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家段惨案
姚家段惨案
[引题]:在上一期，“赤峰记忆”为您介绍了斯钦朝格图等十八勇士血洒凤凰山的事迹。实际上，这一悲壮事件的起因是阿旗三十五团的叛变，而那次叛变又与一起惨案有关……
匪性不改
1945年8月8日，前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出兵我国东北。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政权随即作鸟兽散，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各种政治势力暗流涌动。在这种形势之下，昭乌达盟（现赤峰市）巴林左旗出现了一个风云一时的大人物，名叫和子章。他以地方自治和维持治安为号召，在林东组织了自治会和自卫队。于是，其他各旗县和努图克也争先恐后地效仿之，纷纷行动起来。8月22日，伪满时任阿鲁科尔沁旗旗长的苏达那木道布拜见了苏联红军的首长，得到了可以继续执政的许可。10月，苏联红军从阿鲁科尔沁旗撤走，苏达那木道布仍然执掌旗内事务。他网罗并发动原伪旗公署人员和在昆都的青年学生及伪国兵等，收集伪满政府遗留下来的枪支弹药和物资，以旗公署的名义也组成了一支自卫队，或称保安队。这支地方武装的构成非常复杂，大多数为伪满时期 的伪国兵或伪警察，还有一部分是豪门富户专门花钱雇佣的人。
1946年1月3日，在巴林左旗和子章的倡议之下，昭乌达盟各旗县代表于林东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将各旗县自卫队统一更名为“昭乌达共同防卫警备队”，推举和子章为共同防卫总指挥。而当和子章为司令的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在林东成立后，这些各旗县的警备队又被扩编为骑兵团，阿鲁科尔沁旗自卫队为第三十五团，团长是额勒登格。
承德“四三”会议后，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改为自卫军骑兵第四师，后与进驻林东的八路军二十军分区合并，建立了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下辖两个支队（四个团）、一个直属团，三个直属连。阿旗的三十五团仍保留原番号，与扎鲁特旗的三十七团同属于第二支队，额勒登格兼任第二支队的支队长。
当时，土匪出没，非常的猖獗，刚刚组建的三十五团也参加了剿匪和共产党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1946年1月中旬，开鲁的土匪张念祖企图北上侵犯昭乌达盟，三十五团（当时还是阿鲁科尔沁旗警备队）参与了阻击战。4月中旬，报号“金字”的土匪又企图由开鲁北上，和子章率领三十三、三十五和三十七团前去迎击，缴获大车数辆和十几匹马、军需品若干。
但据档案资料显示，当时的四师以农民出身最多，约占60%，喇嘛为30%，伪国兵及伪满官吏约占10%，而且干部也以伪满军官或伪满官吏为主，识字者只占15%。三十五团的情况也大体相仿，比如前文提到的团长额勒登格和四连连长阿日本嘎。额勒登格为阿鲁科尔沁旗德博勒庙（现柴达木）人，1898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僚家族。他曾在民国末年任阿鲁科尔沁旗协理，日伪时期任阿鲁科尔沁旗警务科长；阿日本嘎，原名关其格拉布坦，阿鲁科尔沁旗巴奇楼子人，后迁居昆都胡吉日河。1903年，阿日本嘎出生于小牧主家庭，曾在王府做过文书。日伪时期，他在巴奇楼子、昆都任伪区长等职。因此，三十五团尽管在当时起过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整个队伍良莠不齐，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人匪性不改，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甚至发生了惨案，也为最终叛变革命埋下了伏笔。
心生歹念
1946年10月末，也就是东蒙古自卫军骑兵第四师改编为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后，冬天即将来临了，三十五团部决定放假，让士兵们轮流回家去准备御寒的衣物。阿日本嘎的部下金巴和昂苏联合二十几个同乡从团部驻防区巴奇楼子庙出发，回到了家乡。金巴是昆都白音好力宝村人，日伪时期当过伪警备军和伪警察，在阿日本嘎的四连任一排排长；昂苏是昆都胡吉日河人，日伪时期当过甲长，当时是金巴的部下。
