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龙：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遗落陕北的知青爱情

文/孙春龙

他们被命运开了一个玩笑。从城里人变成乡下人，并在农村成了家有了孩子。在宏大的政治语境与历史语境中，他们这些个体显得那么渺小。然而我们接近这些个体之后，却为他们的命运哀婉与感动。

多年以来，33岁的付育华经常会做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梦里，他只有三四岁的样子，一个白净的女人坐在炕沿，递给他一包好吃的，然后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女人的泪珠子不停地掉在他的脸上，很烫。这时候，会有一个陕北口音的女人说，“你要走了，给娃多说几句话。”

付育华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位农民。他清楚地记的梦里的事情发生在冬天，透过窗棂可以看见漫天飞舞的雪花。

他曾十分好奇地给父母讲过这个梦，父母说，梦见女人是该给你娶媳妇了。2002年国庆节，付育华与当地的一位女子结婚。第二天，他的父母第一次主动向他说起那个梦，“你说过的那个梦是真的，那个白净的女人是你的亲生母亲。”

1973年，刚刚出生两个月的付育华被送给了延川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时，他的亲生父母没有结婚，他们的身份是北京知青。

三年后的1976年，在这个中国历史永远也无法淡忘的年代，付育华的亲生父母结束了八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回到了北京。公开的资料显示，在1968年底，有2.8万名北京知青乘坐“东方红号”专列来到延安。

延川县位于黄河边上。虽然身为北京人的后代，但浓郁的陕北边塞文化造就了付育华一腔厚重苍旷的嗓音。

谁晓得/天下的黄河几十几道湾/几十几道湾上几十几条船/几十几条船上几十几根杆/几十几个艄公把船搬……

那时候的男女关系抓得很紧，好多人因此进了监狱

付育华的养父母告诉他身世的同时，曾十分大度地对他说，他可以到北京寻找亲生父母。但付育华没有这样做，他不愿望离开他的养父母。

“谁不愿意认自己的亲生父母呢？”付育华说。他去北京的另外一个阻力在于，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北京后是否结婚了，“如果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我的出现只会给他们惹来麻烦。”

从至今依然留守在延安市的部分北京知青那里，付育华了解到亲生父母当年的一些事情

他的父亲因为出身不好，插队后经常被做为“火靶子”－－“斗私批羞”的对象。有一次，几位一同插队的知青嘴馋，怂恿他的父亲偷来老百姓家里养的一只狗，杀了吃肉。等大家吃完了，又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斗私批羞”。付育华的母亲看不过眼，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1973年初，当地知青统一检查身体时，付育华母亲肚子里的一个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干部找到她，轮流给他做工作，要她告付育华的父亲强奸罪，而且允诺她可以提前调回北京。据称，当时已经给付育华的父亲定好了15年的刑期。但她始终坚称那是她自愿的。

“那时候的男女关系抓得很紧，好多人因此进了监狱。”在延安市黄陵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于光云说。

于光云曾有过类似让人痛心的经历。一位同来插队的知青和他谈了两年多的恋爱后，肚子慢慢大了起来。在怀孕已经八个多月再也无法拖下去的情况下，于光云回到北京提亲，结果被这位知青的父母一顿臭骂，赶出了家门。在父母的陪同下，这位知青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于光云至今还清楚地记的，这位知青的父母骂他是流氓。

1975年，于光云和黄陵县的一位女子结婚。这一决定，让他返城的愿望彻底破灭，成了一名真正的陕北人。惟一显示他身份的是，他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话。

如今，于光云已经是儿孙满堂。走在曾经插队的村子里，不时会有人给他打招呼，或者开着荤色的玩笑，而于光云，已经会用地道的陕北方言回应。

2006年初，于光云回过一次北京，在和当年的知青聚会时，有人建议他联系一下那位曾经和他要好的知青，他说，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你再找也找不回来。

“有人说我嫁给了一个北京人，却连北京都没去过”

