按照中央的指导精神，面对“十四五”一直连接到2035远景目标，从现在起15年之内，我们怎么样真正把握好战略机遇期，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后劲，支撑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经受历史考验的发展过程中，新基建助力打造新经济，使新经济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发挥重要的乘数作用，意义极为重大。在领会中央五中全会指导的“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里这个基本精神的时候，我认为要特别重视总书记关于《建议》的说明：总书记讲，在起草过程中，地方和部门纷纷反映能不能在文本里写入我们未来15年经济总量再翻一番这样一个引导性的目标，总书记做出的回应是，经过认真的测算和研究，认为我们完全有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就是到十四五”末期的时候，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而到2035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或者折为人均的GDP再翻一番。这个量化的说明没有正式写入建议的文本，但是总书记把它说得非常清楚，用意就是大家心里要有一个基本的前瞻。我们在都关心的量化指标方面，“十四五”期间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15年间我们有望以中高速使总量折成人均也再翻一番，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写入文本，是希望大家更多地把注意力聚焦在高质量发展，优化结构，增加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健康度和可持续性上面。这样一个我们实际上在“新的两步走”前面还有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央战略部署里，已经从我前面说的解燃眉之急的考虑，要对接到中长期、长期甚至超长期，衔接下去怎么样形成新旧动能的转换而形成我们高质量发展的后劲，那么一定要有新基建这方面的基础支撑作用。接着是我想说的第三点，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我们中国经济的成长性在这方面是一个客观的基础。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前一段时间多次说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这句话我不认为简单是个宣传用语，它的客观依据在哪里？我愿意最简单地说，就是中国虽然有了改革开放以后解放生产力长足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的工业化现在还是处于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这样一个阶段，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工业化还要完成它的从中期到中后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的认识，十九大的政治报告明确地说了“两个没有变”，第一个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没有变；第二个就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个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的工业化还必须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急起直追。中国丧失在世界民族之林里原来那个历史上曾经的辉煌，是从鸦片战争拉开近现代史帷幕开始的，以后一路被动挨打，积贫积弱，这里面的落伍，首先就是工业革命发生之后把中国远远甩在后面，我们现在的工业化终于在改革开放以后，以各种各样调动潜力活力的因素使我们有了超常规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前面的空间还相当可观，我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的制造业第一大国，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大而不强，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有局限性，另外一方面，又证明着我们后面还有可观的空间。这个可观的空间伴随着的，一定是城镇化，要不断地提升它的实际水平。中国的城镇化在全球经验里说必然伴随着工业化提高其水平这个过程，现在走到哪里了？不能只看那个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现在已经61%左右），前面有一个低得多的数据，是不掺水的那个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只有44%多一些），换一句话说，14亿中国人里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前面几十年进城的三亿人里面的绝大多数，仍然被称为“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有这样一个说法是带有荒唐意味的——在城里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工作生活的过程中跟农业、农民还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因为户籍还在农村，把人家称为农民工。那么以后，我们必须把这个过程处理为更加便捷地给他们提供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将伴随着工业化一路提升起来，而且要更好地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顺畅地使进城的社会成员市民化，一视同仁地得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处理这样一个发展水平提高过程，在实际表现上，会再匹配上我们的改革所坚持的市场化取向，开放所坚持的全面拥抱国际化、全球化的取向，再加上我们的信息化，一定会表现为在中国大地上，在这个人口规模世界第一的经济体里，一轮一轮地扩大建成区，城乡结合部要往外推，一轮一轮地要有新的片区开发、更多的中小城镇的涌现，一轮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从而不断释放中国成长过程中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得到的供给是什么？就是我们本土已经有支撑力的内需为主体回应的有效供给，而且有中国以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形成的全球有效供给的回应。这样一个供需不断的互动循环过程，体现中国的成长性，是别的任何经济体都不能同日而语的。正是因为这个过程中我们有这样的发展空间、潜力空间、韧性和回旋余地，所以，我们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绝对不是空话。