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战略史研究》6 夏朝战略思维分析
10.夏朝战略思维分析
考古发现, 六千年前,江汉平原上的古族发展迅速,无论粮食、制陶、手工艺等等都超过了中原地区,并开始向北扩张地盘。
大溪文化(公元前4300——公元前3200),向北已经到达南阳盆地,此后的屈家岭文化取代了南阳地区的仰韶文化,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600年)后期,其西北边界向后退缩,为河南龙山文化所占据。
仰韶文化
南阳地区本是中原仰韶文化先民所居之地,但后来却突然中断,邓州八里岗遗址整齐划一的排房多被火烧焚毁,室内石斧、石凿、骨椎未及带走,大量的陶器被倒塌的墙体砸碎,四散飞裂。极像战争场面。此后,屈家岭文化的先民在废墟上建立自己的家园,直至石家河文化文化时期。
丹江边的淅川下王岗遗址亦有类似迹象,包括20个单元曲尺型房屋只剩下断壁残垣,遗留大量生产工具,明显不是正常迁徙,而是突发事件,此后屈家岭文化在其废址上留下了他们的窖穴和墓葬,可见苗蛮集团使用武力驱走仰韶文化先民,用暴力占据南阳地区。
南阳盆地沃野千里,群山拱卫,北有秦岭、伏牛山,西有大巴山、武当山,东有桐柏山、大别山,三面环山,是天然的形胜之都。苗蛮集团以此为基地,继续向北扩张,屈家岭文化已经传播至河南禹县、郸城、郑州、偃师、渑池、陕县、北渡黄河达到山西垣曲县。石家河文化稍微退回至洛阳、伊川、淮阳。传说“三苗之君”曾经参与中原部族的权力之争,并非毫无根据。
南方势力的数十年或者数百年的持续入侵迫使北方华夏族团结抗敌,尧帝作《尚书.吕刑》:
“苗民弗灵,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罔中于信,以覆诅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列举三苗残暴,背信、多次叛盟、不断入侵、可怜人民之苦难,准备以武力报复反击,并使其永无后嗣。
传说中亦有另外的版本——“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这显示了对于南北双方对于联邦权利的争夺。
战争地点当在南阳盆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丹水即丹江,源于商县,流经淅川、内乡。“三苗国,在赤水东”,赤水即丹水,湍河,唐河,白河,赵河,都在丹水以东。这些河流沿岸已经发现数十处屈家岭文化遗址,仅淅川县丹江沿岸有近20处之多。此外,南阳的镇平、邓州、社旗、唐河、新野、南阳、方城、内乡、桐柏各地均发现屈家岭文化遗址。可见苗蛮集团在南阳繁盛一时,可与“三苗国”的传说相印证。
尧的进攻路线只可能有两条,一条由晋南渡黄河,恢复郑洛地区,再南下禹州、经方城,直入南阳盆地,另一条由陕南商洛地区东出,自丹江顺河而下,直插南阳西峡地区。
亦可以正面佯攻,诱使敌人主力集结于方城,另出奇兵,顺江直下,攻其腹背于丹江之浦,即今之丹江口水库一带。但是苗蛮强大,此战尧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史记》记载,后来“舜迁三苗于三危”,是因为“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
丹江口
尧之后,舜继续对抗三苗集团,“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持干戚舞,有苗乃服”。
中原人与三苗人服饰不同,一大区别就是中原用簪笄,“中原冠笄”,在淅川和郧县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笄,说明“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军事与文化战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也只有这两处有笄,其他石家河文化遗址并未有笄,说明三苗并未被全部征服,故“舜勤于民事而野死”,“舜伐三苗,道死苍梧”,山海经记载,苍梧之野在赤水之东,这也是流亡于丹水的尧子丹朱葬地。
经过尧舜两代多年的反攻,华夏军队已经在河洛地区站稳了脚跟,大禹继任,为了表达誓扫南蛮的决心和意志,直接把都城由晋南襄汾渡黄河南迁至登封阳城,今登封王城岗,登封战略位置极佳,背靠嵩山,易守难攻,交通便利,是北方军队南征的最佳落脚点,六千年后,著名的皮定均将军,率军南下发展抗日根据地,亦是同样的选择。
登封城
登封是扼守洛阳东方的关键。面对自东而来之敌,欲守洛阳城,必守登封,欲自东向西攻打洛阳,也必先拿下登封。1944年,日军自郑州攻打洛阳,即是绕开巩义大道,迂回登封,克龙门,拿下洛阳。621年,窦建德驰援洛阳,没有迂回登封,而是走郑洛大道,结果在虎牢关被阻,最终全军覆没。
两线出击,主力控制禹州,西线拿下嵩县陆浑,并于两地大兴土木,建立城池,以为南征之前线基地。
舜时期,大禹就因为军功和政绩,在禹州前线被封为夏伯,禹州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背靠大山,面向南方平原,汝河在其南,易守难攻,右侧后与登封大道相连,随时可以得到后方军事、物质支援,是为华夏军南方前线的军事重镇。
蒙元灭金国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李自成灭明军主力的郏县之战,都在禹州附近。是兵家必争之地。