于光云家里的炉子上，经常炖着肉，香气四溢。

“周围的人常说，我们北京人光为嘴活着。其实要在北京，天天桌上会有肉，鸡鸭鱼肉变着花样吃，但在这里就不行了，一个礼拜吃一次肉还有人说闲话。”于光云说。

为这，老婆和他吵过很多次架。每次吵架，老婆都会说起孩子小的时候，因为高烧不退，但于光云拿不出住院费，差点耽误了孩子性命的事，“你是吃了今天不管明天，那像过日子的样子。”

不过，于光云的老婆承认，这么多年来身体还可以，“吃的东西都有营养。”

同样留守在黄陵县的北京知青张彦门早已习惯了吃陕西的面食，老婆苏小玲快人快语，“我彦门以前爱吃米饭，但我喜欢吃馍馍，但彦门很体贴人，都是他随着我。”

和张彦门结婚多年，苏小玲第一次回北京的家已到了2005年的元旦，“有人说我嫁给了一个北京人，却连北京都没去过。”

这次北京之行，两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只剩一年就要退休的张彦门对北京的思念日益强烈，但他发现，苏小玲并不喜欢这个地方。这让他退休后返京的希望又一次破灭。

“太大了，一出门就要坐公交车。生活上也不习惯，经常爱下馆子吃饭，不在家做，米饭我又不喜欢吃，还要天天洗澡。”苏小玲说。

回黄陵的时候，张彦门的姐妹给苏小玲买了手饰衣服，还给了3000元钱。让苏不玲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张彦门的姐姐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说，“我弟弟就托付给你了。”

“结婚这么多年来，我没进过理发馆，都是老婆给我理。”张彦门说。

不过，为养狗的事情，两人又有了一些小磨擦。“在我们这里，狗都是看家的，但彦门把它当宠物养，整天给吃好的。他们这此北京人，就是喜欢养狗养猫，或者养鱼养草，人活得都这么艰难，还有心情搞这些玩意。”

老婆生气的时候，张彦门总是不吭声。张彦门曾有过一次婚姻，那是在插队时认识的，因为一次意外事故，他被烧伤，当地的一位女子主动照顾他，两人从此有了感情并于1975年结婚。但她在1093年回北京时，在北京火车站的楼上跳了下去。“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她为什么要自杀。”张彦门说。

有人觉得，这些北京人结婚不讲什么门当户对

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陈志每天都要喝酒，“以前是一天一瓶，现在是三天一瓶。”

陈志的老婆是当地人，谈对象的时候，他的老婆被当地的政法干部扣了起来，理由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那个年代，和北京知青谈对象是一个'高压线’，搞好了可以成家立业，搞不好就会进监狱。”陈志说。

刚刚去世的留守知青高玉珍，她的经历比陈志更为悲壮。

插队时，在一个冬天的深夜，同室的知青给高玉珍开了一个玩笑，大家让她到院子里去取尿壶。高玉珍准备穿衣服，有人说，你不用穿衣服了，尿壶就在门外面，你一取马上就回来了。但高玉珍刚一出门，同室的知青立马将门关上，并且大喊“抓贼了”。同院的男知青闻声纷纷出来抓贼。

全身裸露的高玉珍慌不择路，跑进了对面的院子。这个院子住的是贫协主席杨服焕，杨服焕的老婆在几年前跳河身亡，留下一个7岁的孩子。心地善良的杨服焕用棉被将高玉珍裹了起来。

半年后，高玉珍怀孕。政法干部将杨服焕抓起来，高玉珍找到政法干部，说这一切都是她自愿的，她愿意嫁给杨服焕。

“当时我们都想不通，杨服焕是一个秃子，还是柳拐腿，大家因此看不起高玉珍。”留守黄陵的知青龚凤海说，“但现在才真正感觉到，高玉珍是一个值得大家尊重的人。”

高玉珍的婚姻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议论。

“有人觉得，这些北京人结婚不讲什么门当户对，对那时当地风行的买办婚姻一个很大的冲击，比'梁祝’更为可贵。”龚凤海说。

龚凤海认为，应该给高玉珍树一个碑，“按我们现行的婚姻标准来说，大家觉得高玉珍可能生活得很惨，但她的后半生过得很满足，她和杨服焕互相照顾，和一个贫农相伴终生，用自己的一生来落实毛主席上山下乡的政策。至少，在精神上她是满足的。”

