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盏灯：周国平、邓晓芒、易中天
2008-01-19
尽管认识自我是如此的困难，简直与成为上帝一样的无望，然而，人却似乎注定要去做一些几乎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即使不能成为上帝，我们也要尽可能地接近上帝；即使不能认识自我，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去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并回归自我。因为只有这样，人的生命才能获得意义。这种欲求，在青年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青年时期，还有一件事情也同样明显，那就是：直接地认识自我是不可能的，除非得到他人的启发，除非借助他人的指引。在我们的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我们首先发现的并不是自我，而是他人。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成长的过程中，总会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出现那么一个或几个人，陪伴着他度过这个漫长而艰辛的自我寻找的旅程，有如一盏灯，为他的心灵投注一束光明，帮他驱散精神困惑之迷雾。在他的精神的暗夜中远远地飘摇在前，为他照明，为他指引方向。
在我的这个时期，有三盏这样的灯，或者说，有三位精神导师，他们是周国平、邓晓芒和易中天。我将要在这篇文章中，记录他们对我的影响和我对他们的思考。
一、周国平
最早听说周国平，大约是在本科四年级的时候。那时我是厦门大学美术系的学生。一天晚上，没有功课，有些无聊，便照例到处乱逛，流窜于本系同级学生的宿舍之间。当时，我住202，寇子住303，大明住404。我平日常与寇子谈佛论道，与大明谈书论画，爬上爬下的，乐此不疲，颇不寂寞。那天晚上我又去303找到寇子，天南海北瞎侃了一通。寇子突然从床头捡起一本书，问道：“读过周国平的书吗？”我拿来一看，是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周国平？周国平是谁？”寇子便大惊小怪起来：“你居然连周国平都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周国平。不过在那天之后，我便记住了周国平的名字。
1997年9月，我成为易中天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此后，便常听到他提起
周国平。
一般来说，导师带研究生主要就是做两件事情，推荐书目和指导论文。易中天却非常慎重，轻易不向我推荐什么书目。他的眼界很高。有时我自己读了一些书向他汇报心得，他总是不置可否，很少肯定或推许什么学者或作家。我干脆主动向他索要书目，他往往迟疑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现在中国的学术界，没多少好书可读。”现在回想起来，三年之间，易中天真正推荐给我的书，一共也就这么寥寥几本：卡西尔《人论》、李泽厚《美的历程》、邓晓芒《灵之舞》、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真正推荐给我的作家，只有周国平。易中天说：“从酒店服务小姐到大学教授，都读周国平。”事实上当时易中天也在读周国平，他的记忆力又出奇的好，上课的时候，动不动就会冒出一两句周国平的格言来，令人印象深刻。
于是我感到我一定要读周国平了。但是读来读去，总觉得周国平有些多愁善感，甚至觉得有些矫揉造作，不明白敬爱的导师为何对他如此青睐。
有一天，易中天上课时说：“明天周国平会来厦大搞讲座。”那自然是要我去听了。
第二天上午，我提前来到政法学院报告厅，发现人山人海，早已没有空座位了。只好在后面站着。带着几分虔诚的心态，等待周国平的到来。那一天是1998年3月22日。
不料周国平的演讲竟然如此糟糕！他的语言和他的文字简直有天壤之别！“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我已经听了一个学期的易中天的精彩绝伦的授课，现在再来听周国平演讲，顿时感到一落千丈，不免大失所望。当时，我一边听一边为他着急，他怎么就不能把话讲得稍微流畅一点？一边听一边不断地告诉自己，假如我上去讲，一定讲得比周国平好！刚听几分钟，就颇想脚底抹油，一溜了事。可是说也奇怪，我居然就坚持听了下来。更怪的是，听着听着，我慢慢地竟然被打动了，而且随着我的被打动，周国平的演讲似乎也慢慢地精彩起来。等到周国平回答听众的问题时，我发现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周国平的演讲打动我的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演讲的内容，已经模糊不清了。我只知道那是关于哲学的讲演。这个讲演的文字稿后来收入《安静》和《周国平人文讲演录》，名为《哲学与精神生活》。如果不去查书，那么整场演讲在我记忆中的保留下来的可能只有一句话。一个女生问道：“周老师曾经说，女人搞哲学，对于哲学和女人都是一种损害，这是不是一种性别歧视？”周国平答曰：“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也曾有很多人像你一样质问过我。但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完整的表达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女人搞哲学，对于哲学和女人都是一种损害。上帝知道，我在说这话时，是多么的爱哲学，又是多么的爱女人！”就像一粒石子投进了湖水，周国平的回答引起了一阵笑声在厅中回荡。