金巴到家后，发现邻居吉格木德少敖家的院子里停着几辆大马车，装满了物资。他看在眼里，心里生出了歹念。于是，金巴以串门儿为由来到吉格木德少敖家里，了解到了这些物资的来龙去脉。原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从东北购买了15辆大马车的军需物资运往林东。为了缩小目标和住宿方便，将这15辆大马车分成两个队伍。那天停在吉格木德少敖家的正是其中的一队，共有6辆车，由卓盟纵队司令部的特木勒科长带队负责护送，护送队共有13人。
当金巴了解到这些详情以及将要途经的路线后，让昂苏暗中召集了一起返乡的那二十几个人进行了一番密谋。然后，他们以猎取野猪为名，连夜窜到昆都姚家段的乌兰达坝山里设下埋伏，只等马车队的到来。
第二天一大早，当特木勒带领着6辆大马车从山下走来时，金巴率先开了枪。他一边打枪一边朝着同伙不停地叫嚷道：“他们是土匪，他们是土匪！”护运队听到这样的喊叫声，以为是一场误会，只还击了几枪就停了下来，还派人向金巴等人亮明了身份。金巴让护送队员放下武器，接受检查。可当护送队员们放下武器后，金巴让同伙把他们全都捆了起来，然后推到山沟里全部枪毙并焚尸。当运送军需物资的第二梯队来到乌兰达坝时，眼前一片狼藉，到处是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弹药箱和已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护送队员尸体。
姚家段惨案发生后，卓盟纵队将13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林东镇北山。现在，那里已经辟为烈士陵园。
金巴等人劫走了军需物资后并没有回家，而是躲进了山里。当时，阿日本嘎的家也在胡吉日河。因此，金巴和昂苏派人来到阿日本嘎的家里带走了阿日本嘎的儿子，还编造了一封信，说是阿连长来信了，让把他的儿子带到部队去，由金巴等人护送，防止半路受阻。实际上，金巴等人还有另一个打算，那就是如果额勒登格要惩处他们，他们就拿阿日本嘎的儿子当人质，到开鲁去投降国民党。
1946年的11月初，当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第二支队得知姚家段惨案发生的经过后，支队政委义达嘎苏荣给驻在德博勒庙的额勒登格和支队参谋长业喜扎拉绅写信：“制造姚家段惨案的金巴、昂苏二十几人畏罪潜逃，将于近日去开鲁投降国民党。务必阻截处理。”彼时，金巴和昂苏一伙已经到达阿鲁科尔沁旗南部的阿拉迪芒哈，住在牧主舍日家。他们在那里用阿日本嘎儿子的语气给阿日本嘎写信，让阿日本嘎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当时正驻扎在登吉格庙的阿日本嘎接到信后，回话给金巴和昂苏等人，说他正和团部联系他们的归队问题并要求他们住在离连部近一点儿的地方。金巴和昂苏接到阿日本嘎的回信后，住到了距离登吉格庙不远的敖斯尔（伪满时任区长）家里。
11月9日，额勒登格、业喜扎拉绅和阿日本嘎来到敖斯尔家里，劝说金巴等人归队。
混乱局面
1946年秋，国民党李守信部占领了开鲁；10月，国民党九十三军攻占了赤峰。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蒙汉联军所属各旗县武装内部开始出现分化：5月至10月，扎鲁特的三十七团、巴林右旗的三十四团都先后发生了排、连乃至团级干部率部投降国民党的事件。阿鲁科尔沁旗也处于十分混乱的局面，有些地主和牧主非常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尤其是塔日巴喇嘛。这个人是额勒登格的亲哥哥，非常富有，还开着一处名为“德利源”的商行。而德利源的掌柜王振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且得到了塔日巴的信任。王振生正是利用这一有利的身份做掩护，按照国民党的旨意，四处秘密活动，大搞策反活动。尤其是当国民党军队占领赤峰和开鲁后，阿鲁科尔沁旗的形势更加的严峻与复杂：八、九月间有旗公安队的孙怀斌（伪警察）叛逃，投靠了开鲁的国民党军队。那时候，三十五团向何处去，是跟着共产党？是投靠国民党？还是船踩两只船？最终，额勒登格于1946年11月30日夜下令逮捕业喜扎拉绅，发出了公开叛变革命的信号。