“如果那时回了北京，这个家肯定是完了”

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汪桂兰的婚姻也是一句玩笑。

1972年的一天，有干部问汪桂兰，这么多知青都搞对象，你怎么也不谈一下？要不给你介绍一下老陕？

汪桂兰笑了笑说，只要有人要就行。

没想到第二天，对方竟然真领来一个小伙子。

1974年1月，汪桂兰结婚。但因为双方工作单位相距百余公里，两人分居17年。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时候，汪桂兰也动过回京的心思。汪桂兰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北京市教育局当时连续给她来过四封信，希望她能回京执教。但汪桂兰犹豫了好长时间后，还是放弃了。

因为工作努力，汪桂兰于2000年被评为延安市劳动模范。2005年初，汪桂兰从黄陵县幼儿园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转而被聘为县关工委宣讲员。不论是从家庭还是工作来说，汪桂兰在留守知青里，很受大家的羡慕。

提起那段历史，汪桂兰感慨颇多，“如果那时回了北京，这个家肯定是完了。”汪桂兰在延安插队的同学有20多名，在知青大返城的年代，大部分都办理了假离婚手续，打算自己回京后，再想办法把对方调到北京，但结果所有的假离婚均弄假成真。

而龚凤海认为，所有发生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那么多戏剧性的事情，并不是玩笑，而是命运。

近60岁的龚凤海至今还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在1991年最后一次考公务员名落孙山后，龚凤海的老婆和他离婚，在离婚证书的财产处理一栏里，属于他的只有“穿戴衣物”。他曾多次给单位领导申请住房，领导说，等你有了老婆，再给你分房子。但他每次相面，对方都说，只要你有房子，我就和你结婚。

龚凤海的宿舍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女画。当地人因此说他有些不正经，“肯定在外面胡来。”但龚凤海称，女人是男人爱的，但不能胡爱，“一个家里，要有男人和女人才会显得和谐。”

每天出门前，龚凤海都会对着镜子梳理一下稀疏的头发。镜子左上角插着一张毛主席像，“早上看他老人家一眼，我每天都会有精神。”

已经内退的龚凤海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实在心慌的时候，他会跑到山顶上，吼上几句陕北小调。

羊啦肚肚手巾呦呵呵三道道蓝/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的难/一个在那山上呦呵呵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个话话哎呀招一招个手/撩的见那村村呦呵呵撩不见那人/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个林……

“你不要结婚”

在上小学以前，袁京红一直把自己的奶奶叫妈妈。该上学时，奶奶让她改了口。

有一次，袁京红和同学吵起架来，同学说她没有妈妈。她哭着跑回去问奶奶，“我为什么没有妈妈？”

奶奶告诉她，她的妈妈在她只有八个月大的时候去了北京。

“那时候，我就开始恨我的妈妈，她怎么不管我，为什么非要走？”袁京红说。为此，她自做主张，改掉了妈妈给她起的“京红”这个名字。

再次谈起这个话题，今年33岁的袁京红已经不再埋怨妈妈了，“我成家已经好几年了，孩子都7岁了，我能理解妈妈当时的心情。”

袁京红的母亲是当年插队宜川县的一名北京知青。在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生下袁京红不久后，她得到了一个返城的指标。

1995年，袁京红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写信的人告诉她，他是她的外公。在信里，她得知，她的妈妈在回京一年后就精神失常。

随后，袁京红来到北京，见到神情呆滞的母亲，她问，“你认识不认识我？”

“你就是我陕北的女子。”母亲说。

外公告诉她，母亲回到北京后，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压力很大，另外，自己的娃娃被丢在了陕北，对她的打击也很大。

袁京红在北京呆了两周，临近回陕北时，外公再一次问她，“你觉得北京好还是陕北好？”袁京红说还是我们那儿好。外公显得非常失望。在去北京前，她的奶奶也问过她，“你还会不会回来？”袁京红肯定地说，她会回来的。

回到陕北后，她才知道，她去了北京后，她的父亲三天没有睡觉。“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给我说过母亲的事情。”袁京红说。

