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
时间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已是捷报频传，日本法西斯也是日薄西山，一天不如一天了。在这种大形势的影响下，重庆作为中国政府战时的首都，情况也日渐好转。身在重庆的开明书店，不仅参加“七联处”，还资助一家名叫“自强”的印刷厂，以相对固定地使用其印刷力量，满足开明书店《中学生》和其他书刊的印刷需求。
同时，开明书店还继复刊《中学生》之后，于1945年7月复刊了此前的《新少年》，由叶圣陶、贾祖璋、唐锡光、叶至善编辑，只是刊名由《新少年》改为《开明少年》。之所以命名为《开明少年》，一是表示它是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杂志，二是希望读者们能够成为“开通”而且“明白”的少年。
开明少年创刊号
从1945年初开始，章锡琛就与叶圣陶、范洗人等人通信，要在第二年（1946年）搞一次纪念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还计划如同十年前那样，要出版一部纪念文集。正在谋划的时候，“大家竟想不到胜利来得这么快”，抗战胜利了。
1945年8月10日晚八时，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重庆。范洗人在回忆中如此描绘他目睹的当时重庆人民欢庆胜利的空前盛况：
寂静的山城发狂似的哄闹起来。满街满巷，挤不动的是人。鞭炮、号外，一片声喧。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与平常不同，嘴是咧着的，眼睛是眯着的，显出内心的快乐。许多美国兵，驾着吉普车各处乱闯。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做成V字形，向人叫“顶好”。王亚南小姐攀登他们的吉普车跌伤了手脚，还是忍痛跟别人叫跳。我本人也兴奋异常，叫老李打了一瓶绵竹大曲，大喝而特喝，直到半夜过后才睡。
重庆解放
范洗人毕竟是开明书店的总经理，当他从胜利的喜悦和酒精的刺激中清醒过来以后，马上意识到：战争的胜利，其实是开明书店企业发展的新机遇。而且，开明书店回到上海的时机，已经到来。
胜利后要回到上海，这是当时处在大后方出版机构的一个共识。上海，虽经战乱，但其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并未改变，各出版机构有理由相信，重新回到这样的福地，更有利于战后各项经营业务的恢复和开展；上海，也是这些出版机构的诞生发祥之地。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对于上海，有着天然的亲切感。更何况，各出版机构由于战争原因而滞留在上海的同事及资产，也急需在战后全国一统的环境下，加以统筹规划，以再度恢复全国业务一盘棋的战前繁荣。
战前位于上海福州路的开明书店
刚刚胜利之时，各出版机构分处重庆和上海两地的同仁，首要任务是恢复联系，着手战后恢复工作。在这方面，中华书局行动最为迅速：
9月8日，在重庆的中华书局总管理处派编审部主任吴廉铭携带纸型乘飞机前往上海，接收上海的资产和业务；
9月20日，中华书局总管理处派华南区监理郑子健乘飞机经广州转香港，成立“中华书局总管理处香港办事处”，主持广州、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分局及港厂复员工作，并筹划恢复华南区一切业务；
9月27日，中华书局总管理处派协理姚戟楣乘飞机经南京转上海，以主持收复区的业务。旋即成立上海办事处，策划总管理处迁返上海事宜；
10月10日，派白纯华、赵俊、顾敬初、唐序园乘飞机经广州转香港，以接收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
在飞机还是稀罕物的当年，中华书局先后派出6人乘飞机前往相关地区，着手战后恢复工作。这样的“奢侈”举动，既显示了中华书局高管层的急迫心情，也可以窥出他们的喜悦心情，颇有一点杜甫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味道。
中华书局的战后重建比较顺利，相比之下，商务印书馆的沪渝同人之间就产生了龃龉。主要是总经理王云五与董事长张元济在战后复员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双方在战时撤退问题上和抗战期间上海办事处的人事安排问题上，矛盾重重。最后闹得所有人均不愉快，也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商务的战后恢复工作。当时的情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原在上海各人，心处懊恼之中；原在重庆各人，身处忙碌之中。”
