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壮年精力，半殚于此2021-6-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200种之第7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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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专著。有学者认为本书可以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互为补充，鼎足为三，珠联璧合，均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必读的基本典籍。

作者认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本书对中国历代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子弟书等等民间文学作了系统的梳理，材料丰富，引证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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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俗文学”呢？书中一开头就作了解释：

“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这里，郑先生把俗文学（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大众文学等作为相等的概念而并提。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几个概念有很多共同之处，存在着密切的交叉关系，但并不完全重合。当今学术界对于这些概念，还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

郑先生此书是我国较早的一本俗文学史（作者在此书“目次”中说明“除小说戏曲外”），也是有文学史书以来很少的这类书中最突出的一本。

郑先生此书出版后，即有读者指出：“这一部著作，起自先秦，下迄清末，从大体说来，确是关于中国俗文学的非常完善的本子，尤其是许多参考书，为平常所不易搜求的，所以，材料丰富，引证广博。”（曾迭《关于〈中国俗文学史〉之“弹词”部分的讨论》）赵景深则进一步指出：此书“不特搜罗宏富，见解也是卓特的”。（赵景深《〈中国俗文学史〉》）

关于俗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书中认为它“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主要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向来的“正统文学”范围很狭小，只限于诗和散文，所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篇章便不能不为“俗文学”所占领。在过去，小说、戏曲、民歌等，都被封建士大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但任何一国的文学史却都是以这些作品为中心的。

第二，所谓“正统文学”的发展，本是同俗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很多“正统文学”的文体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成。像《诗经》，其中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五言诗、乐府、词、曲、诸宫调等等，也都是从民间产生出来的。

可见，郑先生正是从总的中国文学史（包括“正统文学”）发展的角度来指出俗文学的重要作用与地位的，并不是认为除俗文学外就没有优秀作品了，也没有否认优秀的文人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俗文学的特质，书中指出有六点：一是大众的，生于民间，为民众而写作，为民众所喜欢，故亦谓之平民文学；二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不时被许多人发挥与润改，很难知道原作者与确凿的产生年月；三是口传的，流动性的，随时可能改样，到被写下来时方有定形；四是新鲜的，但又常是粗鄙的，有的地方描述很深刻，有的地方便不免粗糙；五是想像力往往很奔放，气魄往往很伟大；六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包括外来的事物，外来的文体。这样的分析，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和科学的，指出了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等特点。特别是，郑先生还指出：“'俗文学’有她的许多好处，也有许多缺点，更不是像一班人所想象的，'俗文学’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无一而非杰作，也不是像另一班人所想象的，'俗文学’是要不得的东西，是一无可取的。”

关于俗文学的分类，书中从文体上将它分为五大类：一、“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等，从《诗经》中的一部分民歌直至清代的《粤风》、《粤讴》、《白雪遗音》等等都包括在内了。二、“小说”，专指“话本”，包括短篇的说话与长篇的讲史等。三、“戏曲”，包括初期戏文（传奇）、杂剧、地方戏等。四、“讲唱文学”，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五、“游戏文章”，这作为不很重要的“附庸”。这一分类，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例如，杨荫深在30年代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论及“民间文学的分类”时，只有“故事”、“歌谣”、“唱本”三类。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郑先生当时这样的分类还有可议之处，例如，他没有明确指出古代神话、民间故事、笑话、谚语、寓言、谜语等等归于哪一类。而这些，显然也是不可遗漏的。

郑先生自己认为，此书的写作“只是研究的开始，而尚不是结束的时代”，并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加以修正。正因为此书是开拓性的著作，所以缺点与错误也是不可免的。

郑先生自己在1958年10月诚恳地（甚至是过头地）检查自己新中国成立前的学术思想时，仍然说：“《中国俗文学史》还自以为是有些进步思想的”。见《最后一次讲话》。我认为，此书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互为补充，鼎足为三，珠联璧合，均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必读之基本典籍。

以上内容摘自《中国俗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