当然我们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抓住自己的事情之中，新基建支撑着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新技术革命潮流这样一个重点事项，它的意义自然而然就体现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第四点，我愿意强调，新基建还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现在于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前面，有个我们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怎么样啃硬骨头？总书记说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但是一定要啃，一定要攻坚克难。在这个新基建推进的过程中间，有的学者强调了制度基建和新基建一体化，我非常认同这个认识。实际生活中，中央对于改革下发了很多的文件，甚至工作一线的同志反映看都看不过来，我们作为研究者也感觉要把中央关于改革的文件整个读下来，阅读量已经非常大了，但实际生活中怎么真正按总书记的要求，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可是对我们的考验。只有真正地在科技制度、教育制度、基础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方面，按中央的要求取得改革的决定性成果，我们才能以制度创新真正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第五点，我还愿意强调，在这个新基建的推进过程中，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应该积极参与的PPP，是非常有用武之地的。在杭州，在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应该讲在全国都有标杆意义，但是民营企业发展中也有困惑，一些具体的问题要解决并不容易。总书记亲自出席座谈会已经明确地讲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但实际生活中，比如融资领域里，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知道，间接融资在中国现在是唱主角的，整个金融业务量里80%是间接融资，而间接融资实际上在操作的一线上，对于民营企业是“入另册”的，都是首选非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作贷款支持，认为最安全，因为实际的风险度不一样。“自己人”怎样真正得到应有的支持，需要一系列从制度安排到意识、观念的创新，到技术性问题的解决，是个系统工程。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看到毕竟已有很多的创新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比如说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基础设施，包括新基建这个领域里，它一定有重要的创新作用：一个我们现在心目中可以想像的新基建的代表性项目比如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在建设过程中首先表现为要有一个不动产的形成，比如一组建筑物，一栋大楼加上它的附属设施，那么它周围匹配的什么呢？一系列的老基建都少不了，架桥修路，人气上来以后所有的商业网点，生活服务设施，交通条件，上下水等公用事业，绿化带，人们所要求的学校、医院——所有这些事情很可能都要表现为一种大手笔连片开发的建设项目。无论是具体的重点项目，还是连片开发的项目，一次性投入这么多资金，政府按原来的老思路去做，是力所不及的，必须以政府的一些资金作为引子钱，四两拨千斤地来引致政府体外的社会资本，包括民营资本的资金力量，和政府形成伙伴关系，一起把这样的建设项目做出来。特别是连片开发，一做可以30年、50年，超常规发展过程中，守正出奇地迅速改变开发区域的面貌。这已有成功的北方民营企业所做的北京南边50公里固安的案例，已列为全国的标杆项目；请各位注意，这几年又有国有企业参与，实际上在分包和滚动开发过程中民营企业也积极跟进参加的汕头濠江区168平方公里连片开发的项目。这里面的新基建、老基建，所有的建设项目，要打成一个包，连片开发的过程中以高水平的规划罩着，政府和企业一起的伙伴关系，一做要做几十年。这样守正出奇地来推进中国的建设发展，在实际生活中我认为特别值得我们重视。那么在这个推进过程中，新老基建也自然会相互呼应，配套成龙，相得益彰。民营企业在纠正他们可能发生的一些偏差之后，也会感到自己的长远发展仍然有不可怀疑的发展空间前景，各个方面一定会认同和贯彻中央精神来实现继续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继续创新发展。我认为地方政府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中央所说的守正创新，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中一开始把这个称为守正出奇，意思上我认为中央的守正创新已经涵盖了我们原来的表述：守正是要守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市场经济里市场决定论这个共性，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正路，而后面政府还要“更好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在守正之后的出奇制胜，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地方政府早就在加入学者所称的“政绩锦标赛”这种争先恐后的地方竞争，大家积极比赛着，以政绩汇入超常规发展这个潮流。如果我们更好地处理不是简单以GDP挂帅，而是以更综合的（当然也要简洁的）指标，引领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这种动机，更好地对应到可被时间和历史证明是站得住的政绩这个轨道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合在一起整个政府体系更好发挥作用，是中国特色里一个值得特别看重的符合中国国情、实施理性追赶-赶超战略的经验。那么在地方政府层面我的观察，浙江的政府，一向就有一种开明和理性的决策传统。在比较富裕的区域，实话实说，对于PPP一开始不太容易引起重视，反倒是中西部很多地方政府先重视了PPP，但是前些年我们知道，浙江的地方政府，从省到市县，在“特色小镇”概念之下已做得可圈可点，不能说不可能出现偏差，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要高度肯定这种创新：在发达的区域，不要自认为政府自己很有钱了，要找到更好地使政府资金发挥乘数放大作用这样类似于PPP的创新机制，而且在特色小镇建设这里面，自然而然地它一定会正面的或者侧面的去结合着“新经济”即数字经济的发展，正面的或者侧面的结合着新基建，要守正出奇地发挥重要作用，落实为一些具体的发展任务。所以，我个人在结束发言之前还愿意强调，我们作为研究者，特别推崇的还是“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各个地方辖区、相关的行业、相关的企业，一定要在创新发展、升级发展过程中，抓住可能的时机，在应对着挑战的同时，以自己充分的信心和定力，继续打开中国经济成长合乎发展逻辑的潜力空间，实现新发展格局之下的高质量发展。这些看法，结合着新基建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