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智红： 寨子老村散记（一）

我家从寨子老村挪出来时我才两，三岁。直到我结婚时，老村那个城门楼还在，只是打我记事起那城门就没有了门扇。

寨子村的老村是标准的南北方向建筑群，从南面城门楼下的城门进去，一条主街。主街两旁修着三四十院庄子，村子最北面是几堵几丈高的土墙。村子这种城堡式结构在过去的年代，据说平时可以防狼，动荡时也可以防小股土匪，而且还相对保暖。

说到防狼，我们小时候狼患已得到彻底解决，不过从老辈人流传下来的那些歌谣就能感觉到狼患的可怕。“太阳落，狼出窝，鸡上架，狼叼娃。”寨子村建在离沟不远的地方，下了沟，是几百里地的沟壑大山。坡峭、沟深、林密、山大，特殊的地理环境适合狼群出没。过早时候的事我不知道，但解放以前狼患猖獗，让至今七八十岁的老者说起仍不免心有余悸。村里中锋大（父亲）小时候大白天正在庄后大便，一只狼趁人不注意咬住他的屁股，叼起他就跑。多亏当时周围地里干活的人多，把狼撵了好长距离，狼没法换口，负重难逃，才丢下他逃之夭夭。

至于说到土匪，我小时候也听老辈人说过“杨谋子”等土匪，三爷的父亲也是遭了流匪而英年早逝。

走进寨子老村任何一家，房屋结构一般都是两对檐结构。当地俗称“厦房”，就是“半边盖”的那种，后墙特别高。原来老村人们的庄子窄，所以两边房子檐口之间也就尺把距离。听老辈人说遇上不太平的年代，晚上人们把一些锋利的农具都刃朝上放在檐口下，以防从房子上跳下来不速之客。日子富裕的人家经过人老几辈的苦心经营有正房，腰房，加上两边的厦房，结构更显得紧促，但这种结构导致光线暗。

我小时候堂姑家的军任来三婆家“熬外家”。三婆就叫我去和他玩，三爷家的房子就是那种结构。即使晴天也只有中午才能见到点阳光，三爷祖上日子相对富裕，檐口下都铺着一尺多厚，七八尺长的青石条，早晨和下午就泛着幽暗的光，怕人。

我们家原来住的房子是祖上从李姓人家买的。李姓人家原来特别有钱，在清末日子开始败落，卖予我们祖上。这个从门房那个“走马门”就能看得出来李姓人家祖上的光景。所谓的走马门，就是人骑着马从那门里能出来，那门的高度、阔度可想而知，即使在现在这年代看原来的走马门也绝不落伍。百年前能按起走马门那绝对不是一般人家。

我们寨子村任姓是明朝从山西老槐树下迁来的。来时就有寨子村这个村子，当时村子就住着李姓人家。任姓老先人当时作为朝廷派的兵，住在今天村西北那个叫“城上”的地方。后来娶妻成家，添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就在“城上”那块地南面不远处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但住了几辈人后发现人手不旺，原来人们比较迷信，说是村子风水不好。就又往南再迁了几百米，到了现在西恒寨村的位置。而任姓老先人的二儿子就相对比较幸运了，他娶了李姓人家的女儿，李姓人家也就允许他们一家住进了寨子村。

至前几年，寨子村的任姓和西恒寨的人还有班辈（方言：辈分）。原来五爷在世时，西恒寨的许荣父亲，比五爷年龄大，见了五爷还按原来的班辈叫叔。只是这些年随着老辈人的逝去、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宗族观念越来越淡薄，才没有了辈分。

寨子村，光听名字就是那种军事编制。据说早在宋朝，范仲淹就开始推行一种军事建制。由朝廷派兵驻守的地方叫寨，由地方武装守护的叫堡。我们这儿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文化发生碰撞的地方。寨子村有这样的城堡式结构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说任姓老二住到了寨子村，不知是风水好？还是老丈人家的扶持得力。自打住到寨子村就开枝散叶，人丁兴旺。没过几辈人，小小的寨子村再也住不下那么多的人，于是一部分就到了寨子对面的上峁村，一部分到现在的西云门村那块，还有迁到凉泉村北面的刘家咀（那儿的几十户全姓任）、寺沟，凉泉坡，还有当地叫黄岭、曹沟的地方居住。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据说附近几十里地的任姓，基本上都是出自寨子村。不过由于寨子村流落他乡的人多，造成附近乡镇不少人只知道东、西恒寨村，不知道寨子村。这就像文友任文博在一篇文章写的：曾经感叹处于两个大城市中点的小城市的尴尬。比如浙江省嘉兴市，处于上海和杭州的中点处。两座城市的经济吸引力巨大，嘉兴处于两大巨无霸中点，引力为零。寨子村也就有了同样的尴尬。