而我的心湖也随之荡漾起来。我觉得周国平很真诚。他的讲演之所以打动了我，恐怕不仅在于讲演的内容，而更在于他的真诚。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听完讲座，我没有像哲学系的学生那样，拿着周国平的书去请他签名，而是马上去了晓风书屋，买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现在想来，我对哲学产生兴趣，肯定与周国平的这个讲座有关。无疑，本师易中天也是一个哲学修养相当高的人，他本来是搞美学的，并且通过美学训练自己的哲学思维，他曾经把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读了整整7遍，把马克思的一些文章读得滚瓜烂熟。与这样的导师在一起，怎能不被激起哲学的兴趣来？但是，我觉得易中天的影响只是一种潜移默化，有如雪花一般慢慢地洒落在我的心里。一座山头积累了一个学期以来的雪，已经聚沙成塔，便在这时，周国平来了，遂引发一场雪崩。
于是我重读了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并且此后慢慢收集了《人与永恒》、《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悲剧的诞生》（译著）、《自由风格》（与崔健合著）。
《尼采》大约算是我所读的第一本“哲学书”。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周国平与尼采时常重叠起来。我现在认为，周国平在本书确实把尼采“周国平化”了。这本书说的并不是尼采本人的哲学，而是“周国平的尼采”的哲学。记得周国平说过，不是尼采影响了他，而是他影响了尼采。周国平从“人生哲学”的立场和自身的体验出发，通俗地讲述了他所理解的尼采哲学，而且讲得那么的生动，读来趣味盎然。后来周国平的著作，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但是个人体验却在逐渐减少——《妞妞》大约是个较为明显的例外。
《人与永恒》也是有体验的。据说周国平用了10年时间写作这本书，确实，我觉得周国平的精华多半在此书之中。我读此书的一个印象就是，周国平在书中谈到的许多话题，我平日也曾思考过的。但是，第一，我没有写下来，所以我的思考不算真正的思考；第二，周国平写下来的文字，总是比我就同一话题所预想的文字多了那么一两句话，那是因为周国平的思考总是比我的思考深了那么一点点。所谓“学问”，所谓“才华”，所谓“功力”，所谓“深度”，恐怕也就体现在这“一点点”之中了。
《各自的朝圣路》初版出版时，我正在谈恋爱。当时还是我的女朋友的她，和我争着看这本书，而她最感兴趣的，自然是书中关于爱情、婚姻的部分。我想，这一部分，周国平的体验似乎比较丰富，并且不会枯竭。但是，早年的体验，确实在逐渐消失，因此在《各自的朝圣路》中，周国平编入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读书笔记并非不能呈现作者的体验，但一般是理解和分析多于体验。对于作家而言，最宝贵的便是他的不可替代的个人体验，当周国平的散文大量地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出现时，我从中看出了一种不太乐观的趋势。
《妞妞》是我最喜欢的周国平的著作。我觉得《妞妞》写得比《尼采》还好。妻子怀孕的时候，我们又重读了这本书。后来我在没有写完的《小鸥三岁》中说道：“……在自己即将当父亲的时候看《妞妞》，更是得其时哉。与妈妈共享，则是得其所哉。《妞妞》确实是一本好书。它是一本抒情味道相当浓厚的哲学散文。可能有人认为它过于伤感，可能有人认为它有'煽情’之嫌，但其中确实有体验，有感悟，有智慧，也就是说，有哲学。哲学并非必定出之以学术论文或科学著作的形式，并非必定满篇行话、高深莫测，恰恰相反，世上不知有多少行话满篇故作高深其实言之无物的伪哲学，却堂而皇之地僭用了学术论文或科学著作之名！所以，有体验、有感悟、有智慧的哲学才是真哲学。”这段文字写于两年之前，现在觉得不必有什么改动。
《自由风格》、《安静》和《自传》是我比较不喜欢的周国平的著作。
《自由风格》是与崔健合著的，以两人对话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以为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有些名不副实。周国平有思想，但不太懂音乐，至少对音乐的技术层面比较陌生，因此毫无经验，而崔健虽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却缺乏哲学修养。周国平可以降低他的高度去就崔健，崔健却无法拔高他的层次去理解周国平。这样的谈话，能够谈出什么名堂来？