业喜扎拉绅，科尔沁左翼中旗人，1922年出生于都日本格热村。当时，业喜扎拉绅是蒙汉联军第四师第二支队的参谋长，主要工作在师司令部，曾经多次到三十五团开展工作。1946年初秋，三十五团三连长大地主何文贵经常与敌特分子来往，其部下也多为地主和富农，对减租减息运动十分不满，流露出叛变的迹象。因此，业喜扎拉绅受联军司令部的委派来到三十五团，与额勒登格、义达嘎苏荣一起对三连进行了改组，撤销了何文贵的连长职务，重新组建了三连。11月，正当驻开鲁的国民党李守信部扬言北犯之际，业喜扎拉绅再次接到联军司令部的命令，到德博勒庙一带开展坚壁清野工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三十五团。
德博勒庙位于阿鲁科尔沁旗东南，与开鲁毗邻。如果李守信北犯，这里是阿鲁科尔沁旗的第一道防线。为了保护当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需要把阿拉迪芒哈的居民、牲畜等转移到清河子以北地区。同时，还要让额勒登格将所率部队移驻到查布杆庙街（现天山镇）团部附近。当时，随同业喜扎拉绅一起到三十五团开展工作的还有他的爱人和三十团供给处主任特木勒，通讯员王金宝等人。
业喜扎拉绅一行来到德博勒庙后，先到额勒登格家接洽了工作。第二天，他与额勒登格来到庙上见到了塔日巴喇嘛。业喜扎拉绅向塔日巴喇嘛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塔日巴喇嘛当面表示赞同。然后，塔日巴喇嘛把业喜扎拉绅等人让到客厅，与弟弟额勒登格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在这次谈话刚开始时，额勒登格主张执行蒙汉联军司令部的命令与部署，但塔日巴坚决不同意。最终，额勒登格听从了哥哥塔日巴的意见，逮捕了业喜扎拉绅等人。当晚，他还进行了一番秘密部署，做了三件事：一是派人连夜往留守在查布杆庙街驻地的三十五团的团部送假信，谎报军情，说是开鲁方面的土匪作乱，金巴和昂苏又逃跑了，赶紧把团部里的迫击炮和机关枪等武器送来支援。二是让阿日本嘎立即带着人马去图古日格埋伏，准备劫取从查布杆庙街团部运来的武器。三是让塔日巴喇嘛派人带信去与开鲁李守信联系投靠之事。
当这三件事布置妥当以后，额勒登格带着三十五团的大部分人马和弹药叛变了革命，投靠了国民党。
12月3日，又一惨案发生了！
惨案再起
当时，德博勒庙距离查布杆庙街虽然只有170多里地，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当三十五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接到阿勒登格的求援信后，信以为真，决定由他本人亲自护送武器到德博勒庙。为了安全，他还带上包括政治处主任韩宝音乌力吉、三连指导员邰治元在内的三十多人的护送队伍。12月2日，他们赶着装满武器的三辆大马车从团部出发了。当天晚上，这支队伍住在巴奇楼子庙。第二天一大早，他们继续向南进发，到达图古日格附近的沙坨子前时，遇到了一个叫尼玛桑卜的牧人。当他知道这支队伍要去找额勒登格时，连忙对道政委说你们不能去，额勒登格和阿日本嘎已经叛变了。道政委却对此半信半疑，因为在那封求援信上不但有额勒登格的签字，还有业喜扎拉绅参谋长的印章啊！于是，道政委与韩宝音乌力吉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继续往前走。
突然，道布钦巴拉珠尔发现从图古日格沙坨子东南角和西南角涌出来一些人。他让护运队停止前进，派两个人到前面去探探情况。当这两名战士刚走出去不远时，从沙坨子南面又窜出许多人马。直到这时候，道政委才相信了尼玛桑卜的话，连忙将派出去的两个战士喊回来并让队伍后撤。阿日本嘎则边追边打枪，指挥着叛军收拢了包围圈。双方激战了三四个小时后，韩宝音乌力吉中弹负伤了，道布钦巴拉珠尔决定带着韩宝音乌力吉突围。但此时阿日本嘎已带人冲了上来，包围了运送队。有几个叛军扭住道政委的胳膊，缴了他的枪，还扒掉了他的棉衣，把他推倒在了一旁。这时，金巴走了过来，让道布钦巴拉珠尔政委跪下。道政委愤怒地说：“我上跪父母，下跪家乡，岂能……”他的话还没说完，随着两声枪响，道政委倒在了血泊里。随后，韩宝音乌力吉也在押送途中被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三连指导员邰治元，只有巴彦仓和一名警卫员逃脱，其他人也全部被缴了械。在这场“图古日格骗劫惨案”中，阿日本嘎带人共劫走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六挺，掷弹筒四个，步枪二十支，手枪两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