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德才：管理成功不一定有效？

厦门   尤德才

从管理角度看，管理成功不一定有效？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企业领导直接监督，就能得到成果。但是，他一离开产量就下降了，废品损失等现象增加了；成功的领导者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领导者，有效的领导者有时不一定就是成功的领导者。换句话说，那些晋升最快的人不一定都是品德最高尚，工作最出色，知识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人；盈利最多的企业，不一定是最有活力的企业（如垄断企业）。

说白一点，管理成功往往带有很多的短期行为。如专制暴力最多只能在短时期的稳定，不可能的长久。因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需求和欲望不断增加，人们不断的觉醒，对权益和自由，对公平正义的会有更多追求等等，专制暴力迟早要被抛弃。

同样道理，在社会活动中，成功的改革为什么不一定有效？

回顾中国的历史，乾隆是大清最强盛期，而乾隆之后就日薄西山。明成祖朱棣，编修永乐大典，郑和七下西洋，迁都北京，建造紫禁城，何等风光，但朱棣之后的明就日益衰弱；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但却引发安禄山的叛乱，从此唐就一蹶不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武帝之后，西汉就迅速衰亡。 秦始皇统一六国可谓是千古一帝，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为什么那么短命才1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书中，被称为“托克维尔命题”：“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从而出现了法国大革命“悖论”；苏联帝国倾刻崩塌等等，都是改革成功不一定有效的案例。

有效管理和有效改革不仅指社会经济发展、工作做得好坏有关，也要有利于社会和组织长期健康和谐发展，以及社会组织成员积极性、责任心、公民素质等心理状态有关。

也就是说，管理有效的社会不需要严厉的措施、强人或强有力的党派。老子《道德经》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其无为而不为的理念把中华道统最大的特色说出来，叫作道政合一。管理最高层次是“无为而不为”是大道特性。“是太上，不知有之。”老百姓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人在治理这个国家，但不知是谁（如以法治国）。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比利时无政府已超过500天，社会秩序仍优于许多国家；近15年来，美国阿拉斯加州塔尔基特纳市在“猫市长”斯塔布斯的“治理”下井井有条。好的体制，良好的公岷素质，即使动物“猫”也能当市长。也不会出现“国不可一日无君，人亡政息”的现象，或一个国家政府停止运转，导致社会混乱和动荡。

什么原因使这些国家和社会组织管理较为有效？我以为，关键在于长期注重公民教育结果和较为健全的民主法治体制。在这些较为发达和谐的国家，在课堂上常有模拟法庭、模拟选举之类，社会上也可耳濡目染。对宪法的学习及民主、法律、人权的基本内涵历来作为公民教育的第一使命来完成。让公民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对人权的理解和对他人的义务和关爱的公民意识，国民素质必定有较强平等、博爱、诚信、法治、人权、宽容妥协等人文精神、民主素养、守法意识。使之建立较成熟的民主法治体制。促使执政者和各政府部门必须倾听民意，重视民意，维护公众的利益。创造出更公正、更民主、更自由、更公正、更持续稳定发展的民主法治社会，从而促进塑造一个较合理和公正的和谐社会秩序。政府较为廉洁奉公，以及即使频繁更换国家领导人也不会造成剧烈震荡或出现人亡政息。即使出现问题有也能最短时间发现，并可以纠正。

试想，有了公民教育，让民众知道公民权力、责任和义务等公共意识。加上健全民主法治体制，公民权力得到切实保障。公民自然而然履行当家作主的权利、责任与义务，自然天天会与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作斗争，权力自然而然就会被关在笼子里，腐败才能被遏制。还需要搞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吗？

“运动治国”和高压管理短时间可能达到其目的，但从长远，其管理往往是无效。因为矛盾源头并没有解决，没有根本化解社会矛盾，反而加深社会矛盾，酝酿着更大的社会风险，大都是短期行为，乱折腾。社会并没有因此而稳定，反而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从而加剧或引发各种各样的危机，种下社会动荡之祸根。

前几年，发生在中山市鸡毛蒜皮的小事件，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官民冲突。足以看到社会内部潜藏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程度和强度，潜藏的那种盲目的、疯狂的、暴力、混乱、无理性的发泄、动荡渴求，令人堪忧！它有别于根植于成熟的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用公共精神、基本的公民伦理来考量和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令人堪忧！

把改革成功或管理成功控制当作是有效的改革和管理，是模糊了改革目的和社会管理目的，割裂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从而降低了改革和社会管理的价值地位。也是弱化民主法治体制，使得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甚至绑架社会的局面固定化，阻挠社会变革。

我们应学习古人大禹治水，懂得有疏有导。和谐社会大都“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才能良性循环。高压下的稳定是表面的、短暂的，不可能真正的稳定；把改革和管理简单地等于管制、控制等刚性管理方法高压处理，却忽视公民教育、民众参与，保障公民权力，疏导劝说等柔性管理方法。势必恶性循环，陷入忙碌的维稳“漩涡”中，改革或管理不仅难以有效，也种下社会组织动荡的祸根!

综上所述，不难明白本人为什么始终认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又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根据国情，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借鉴国外成熟的公民教育和民主法治经验与成果，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公民教育之路。建立符合中华文化传统和大国国情的“民主法治体制”，社会才能持续稳定发展。这一宏大时代课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公民教育观和民主法治理论问题，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必不可少的课题。注重公民教育与健全民主法治体制决定改革是否有效，关系到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