两年后，袁京红结婚的前一个月，她和男朋友一起再次去了一次北京，她想让母亲看一看自己的男朋友，没想到的是，母亲告诉她－－“你不要结婚！”

不如让这段历史就这样平静地过去吧

袁京红结婚后，曾给外公写过一封信，但没有见回。双方从此没有书信往来。

母亲曾给她留下一个电话，但她不敢打，因为听外公说，只要母亲一听别人提起她，就会离家出走。袁京红曾拨过一次电话，她听到母亲接电话的声音，她一句话也没敢说，就挂了电话。

“我想带着儿子去趟北京。”袁京红说。她想告诉母亲，她结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她希望能借此打开母亲那个心结。

袁京红的儿子经常缠着她，让她讲一下她小时候的故事。她告诉儿子，等你懂事了妈妈再告诉你。不过，她觉得现在儿子已经很懂事了，有一次他们夫妻两个吵架，儿子对她说，你千万不要像电视上的那样，一吵架就离家出走。她告诉儿子，妈妈永远也不会离开你。

同在宜川县工作且和袁京红同龄的康晓霞也有着和她一样的过去。不同的是，康晓霞的父母都是知青，在他们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生下了她，并且把她送了人。之后，她的父亲回了北京，母亲在当地结婚。

上中学时，养父告诉了康晓霞她的身世，她去亲生母亲家住了两个星期，就又回到了养父家里。

对于自己的身世，康晓霞说她从来没有怨恨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能理解他们。”

康晓霞的家离自己的亲生母亲的家并不远，但她说，两个人偶尔在路上会碰见，但没有过多的话。

在延安，还有好多知青们留下的后代，而他们的亲生父母，也很少有人来认他们。而留下来的后代，面对记者时大多数选择了沉默。

“作为一名知青，我能理解这些做父母的，那是一个充满了伤感的年代，如果说认亲只能带来更多的伤痛的话，不如让这段历史就这样平静地过去吧。”留守黄陵的知青龚凤海说。

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

听到村支书喊“北京来记者看你了”，赵纯慧呆滞的眼睛里透出些许兴奋。

“疯了几十年了。”村支部书记说。

赵纯慧生于1949年，北京9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文革开始不久后，她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行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1968年底，在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来到延安市宜川县寿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第一年的春节，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但赵纯慧没有路费，回不去。家人给她寄来30块钱，让在当地过年。赵纯慧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这仅有的30块钱突然不见了。赵纯慧步行近百里到县上给管理知青的干部反映了情况，但还是没有找到。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赵纯慧就精神失常。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在几级党委的批准下，赵纯慧被组织安排嫁给了当地的残疾农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赵纯慧很多，是一名以放羊为生的老光棍。1986年，按照有关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由一位放羊娃转为正式职工。

“能吃上皇粮，这是我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李根管坦言，“我们这里很流行寻知青当婆姨，有个顺口溜就是'纸烟不好是大前门！老婆不好是北京人！’”

赵纯慧结婚后，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状态。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著名纪实摄影师黑明对留守知青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关注，使其得到一些资助。

据一些至今还留守在宜川县的北京知青介绍，赵纯慧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工程师，赵纯慧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

对于我的采访，赵纯慧只是傻傻地笑，只有当提到北京或者一些她所熟悉的知青的名字时，她的眼神才会流露出此许光亮。

自从赵纯慧精神失常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寿丰乡。几乎每天，她都会坐在村头的石头上，一个人唱着当年知青们自编的歌曲，“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城市/我插队到延安/那天夜晚我梦见/妈妈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抚摸着我的小脸/泪水洒在我的胸前……”

（插图：廖心语）

作者简介：孙春龙，男，1976年生，陕西铜川人。《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主任、主笔。主要作品有《山西官煤勾结黑幕》《金三角毒枭禁毒》《中印边境真相》等，曾写过有关陕西的多篇报道，如《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陕西政协副主席被双规》《西安网友参政试验》等。2011年6月突然辞去瞭望东方周刊职务，成为“老兵回家”公益活动的发起人、策划者和职业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