《安静》的文字太平淡了，有如杜甫对陶渊明诗歌的评论：“观其著诗篇，颇亦恨枯槁。”“平淡”是周国平有意识地追求的境界，但是，真正平淡的境界，必须像陶诗那样“淡而有味”才好。陶诗的“淡而有味”，是由于陶渊明的感悟始终不离经验，既有“理”也有“趣”。《安静》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它在抽空了人生体验的同时，也夺走了阅读的快感。
《自传》中的周国平，好似一个美貌的少女，对自己的美貌具有充分的意识，然后对自己的美貌孤芳自赏，反反复复，来回吟诵，所以《自传》中到处都是“我”的痕迹，有一种明显的自恋情结。叔本华作为艺术天才之标志的“客观性”，在本书中荡然无存。或许是由于这是“自传”的缘故？但是，周国平的自传，显然远远没有达到圣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的高度，他所推崇的“精神”或“灵魂”，在本书中并不多见。这本书我在两年前读过一遍，就被人借走了，如今杳如黄鹤，不知所终。依稀记得周国平在书中提到一个人对他的评论，说他是这几十年以来中国唯一的哲学家。就周国平对我的个人影响来说，我倒有几分愿意相信这句话是事实，但我以为周国平不必把它放在书中的。
正是由于读了《自由风格》、《安静》和《自传》，才使我在两年之前放肆地说道：“周国平越写越差”、“周国平江郎才尽”。前几天我又买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国平人文讲演录》，翻看之后，发现我过去的判断显得有些轻率、有些武断，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将它收回。周国平很忌讳人家提及他的年龄，因为他的心灵还保持着青春气息，而且他的创造力依然源源不断。这其实也是我对他的祝愿。
毕竟，周国平是我最为喜爱也最为敬佩的哲理散文作家，我衷心地希望，这盏灯的光明不要黯淡下来。
二、邓晓芒
真是很有意思，周国平曾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尼采研究。”邓晓芒则说，中国的黑格尔研究“还没入门”。若是换了别人，说出这样的话来，定然遭来骂声一片，但是他们两人分别代表着目前国内尼采研究和黑格尔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这样说，真是再自然不过了。这就像苏东坡声称自己是陶渊明转世时，我们丝毫也不觉得他狂妄一样。不过我觉得，尽管周国平是研究尼采的，但他身上似乎没有多少尼采气质，而邓晓芒尽管是研究康德和黑格尔的，他却很有些尼采气质。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我曾说：“邓晓芒是中国最具有尼采气质的哲学家。”易中天反驳：“他？中国的康德！”事实也许在两者之间。
我知道邓晓芒，无疑得之于易中天的推荐。易中天和邓晓芒，在武汉大学同学、共事了多年，并曾合写了一部美学著作，两人的关系，可以算是“哥们”了。
易中天推荐的是邓晓芒的《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并且语重心长地说：“这本书并不好懂！”对于一个刚刚由画画改行学艺术理论的硕士生而言，《灵之舞》对我确实是太难了。从硕士到博士，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读了6年之久，大约也读了6遍之多，最后我想大概是读懂了。
邓晓芒的书，对我具有极为强烈的震撼力。这种强烈的内心震撼是阅读周国平的著作所没有体会到的。周国平的书，如《尼采》、《妞妞》，当然也相当感人，也能激动心灵，但是并没有触及我的意识的最深处，并没有在我的思想的根底造成天崩地裂的变化。在阅读邓晓芒的《人之境》和《灵之舞》之后，我发现以往觉得天经地义的某些东西被彻底摧毁了。对了，“翻天覆地”，就是邓晓芒对我的影响。
易中天曾经和我讨论邓晓芒的著作和邓晓芒的文风。他说邓晓芒的文字尽管不是多么“优美”，但仍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的“思辨的力量”。刚把话说完，马上就摇头：“好像也不只是这样哦！”毫无疑问，邓晓芒的“思辨的力量”十分强大，当世少有足与比肩者。与自称“不务正业”的周国平相比，邓晓芒简直是标准的“学院派”，受过极为严格的西方传统哲学的训练和逻辑能力的训练。但是，“思辨的力量”并非仅仅来自逻辑能力，假如没有“洞见”，那么“逻辑”又能是什么呢？无非是任何一个人花上一年半载就可以掌握的一门技术而已。邓晓芒既有“洞见”，又有“逻辑”，两相结合，互相促成，如虎添翼。所以他想问题和看事情，往往比别人深入一层、深刻少许。比方说，周国平、邓晓芒和张志扬三人，都写过一篇关于毛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随笔。三篇当然各有所长，并且角度各不相同，但若仅以思想之深刻论，我觉得恐怕还是邓晓芒稍胜一筹。