上面这句话，也基本上是开明书店上海和重庆同事们在战后恢复重建时期的真实写照。因为类似商务印书馆一样的不愉快事件，在开明书店也有发生。
胜利之初，范洗人考虑的是：“怎样与隔绝消息的上海及东南区，取得联络，怎样安顿西南各分店，怎样恢复沦陷区各分店，资金怎样调度，人员怎样派遣”，感到“千头万绪，无法安排”，有“措手不及之慨”。
在经过会议商定之后，开明书店重庆总管理处就战后的恢复重建工作，采取了以下步骤：
一、致函上海章锡琛，详告隔阂期间内陆的动态和现有资力，并请以章锡琛为首的上海方面，做好恢复重建的准备。
二、派刘甫琴去湖南恢复长沙分店，派徐炳生去恢复杭州分店，派钟达轩去恢复南京分店，派顾惠民去恢复汉口分店，派卢芷芬去恢复北平分店，派陆联棠去恢复广州分店。这样，战时撤退的6个分支店，至此全部恢复了。
三、结束重庆造货等各项业务工作，全体人员准备返回上海。先期于9月7日派朱达君、金韵锵乘上海市政府差轮东下，随身携带纸型和资金，以备在上海印制新书。
四、开明书店重庆总管理处同时直接致函东南区，发布三项命令：一是“将各据点撤并沿江海地方如南昌福州或厦门，与上海取得联系”，二是“昭平八步等办事处，令移广州”，三是“令上饶办事处移杭州”。这三项命令的本意，是将原来为了躲避战乱而设立于交通不便甚至偏僻幽远之地的分店，撤并搬迁到沿江、沿海、省会城市等交通便利之地，以方便今后经营业务的开展。这本是正确的经营举措，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之处。
但恰恰就是这第四个步骤的三项命令，出了问题，惹了麻烦。因为无论上述三项命令正确与否，但它确实违反了此前大后方和沦陷区开明书店内部两个相对独立存在的指挥体系。要知道范洗人自己也是承认的，即：重庆总管理处以前与开明书店东南区是“隔绝消息”的，也就是说以前不是重庆方面指挥东南区，而是上海方面指挥东南区的。上海方面的负责人是章锡琛，东南区的负责人是章士敏。章士敏既是章锡琛的儿子，也是章锡琛的下级，一直接受着来自上海的指示。现在，突然接到来自重庆开明书店总管理处的直接指示，如何执行呢？特别是，范洗人写给章士敏的信中还有一句“无留用必要人员及时遣散”的话，正是这句话，引起了开明书店东南区同仁们的极大误会。
章锡琛
于是，出乎范洗人等开明书店高层的意料之外，竟然出现了“用'东南区全体同人’名义的传单”，“大意是指责公司措置不当，要求职业保障，和反对撤并原设各据点。”这是开明书店东南区全体同人向重庆总管理处第四个步骤的抗议举动，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于指挥体系突然改变、对于和平时代骤然到来的不适应。好在重庆总管理处在获悉之后，虽然认为这是一种“不明真相遂有所表示的举动，已经不当，而形同匿名揭帖的文件，实为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同时认为“在开明书店二十年来，上下内外和谐的情谊之下，竟发生这样一件事，使我们不无遗憾”，但在当时仍镇之以静，未做任何处理。事后对于东南区全体同人，也并未秋后算账，“除了极少数因患病或其它原因去职的以外，都还在公司各部门工作。”
在这场小小的风波过后，范洗人于11月30日由重庆回到上海。随后的12月25日，开明书店后方五十多名同仁也由叶圣陶率领，从重庆乘木船，于次年2月9日到达上海。开明书店在大后方和上海的同事们相见，“恍如隔世”。
与此同时，派往各地去恢复分店的同事们，也陆续开始打开局面，但并不顺利。比如顾惠民恢复汉口分店，就经历了多次曲折。据与顾惠民一起前往汉口从事此项工作的应培云回忆，首先是路途艰难：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开明书店总店调顾惠民同志到武汉办店，并调我同去。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时，我才了解，一共有两只船，一大一小，都是木船。我们坐的是三联书店的包船，这只船大，据说能载重二百吨。船舱下面装的是三联书店和联营书店总店的书。……开明书店除顾惠民同志和我外，还有傅彬然先生。……这两条船只在过激流险滩时才摇撑一下，基本上是顺流水漂着走的，有时还要横生枝节地停靠在码头不走。例如：……船到湖北宜都县境有段水路是S形的，遇大风不能走，在离汉口三十里的沌口，也因刮东北风停了两天。最好笑的一次是，船到四川奉节靠在离白帝城不远，翌晨临开船时，舵公说看见一只老鼠从船尾掉下水了，老板娘听后不但不开船，而且要薛迪畅同志开支点钱置办香烛之类供奉一番，求菩萨消灾解难，这样也耽搁一天。总之，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在第四十六天终于由重庆到达汉口。……那条和我们同行的小船，因在巴东靠岸时被岸边礁石碰漏，船上的人急忙抢搬舱底受水浸泡的土纸书到岸上晾，人、货、船都在巴东耽搁下来。
其次是找房不易：
一九四六年元旦过后不久，顾惠民同志在汉口胜利街咸安坊四号找到在二楼的三间房，这就是开明书店复原后在汉口的第一个落脚点。当即通知总店（已迁回上海）发货。
