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自述从业经历，几番进京火不起来，跑码头被混混逼回天津
老一辈艺人吃够了旧社会的苦，如今有人吃了几天的饱饭，就开始无限缅怀旧社会“撂地才是本事”，鼓吹能撂地、能唱太平歌词、白沙撒字才是好相声演员的标准。
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968年，马三立大师亲笔写下了这份“历史材料”，看看怹笔下是怎么描述自己撂地儿、跑码头的生活。
领导方面叫我写一份简单的个人历史材料，以下就是我的简历。
马三立与王凤山
我名叫马三立，北京人，生于1914年。我三岁时，随我父母由北京迁到天津居住。父亲叫马德禄，是相声演员，母亲叫恩翠卿，是京韵大鼓演员。因为母亲死的早，十岁以前，我跟随婶母家生活。我十岁时，父亲续娶了母亲，有了家。才给我找到私立小学读书。
我十二岁时，就开始跟我父亲学相声。半日上学，半日去撂地说相声。1927年春天，我考进了汇文中学，不久，旧历五月节后，我退学了。因为我父亲的伙伴“万人迷”死了。我父亲被燕乐戏院解雇了，到东兴市场撂地，所以我和我哥哥都退了学，正式说相声了。
马三立
1927——1933年
我在鸟市撂地说相声，后来又在地道外小书场说相声。1933年我结婚不久，我父亲因病死去，借债很多，继母偷偷跑了。我急得要死，病了半年。每天依靠同行们资助些生活费。（此段有赵佩如、李寿增可作证）
马三立与赵佩茹
1933——1939年
我在东兴市场和鸟市撂地说相声，每天挣钱很少，无法还债。就离开了家，到外地做流动演出。没有路费，李寿增把我领到火车头上，当时李寿增是司机，把我带到秦皇岛下车。在秦皇岛认识了阎笑儒。
在秦皇岛，我们白天撂地，晚上串妓院，生意不错，家里生活好了一些，欠的债务也还清了。后来，因为阎笑儒生病，我们就回天津了。（此段有李寿增作证）。37年春天，我又在东兴市场撂地。七七事变以后，我又没有地方演出了，经冯立铎的父亲冯子玉介绍，我在地道外时调班里加场。每天固定的工资。伙伴是高少亭（高是消防队员，业余相声演员）。
38年的春节，沈阳翔云阁茶社，来津约相声演员。我很想去，可是没有伙伴。由赵佩如介绍，和佟浩如搭伙，到沈阳翔云阁。生意很好，可是佟浩如净爱告假。我在沈阳北市场，认识了张庆森，佟告假我就请张庆森来帮忙捧哏。以后，佟又告假，竟一去不返，把我一人搁在沈阳了。我只好随张庆森等去营口，取道回天津了。（此段有张庆森可作证）
马三立与张庆森
我回到天津，又在东兴市场和高桂清、刘宝瑞等一起演出。当时南市的地痞流氓、杂把地欺负人。演员凡不是“青帮”、“在家礼”的都吃不开。所以，39年春天，我又离了天津。我和高少亭搭伙，（高因病退职消防队了）去杨柳青、沧州、德州等地做流动演出、撂地、串妓院、赶庙会等等。五月份到了济南，在青莲阁茶社演出。一直到天津闹大水以后，我们才回天津。（此段有阮文禄可作证）
马三立与赵佩茹
1939年冬——1940年秋天
我从济南回来后，高少亭另就业，开汽车去了。我和耿宝林搭伙，经王剑云给介绍，在北门宝和轩茶社演出。当时，班主是桑振奎，对演员太刻薄，工资给的很少，还按三十六天算一个月。本来想不干，可是又没有地方去。
马三立与耿宝林
到40年的夏天，戴少甫来津找我，叫我去北京替他上电台，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元。当时我认为，这又有名又有利，愿意去。我和耿宝林到了北京，每天在广告台播音。几天以后戴少甫给我俩人三十元钱，说，就替六天，二十四元另给六元路费。我们一起上了当。没办法，我和耿宝林，只好就在西单商场跟高德亮撂地去了。到旧历八月节后，天冷了，我们回到天津。 （此段有耿宝林可作证）
1940年8月——1945年9月
我和耿宝林由北京回来，又到东兴市场小书场演出。冬天，王十二（王新槐，编者按）到书场来通过高桂清（当时相声班主），约我到兄弟剧团帮忙。我算临时演员，就进入了兄弟剧团。一个戏一个戏的排下去了。只许他们不要，不许提出不干。剧团的东家是恶霸汉奸袁文会，下面有五虎上将、八大朝臣。对主要次要演员的待遇是非常的悬殊。进了兄弟剧团，可以说是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的生活困难之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疑似袁文会被枪决前照片。