洞见来自何处？来自体验。“思辨”只是邓晓芒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他的思辨始终不离人生体验，所以他说：“人生体验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基石。”有体验，才有文学，也才有哲学。有体验的哲学才是有生命的哲学。所以邓晓芒必定要将他的哲学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南京的先锋书店，站在书架旁边阅读邓晓芒的随笔《哲学与生命》时的那种激动，仿佛昨日一般，当时的心跳，至今仍在耳边回响。
《灵之舞》就是把切身体验提升为思辨形式的一部奇书。邓晓芒始终不是周国平式的作家。一般的或纯粹的作家可以停留于体验之中，周国平式的富有哲学气质的作家则能使体验深化，而作为本色哲学家的邓晓芒，则必定要将他的体验变形，赋予其逻辑形式。
在《灵之舞》中，邓晓芒以他的深厚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功力，全盘反思了中国传统文化，他的眼光独到，并且刨根问底，入骨入髓，让人不由地感叹：“他的眼光怎么这么毒！”我觉得，读懂邓晓芒的书，看待世界的眼光必定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而这就意味着灵魂发生了变化。这话说得有点玄。具体地说，邓晓芒的眼光透过了他的个人体验触及到了心灵中的一个很深的层次：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并且釜底抽薪，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据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通过阅读《灵之舞》，我解决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早在本科学国画时就已经隐隐存在了，如影随形，挥之不去，那就是我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现在我明白了，与传统文化的延续，只是一种习惯，并不是一种必然，也不是一种义务。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就可以放下包袱，自由地去接纳并吸收全世界的、特别是欧洲的更为丰富也更有活力的文化。所以这是一部“启蒙”之书。我乐意接受邓晓芒的启蒙，并且我想，假如我的内心经历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话，那么邓晓芒的启蒙似乎是中国当代青年学子的必经阶段。因为直到目前，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仍然摆在我们的面前。
前几天我刚刚读了一本今年新出版的书：罗伯特·M·波西格的《万里任禅游：人类寻找自我的奇妙心灵之旅》，这是一部美国人对西方文化进行全盘反思的“小说”，就其思考的透彻和批判的深度而言，与邓晓芒《灵之舞》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批判主义》是《灵之舞》的一个延续。这是一部随笔文集，其中包括我非常喜欢的《哲学与生命》、《〈月亮与六便士〉的宗教意义》、《〈伤逝〉的文化冲突试析》、《孔子与苏格拉底言说方式比较》等等。当然这部文集的主题是“继承五四，超越五四”，自觉地深化并发展以鲁迅的批判精神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故称“新批判主义”。邓晓芒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是鲁迅的批判还停留于“国民性”的层次，而他的批判则试图超越这个层次而抵达“普遍人性”的层次。
《灵魂之旅：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生存境界》是邓晓芒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与专业文学批评家的比较关注技巧、形式的同类著作大有不同，他的眼光一如既往地具有穿透力，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直逼中国文学的“根”。正是由于他的这本书，使我对史铁生的小说《务虚笔记》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务虚笔记》简直可以得诺贝尔奖。周国平在《各自的朝圣路》中也有一篇关于《务虚笔记》的评论，对照来读，颇有收获。