大禹在陆浑建城池,即现在的洛阳嵩县,南下合峪镇,经车村镇,可直达南阳,这条路线是自古洛阳与南阳间的交通要道。嵩通崇,嵩县即崇国,自此之后,嵩县成为夏族之根据地,直到千年之后的商纣王时期,崇国仍旧存在,并对周文王伐商事业带来巨大困难。
古时伊阙未开通,龙门岭成横亘于洛阳之南,伊川盆地和汝州盆地是为一大湖泊区,史称“汝海”。唐李白诗有'朝发汝海东,暮栖龙门中’句。明方应选《汝志引赞》有言:“汝旧号汝海,当尧水时,茫茫巨浸乌观汝坟哉。自禹凿伊阙,决使入河,始成大陆。”
伊阙龙门
古时伊河水量巨大,汝海烟波浩渺,夏秋之际极易泛滥成灾,沿汝河冲出,泛滥于淮泗地区广大土地之上。
1.地质调查资料显示,整个伊川盆地倒龙门两岸半山之上都有第三系河湖相沙砾层,证明当时那里是一片很大的湖泊,田湖镇为湖底中心,水位很高,几乎达到龙门山顶,十年之前笔者在田湖仍能隐约看到湖底痕迹。龙门西山亦发现湖泊绿色沉积。
2.龙门口西山海拔标高为260.5米,东山杨沟寨的海拔标高为380米,但是由于新安县—温泉街现代活动性断裂所造成的下陷在300米左右,如果没有下陷,龙门西山现在海拔标高应在470米左右。嵩县九店乡的下郭沟伊河与汝河的分界岭处海拔标高为450米,因此,当时龙门西山标高明显大于伊河、汝河的分界岭的标高,证明伊河可以进入汝河汇入淮河。
3.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龙门西山魏湾村(就是现在郭寨收费站以北)背后的台阶高地上发掘的古人遗址,大约是4000—6000年前。在这里的灰坑中(垃圾坑)发现有大量的鱼骨,说明这里的古人生活是依靠捕鱼的,当然也会有其他的采集食物。这说明了那个时候这里的水很大。从这个台地的高度来看最少距现在伊河水高30m以上。这也说明那时候是聚水成湖的。
4.距今四千年前后,地球发生了三次“九星会聚”:公元前2133年12月26日,公元前1953年1月30日,公元前1744年2月28日,地心张角分别为58度,40度,47度。当九星会聚发生在冬半年,且地心张角小于70度,地球会变得干冷,地心张角小于45度,则不仅是干冷,而且会群发自然灾害
——《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有冰,地圻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镱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 《汲冢紀年》曰: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
5.现今伊河水量很小,通船已不可能,但是民国以前,伊河是水运要道,《嵩县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版载:“西南山俱有商客,编筏运货,浮伊至洛,浮汝至汝州......”,甚至上游栾川也有航运能力,“潭头镇,县西百里,《水经注》,'渊潭'是也,颉坳群山之中,平原广土四十余里,石门中断,伊水迴流,......十年前楼关、罗村、白土街山民皆均市此,今少减,然木客之浮伊河由栾川而来者,皆泊潭头续筏东下,”可见直至清朝末期,伊河水量仍可支持小的船筏航行。
6.据《晋书.五行志》载:“魏文帝黄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阳城门(古洛阳城),漂数千家。”又据《水经注.伊水》载:洛阳伊阙左壁上石刻铭文:“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约合10.9m),齐此已下。”经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人员多次调查测量,推算该年伊河的洪水流量达2万m3/s。 至今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1958年7月17日,黄河花园口站,洪峰流量22300m3/ s的大洪水,可见古代伊河水量之巨大。
7.“打开龙门口,撤干汝阳江”,这个广泛流传在汝、伊河流域的民间传说,也印证了汝海的存在以及和大禹治水的关系。
大禹治水13年,开凿伊阙龙门,把汝海之水撤干,不仅极大的改善了伊洛地区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汝河下游淮泗地区人们的洪水之患,赢得了豫东、安徽、江苏广大地区人民的感激和尊敬。
大禹治水成功,万邦归心,在(嵩县)会盟诸侯,准备合力灭三苗。这次会盟中,大禹为了严明军纪,当场杀了汪芒氏部落首领防风氏。
大禹趁九星连珠,灾害大起,联合东方淮泗集团,共伐三苗,又派奇兵自丹江杀出,自己亲率大军南下,大战70天,于战阵之中射杀三苗首领,苗师大败,苗民退向南方。
中原龙山文化进入南阳盆地,体制人类学研究发现,南阳淅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和黄河下游古居民属于同一种族类型——古代华北人,而他们与近代华中人又具有极相似的体质特征,表明华中人是由华北南下迁移,途径南阳而来,此次战争影响极大,如同多米若骨牌,随着北方民族大举南下,也带动了南方民族的大迁移,大融合,大杂居,和文化大交流、大发展。而且华夏与苗蛮之边界也被打破,苗蛮的先祖被列入华夏的帝王世纪,苗蛮的“五刑”也被北方所接受和发展。
作者:芳华千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