在42年的春天，林红玉组织私人班社，到济南去演出。她通过和袁文会的私人关系向兄弟剧团借一场相声，要我和耿宝林随她去济南短期帮忙。这样，我和耿宝林借这个机会离开了兄弟剧团。在济南五马路公园茶社演出三个多月，后来，因为业务不好，关闭了。林红玉、张爱祥又把我俩送回天津，交给兄弟剧团了。
当时物价飞涨，票价猛涨，可是演员的工资不涨。主要演员有十大股分红，低级演员生活困难没人管。1943年夏天李墨生来津，约白云鹏等去南京，由高登第（大流氓）通过袁文会，到兄弟剧团借一场相声，又把我借走。耿宝林因忌大烟病倒。我没有伙伴，我就和刘奎珍搭伙去南京了。两个月以后，我要求把我们送回天津。因为我不愿意再回兄弟剧团，我和刘奎珍又偷偷地到济南去了。李寿增正在济南开设晨光茶社，大量吸收相声演员。我和刘奎珍到了济南，很受欢迎，业务很好。不久，王十二派宋小轩到济南找我，逼我立即回津。
到天津以后，刘奎珍回鸟市撂地去了，我无奈又回到兄弟剧团。以后，不许请假，更不许逃跑。一直到45年8.15日本投降，袁文会声明兄弟剧团他不要了，我向王十二提出退出剧团，九月份我脱离了兄弟剧团到鸟市撂地去了。（此段有冯书田，于德海、刘奎珍可作证）
马三立
1945年9月——1947年5月
我离了兄弟剧团，一直就在鸟市声远茶社，同冯立铎、刘奎珍、班德贵等人，演相声大会（此段有班德贵、刘奎珍可作证）。
班德贵
1947年5月——1950年
我在鸟市撂地，47年夏天，王十二找我介绍我和侯一尘搭伙，在大观园和群英戏院赶场。三个多月，秋天我同侯一尘在北京大华声电台演节目，并在东城凤凰厅上演。后来，因为业务不好，停演了。我和侯一尘投奔常连安的启明茶社，参加相声大会。可是常家只把侯一尘留下，不要我。当时我北京没有家，我就借住在华声电台里。48年秋天，张庆森、新韵霞等，由沈阳来到北京，我就和张庆森搭伙了。
左起：侯一尘、张寿臣、常连安
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我的生活很困难，吃饭也很成问题。49年1月，北京解放了，我和张庆森上两场电台，并在草牌楼“世界游艺社”演出，生意好起来了。后来，把我老婆、孩子们都接到了北京，租了房子，买了床桌木器家俱。我感谢……，把我从几十年的受压迫受贫困中解救出来。（此段有张庆森可作证）
1950年——1952年
天津燕乐戏院成立红风曲艺社，50年我和张庆森由北京来到天津，在燕乐上演，并在中行电台作广告节目。51年，红风曲艺社改组，建立“天津市曲艺工作团”，由常连安为团长、赵佩如为副团长。业务总负责人是王十二，所有演员都算工作团的成员。52年春节，我提出自愿离团了。
52年春天，我和张庆森等，去沈阳“公余茶社”演出，业务很不好。五一节后回到天津，参加了李元通组织的“小梨园”共和班。当年九月，我和张庆森、李润杰、张剑平参加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我是第六分团演出队副队长。在朝鲜演出两个多月，53年的新年，回到祖国、到北京汇报演出完了，回津解散。（此段李星生可作证）
《买猴》作者何迟
1953年——1959年
赴朝工作结束了，53年1月，我参加了电台广播曲艺团工作，56年与市曲艺团合并，我任副团长。58年时，我犯了严重错误。59年5月，我被彻职降级划为右派份子。下放东郊区新立村劳动。在农村一年十个月。
1961年3月——我下放回来，摘掉右派帽子，在曲艺团做演员工作。
以上是我的简历，请革命组织审阅。
马三立写
68年
马三立大师的自述平平淡淡，里面充斥着“吃饭”“生活难”，满纸一把辛酸泪。
马三爷晚年曾回忆说：“我不是不爱上学，至今我爱看书……我当时就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一个大子儿说一段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