在邓晓芒的著作中，像《人之境》这样通俗易懂的小册子，绝无仅有。他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比较高深，曲高和寡，读者寥寥。所以邓晓芒的大部分著作都只印4000册，与当年周国平《尼采》的数十万册，如今易中天《品三国》的百万余册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可怜兮兮的。大江健三郎在接受水均益采访时说，假如村上春树的书能够卖出100册，那么他的书只能卖出3册。但他认为，书的销售量和书的价值以及书的影响无关。诚然！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自费出版的，第一版仅印刷了40册，恰好折合邓晓芒印数的1％。然而后世阅读尼采的，何止成千上万。尼采影响了周国平，周国平又影响了我们。同样地，邓晓芒并不直接面向大众，他的读者群是具有较高素质的“精英分子”。比如《灵魂之旅》其实是写给作家们看的。邓晓芒影响了作家，而作家影响了大众，因此，邓晓芒与尼采一样，属于“作家中的作家”。
比较喜欢邓晓芒的随笔体和讲演录，他的专门的哲学著作和研究性论文，比如《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我也能勉强读下来，但是很难产生发自内心的喜欢，这当然是由于我原本只是一个业余哲学爱好者。
我曾想再度“改行”，专门搞哲学，报考邓晓芒的博士生。因为易中天对邓晓芒的学问和人品都倍加推崇，“邓晓芒人非常好！”这几个字从易中天的特别肯定和有意加重的口气里传达出来，显得特别有分量。于是我下定决心，去武汉大学拜访邓晓芒。
1999年，初冬季节，我来到邓晓芒的家。
邓晓芒刚刚搬了新家。新家颇为宽敞，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阳台。邓晓芒告诉我，阳台上设有书桌，他平时基本上是在阳台上读书。言语之间，对自己的新家相当满意。他说他非常怕冷（我心想，和我一样），所以在家里也穿着鞋子。邓晓芒当时就穿着一双新鞋在家里走动，那鞋像是初次穿上，商标没有剪掉，在地板上拖来拖去，十分的碍眼。我看在眼里，顿时记起了易中天对邓晓芒的评论：“他一点也不会买衣服！”
我积极地向他提问。谈我的硕士论文，谈他的书，谈鲁迅，谈易中天，谈周国平，邓晓芒一听我提起周国平就说：“周国平很不错啊！”可是我被告知不能报考他的博士。因为邓晓芒当时已经为学生发表论文的事情辞去了博导职务，据说这件事情，曾被登在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头条。而且邓晓芒招收的是西方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必须是学德语或英语的，而我是学日语的。我打电话向易中天汇报了这个情况，易中天建议我选择中国哲学史专业的郭齐勇教授。邓晓芒说，经过一场对话，他发现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与郭齐勇的路数不符，假如师生的思想兴趣差异太大，那将会很尴尬的。因此邓晓芒把这个方案否决了。他帮我推荐了武汉大学的其他博导，后来我经过考虑拒绝了。
现在想来，我当初不去武汉大学，不能做邓晓芒的学生，尽管是“最大的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我心目中，邓晓芒始终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一种最高的可能性，即一个人的思维所能达到的极限，就像伟大小说中的人物代表着人类生存的可能性一样。对于这样的符号，我想唯一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把他推到远处，设为一个标准，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自己每时每刻所处的状态，就像地平线始终在前方，使人能够看到，然后不断朝它前进。
迄今为止，我只见过邓晓芒一次。但是这一次的见面使我永远无法忘怀。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想起或说起邓晓芒。时隔一年之后，我壮着胆子硬着头皮，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为什么我不该写信给克洛普施托克，把作品寄赠他本人并请他指正呢？难道我不该和活人打交道而非得在将来再去朝拜他的坟墓吗！”不料邓晓芒竟然回信了。写完博士论文初稿，寄给邓晓芒，他在百忙之中居然也仔细读了并且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并且颇多鼓励。易中天告诉我，邓晓芒读了我的博士论文，对他说：“郭勇健具有你我两个人的特点。”而收到邓晓芒的信后，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必须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配得上邓晓芒的期许！
邓晓芒的两封亲笔信，成了我的宝贝。我从这两封信中看到的，不止是邓晓芒对我的鼓励，而且是一个前辈学者的风范。据说，罗曼·罗兰年轻时曾经给心目中的大师托尔斯泰写信，托尔斯泰居然给一个陌生的无名小卒回了一封数十页的长信。这件事情激励了罗曼·罗兰。日后罗曼·罗兰也名扬天下，求教者和崇拜者不计其数，但无论多么繁忙，他都要争取抽出时间回信。人文精神到底如何传递下去，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个样本吧。