但是这个房子并不理想。因为“楼下是家钱庄，二楼还住着新婚的房东夫妇，别说不能做零售生意，连做批发生意也十分不便。”开明书店汉口办事处的三个人顾惠民、黄璋元、应培云只好另找房子：
总算在中山大道水塔对面的生成南里右侧找到一间单开两层的铺面房子，原住户本来也是经营图书的，这时连经销棕刷、毛刷之类也维持不下去，为了可得到一笔可观顶费（近于迁让费，但比实际需要要高不知多少倍），就将这房子让给开明书店。开明书店汉口分店从一九四五年底开始筹办，直到一九四六年约七月份才算挂出招牌。
后来，开明书店汉口分店又几经搬迁到了武汉著名的“文化街”——交通路二十五号，总算才安顿下来。
章锡琛在上海，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也是在1945年8月10日。这天晚上，上海市区响起了欢呼声，刚开始很稀疏，但很快就掀起了欢呼的浪潮，到处都在呼喊“日本投降啦”，不断有人跑着冲出章锡琛家所住里弄的总弄口，跑到大马路去渲泄自己的喜悦之情。同样狂喜的章锡琛，也汇入了这一欢乐的人潮之中。关于这一欢乐时刻，王伯祥的记录是：
夜十二时许里中忽有人大叫，日本已投降，今日六时已签字。随有苏联侨民及白俄人等，分批结队欢呼，我国人杂其间，狂呼“中华民国万岁”者亦至夥。余为惊起，而诸儿亦闻声起舞，雀跃不止，奋兴之度无以自画。珏人腿疮正剧，亦蹶然起听，忘其痛楚矣！诸儿且出里观望，则广衢杂遝，欢声鼎沸焉。于是里中终夜有声，余遂假寐达旦。
日本一投降，平时蛰居在上海的章锡琛的朋友们，也恢复了正常的、愉快的交往。在范洗人回到上海以后，郑振铎还专门邀请开明书店的朋友们——章锡琛、范洗人、夏丏尊、王统照、徐调孚等人，到家里欢宴。由于郑振铎是福建人，所以当晚请客用的是福建菜，据说出自“小有天”名厨之手。当夜，朋友们欢饮达旦。
1945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章锡琛在家里摆下胜利宴，宴请开明书店同人，欢庆胜利。王伯祥作为参与者与记录者，时至今日仍能让我们感受到那字里行间的狂喜：
今日国庆，兼祝胜利，举国狂欢自在意中。清晨即闻爆竹喧耳矣。晨餐后过丏尊，共徘徊于里口，看热闹良久乃还。濬儿一家均来。十一时出，途值胜利游行，肩摩背挨，不得速步，将十二时始到雪村家，参加开明同人胜利宴，与允臧、西谛、予同、调孚、均正、索非、雪村、守宪、绍虞、耕莘同席，孑如等则别置一席，湜儿亦与焉。午后三时归，从人丛中行，苦挨甚。夜合家团饮，笙伯之友朱君、徐心君及江冬俱与，甚快，且将旧藏大双响爆杖二枚点入之，盖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只有今天始不负国庆二字耳。
以章锡琛家中这天的胜利宴为标志，章锡琛及上海开明书店同人们，总算是苦斗八年，长夜苦待旦，终于度过了日本侵略的漫漫长夜，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的这一天。
1945年11月30日，开明书店总经理范洗人先期回到上海。这是1941年5月范洗人去大后方主持店务以后，章锡琛与范洗人的第一次团聚，当然，这又是一次欢宴的理由。11月11日，在三山会馆，由已回到上海的内陆开明书店同人宴请留沪同人暨家属。宴请甚是隆重：十二时就席前先全体合影，参加者共五十余人，共四桌，章锡琛、范洗人、夏丏尊、王伯祥、巴金、郭绍虞、周予同、濮文彬等人在一桌。巴金还特地拿出了从内陆带来的茅台酒与大家共享。
在欢乐的氛围中，回首八年抗日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是满目疮痍。而章锡琛本人呢，在这八年中，虽然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也遭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抗战之前，章锡琛正当年富力强的48岁；抗战之后，章锡琛已经56岁，白白丧失了整整八年干事业的大好年华；抗战之前，章锡琛一手创办的开明书店正处于蒸蒸日上的上升期，正可大展鸿图；抗战之后，开明书店遭受巨创，业务分崩离析，同人风吹云散，经济实力锐减。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八年抗日战争，章锡琛会一直作为开明书店的总经理，引领着开明书店在业内成为出版重镇、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而他本人作为出版家的份量，将更加举足轻重。然而，战争，无情地中止了这一进程。好在，中国终于胜利了，这使得章锡琛和开明书店还有理由期待更为美好的明天的到来。
天亮了。
选自《中国出版家·章锡琛》
（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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