现在我不敢随便给邓晓芒写信了，我怕他一眼看穿了我的浅薄。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我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著作奉到他的面前，只是不知道那时他是否还记得我。
三、易中天
除了邓晓芒，恐怕很少有人比我更了解易中天了。
邓晓芒熟悉年轻的易中天，并且和易中天一起成长、共事，长达十余年之久。而我则比较熟悉成熟的易中天，如今也和易中天成为“同事”，从认识他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十年。尽管是每日都能相见，但在同一城市、同一大学、同一院系，总是亲近。
更重要的是，易中天是我的导师。
遇上易中天，我的人生便随之而改变了。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易中天吧”中的许多网友所说的，能够成为易中天的学生，真是幸福，真是令人羡慕。
的确，做易中天的学生，听他的授课和谈论，简直是一种享受。我想，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能够和一个富有才智的人生活在一起，听他知人论世，听他高谈阔论，听他谈笑风生，听他妙语如珠如天女散花一般。这种智性的快乐，在硕士三年期间，易中天完全满足了我。在他的课堂上，就像置身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在吕克昂学园里，哲学家不像现在的大学那样老师单方面地授课，学生单方面地听讲。亚理士多德的哲学教学是在散步中进行的。哲学家一大清早便起来，披上希腊长袍，沐着朝阳，迎着海风，到廊柱下面散步，后面跟着一大帮学生。哲学家一边走着，一边随口抛出智慧的言论，学生们如获至宝地倾听着、收藏着哲学家的言论——它们便成了后人皓首穷经地研究的文献。所以亚理士多德的学派又被称为“散步学派”或“逍遥学派”。哲学本来并不是枯燥无味、让人敬而远之的一门学问，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种挺轻松、挺逍遥的气氛中研究哲学！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云：“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希腊学园的情调，在易中天当年的研究生的课堂上，似乎一度复现了。
希腊哲人认为，“逻各斯”是在对话过程中产生的。易中天的授课也喜欢采用“对话”的方式。哲学研究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假装讨论”，就是假设与别人进行对话。不但与别人进行对话，而且与自己进行对话。要想知道自己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那就要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提出相反的观点，自己反驳自己——这是当年易中天传授给我的一招。为什么对话或讨论这般重要？因为在与别人对话的过程中，很多自己没有发现的东西显露出来了；在与自己对话的过程中，所思考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有人说哲学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这句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扬。实际上，不止是哲学，一切理论思考都是如此。使事情或问题复杂化，是衡量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和理论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真正的哲学家或理论家，往往有能力在常人司空见惯的地方、觉得毫无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在常人觉得一马平川的地方发现了许多曲折和起伏，在常人觉得根本不值得思考的地方思考出很多东西。总之，通过不断的对话，我们的思考便越来越深入，思维也越来越严密。
易中天的许多文字，比如《忏悔与做人》，就体现了上述的“曲折和起伏”。我把《忏悔与做人》视为易中天最为出色的文章之一。
真正的对话只能在同一思维层次展开。所以一开始，易中天似乎并不怎么喜欢我，因为我还跟不上他的思维，无法和他对话。在本科时我也读书，但那都一种是毫无目的和不求甚解的读书，更何况我还是从“实践”转向“理论”、从“美术”的领域转到“美学”的领域！所以在入易中天门下之时，我根本上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无知”有时竟是一件幸事。易中天常说，他最讨厌那种“什么都知道”的人，因为什么都知道，其实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知道。因此，他带研究生，最喜欢的是那种脑中一片空白的人，也就是具有可塑性的人；假如是已经不幸受过一些陈腐学术训练的学生，那就一定要先把这学生的脑袋“格式化”。经过“格式化”，才可以输入新的程序，进行新的思维训练。而只有经过了这种训练，才可以达到与导师对话的层次。当然，“对话”本身也就是一种思维训练。而我，由于我的无知，得以免去了“格式化”的手续。
不过易中天更看重的并不是什么“思想的格式化”或“思维训练”，而是一个学生的悟性、灵气。因为导师的思维训练只是针对中等资质的学生，而有悟性、有灵气的学生，只要导师稍做启发，自己就能够进行思维训练了。有悟性、有灵气的学生，才能和易中天这样的导师达成一种默契。
庄子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明他与惠施之间的默契。他们俩就好像一对身怀绝技的搭档，庄子一斧头砍下去，将惠子鼻尖上仅有苍蝇翅膀那么大的一点白粉劈得干干净净，却没有伤着对方一根毫毛。现在惠子死了，庄子虽然还有斧头砍白粉的绝技，却没有了能够鼻子沾白粉的搭档。在硕士第二年之后，我自以为有时与易中天便能达到这样的默契。那两年时间，真是我的智性生活和灵性生活的一段难得的幸福时光。
何谓“悟性”或“灵气”？实在不好说。易中天在《破门而入：易中天谈美学》的第一讲中做了一些简要的描述，我不能说得比他更好，有兴趣的参看他的书也就可以了。我到南京读博士之后，据说那时易中天在为研究生上课时常常提到我的名字，道是：“郭勇健很有悟性！是个有慧根的人。”我那时听到一个师弟的转述，只顾高兴，未及深思。但是我现在要比当年成熟了一些，了解了课堂上的易中天大约只是想用这种说法来激励我的师弟师妹们罢了。的确，我现在常常有些怀疑：我真的如易中天所说的那般有悟性吗？或许我真的有些悟性，但那多半也是被易中天启发和鼓励出来的。
我曾经对一些同学说过，易中天是最好的导师，离开了易中天，我也就不需要任何导师了。这并不是说易中天远在广大学者之上，已经穷尽了人间学问的奥秘，也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易中天的全部“真传”或是什么“不传之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易中天成功地在我身上培养出了自学的能力，或者也可以说，研究的能力和思考的能力。一切教育都是自我教育。当易中天激发出我的自我教育的能力，他培养学生的工作便已大功告成了。
那个责任心过强而又比较冲动的历史学家李治亭，无端地谴责易中天“误人子弟”。我只是易中天的不肖弟子，没能继承他的全部学问。王志纲曾说，易中天有好几个抽屉。确实如此，但我只能打开一个抽屉。这个抽屉里面装的是美学或艺术哲学。易中天对人类学、城市文化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我既无兴趣，也少受益。又如，众所周知的易中天的杰出的口才，我根本学不到手。我想包括思维方式在内的许多东西都可以学，口才却多半源于天赋，不是学不学的问题。然而，尽管我并不怎么高明，但自信倒也不算太差，并没有如李治亭所说，被易中天所“误”。相反，易中天倒是让我“悟”到了很多东西。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易中天可能真的“误”了我。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易中天始终认定：“郭勇健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终于促使我选择了走上这条终身读书的永无尽头的道路。刘孟节有诗句云：“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现在我也常常反思，读了近十年的书，落得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毫无生存能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性格乖戾的书呆子，所以我也常有“读书误我”的感慨。
然而同时，读书毕竟也为我提供了一种人世间最丰富、最持久的快乐和幸福。假如使一个学生热爱读书并坚决地选择了读书和写书的人生道路也算是“误人子弟”的话，那么，我是心甘情愿地被易中天所“误”的。
我已经写了好几篇关于易中天的文章，而且我对他的基本看法一直没有改变，所以现在就不必多说废话了。但是，谈论易中天，假如不稍微涉及如今央视《百家讲坛》上的《易中天品三国》，那未免也太不够意思了。
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三国志》，其宗旨是“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那他实现了这个目标没有？
我以为易中天实现了大半。其中“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基本上实现了；“以文化说人性”，并没有完全实现。
“人性”是一个大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指向或两个维度，即经验性的维度和超越性的维度。我说易中天没有完全实现“说人性”，那是由于在人性的超越维度方面，《品三国》有所欠缺，有所不足。因此，有些学者批评《易中天品三国》有些“浅”，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只是他们仅仅停留于感受，无法道出个中缘由罢了。
易中天并非不能深思，他的思想中也并非没有“超越”的一维。我在上面提到的他的《忏悔与做人》这篇文章（收入《书生意气》），就极为出色地将经验之维与超越之维打通，结合得恰到好处，天衣无缝。所以它既能娓娓道来，妙趣横生，亦能保证思考的深度，以至于上海著名的批评家周泽雄读后自叹不如。因此我想，《易中天品三国》之所以给人一种“稍嫌不足”之感，甚至招来“浅”的批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易中天的分析能力，而在于他所要分析的《三国志》这个题材。
在我看来，要真正实现“说人性”，最好选择诸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歌德、司汤达等人的作品，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对人性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和极为深刻的洞察，为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传统文人所难以想象。徐葆耕在《西方文学十五讲》中指出：“基督教造就了西方的忏悔传统，这一传统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无所畏惧地探求心灵的真实。中国儒家有一个与此相对立的教导，叫'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其间自然也包含着倡导者的一番苦心，但是，至少在文学上，这种主张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即阻碍了向心灵底蕴的掘进。”实际上，“人性”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中几乎是一个盲区。在中国，只有少数作家如鲁迅突破了这个根深蒂固的惯例，把眼光探及人性。易中天在《忏悔与做人》中大量使用鲁迅小说为例，原因就在这里。
不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把主要目光盯在“故事”、“历史”、“文化”等方面，而在“人性”这方面，特别是人性的“超越性”方面，即使不能说付诸阙如，至少也是浅尝辄止的。易中天要品《三国志》，只能在《三国志》所提供的“人性”知识的前提下着手，但既然原始材料已然是这样的了，你还能够怎么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任是易中天能力再强，毕竟不能无中生有！因此，易中天对《三国志》的人性挖掘，一开始便带有某种“悲剧色彩”，透出几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味道。易中天多次强调，他发现中国的许多历史人物，但凡成功的都可以归结为做人的成功，但凡失败的都可以归结为做人的失败。“做人”在《品三国》中基本上还是经验的概念。《品三国》对“人性”的挖掘，也大致停留于经验层面，比如人际关系、为人处世、人物性格等等。
讲《三国志》能够讲到《易中天品三国》这样的程度，已经是十分稀有难得的了。换了别人，未必会比易中天做得更好，不论他原本是搞历史的还是搞文学的。
顺便提一提，最近央视《百家讲坛》上播得正火的于丹《〈论语〉心得》，与《易中天品三国》的困境有些类似。于丹确实讲得相当精彩。但是，“于丹心语”无非一些世俗的和实用的“智慧”，没有多少哲学的内涵。此“智慧”非彼“智慧”也！把于丹《论语心得》与周国平《人与永恒》相比，其间的差别一目了然。当然这同样不是于丹的过错，毋宁说是孔子思想本身的特点所带来的直接后果。黑格尔说过：“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倘若你原本就已经置身于孔子的视域，那么你所看到的东西，又岂能比孔子更多？
其实这个问题，易中天已经在电视观众面前指出来了。能够意识到这个局限，本身就意味着已经超出了这个局限。因此，易中天毕竟非同寻常。
现在，让我简单地小结一下。
周国平、邓晓芒和易中天，是我的三盏指路明灯，他们在我的自我认识的道路上，曾经并且仍然为我指引方向。当然，我并不是只受他们三人的影响，只读他们三人的作品。我在阅读他们的同时，也读叶秀山、陈嘉映、史铁生等人，正在或将要读歌德、托尔斯泰、爱默生、蒙田、罗素、柏拉图等人。但是，在那个阶段，却是他们三人对我的影响最大，他们三人在我的心灵中刻下的痕迹最深。归根到底，我进一步阅读的东西，几乎也都是他们三人在作品中向我介绍的。
自我是什么？自我并不是一个现成给定的、固定不变的东西，等着你前去发现，就像从道路上捡起一件丢失的物品。自我是一个有待形成、有待塑造的东西，而塑造自我的，乃是他人。既然如此，发现自我或认识自我，其实也就是不断地去发现他人或认识他人。“我是谁？”黑格尔答曰：“我就是我们”。由于“他人”几乎是不可穷尽的，所以“自我认识”也便成了一个几乎永远没有尽头的过程。所谓“自我塑造”，因而就表现为选择让谁来塑造自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你所能够选择的，不过是愿意让谁来塑造自己，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