在寨子村老村城门楼外有一盘碾盘，那里曾是村里最红火的地方。在那个机械缺乏的年代，碾盘也是村里人的衣食父母之一，人们大多数粮食都靠它来加工。冬季在碾盘周围太阳坡晒暖暖的人就特别多。村里有个大小事，吃一顿饭的功夫，通过那儿就家喻户晓了。

离碾盘不远，路的对面有两孔水窖。早晨和傍晚来此担水的人络绎不绝。那时人们都是用绳子绑住桶往上吊水。由于人都忙，每个担水的人都自己拿条吊水绳，自己吊完就回去拿上。这种习惯引起了同宗西恒寨人的笑话，说是我村人皮薄（方言，指不厚道）。他村里人只要第一个担水的拿了吊水绳，后面再担水的人就再不用拿绳了。说这话时还用了一句俗话来证明：“老大憨（憨厚，）老二奸（处事圆滑），家家有个坏老三（处事鬼点子多）。”好像通过担水、拿绳那件事情，就能证明我村祖上是任姓老二这份的后代，因为“老二奸”。

沿水窖再往南一百多米就是寨子村的涝池。如果下雨，那两个的水窖收满，余下的水就流到这儿来。涝池周围有几棵大树，平常村里人在那里头洗衣服，饮牲口。记得小时候我们常问大人，我们这些小孩是从那儿来的，大人常哄我们说：从涝池捞来的。于是我们对涝池就无形中生出许多敬畏。但夏季的涝池对我们孩子们的诱惑特大，几乎所有寨子村的男孩都是光屁股在涝池扑腾长大的。

说到涝池就要说到先祖的一件事情。据说祖上是原来从山西老槐树下迁来，先到蒲城原任乡落脚，然后才到寨子村的。有一年一位先祖去蒲城祭祖，路过一个村子渴得难忍，就向村里一户人家讨水喝，常言道：“水火不堵人”。但那户人家不但不给水喝，还出言不逊。祖上的那个先祖决定给这户人家点教训，于是那位先祖就说：“你不叫我喝水，你们就别用你们村涝池的水，那是我们祖上的产业。”当时那村里的人还当我们先祖说大话也就没理。于是我们的那位先祖就凿了一块小碑石，上面凿上：“任氏之祖业”几个字，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沉入涝池底。过了有半年时间，农闲了。一纸诉状把蒲城那个村子的人告上法堂，并言说那个涝池是任姓祖业，当初祖先在涝池中央底部有一石碑为证。官司不用说是以任姓先祖为胜告终。但涝池又搬不回来，于是先祖就申明：你们可以用，但所有权是我们的，以后任何过路之人都有权利在此村饮水。负责你们就不能用我们祖业的这个涝池。

看了上面那些事，有人就会想我们寨子村的人难缠，应了那句俗语：“老大憨，老二奸……”。其实，老村里的人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谁家有个婚丧嫁娶都要随点礼，道个喜或道个恼。好像不这样就失了礼数。家家门脑上面也镶几块砖，刻上：读耕。但又有几个人读懂了这两个字。

由于老村不大。只一条街道，也有几家居一院庄子的，所以就显得拥挤不堪。

记忆中的老村黄昏时，村子周围田野里的人和牲口，缓缓地朝村庄靠拢。烟尘稀淡地散在村庄上空。人的说话声，狗叫声，牲口叫声，开门声，铁锹锄头碰击的声音，母亲唤孩子的声音……

路、街都是土路，土街，好久没有下雨，有厚厚的覆土，大脚，小脚，大蹄子，小蹄子，把土带起来象雾一样。

如果遇到下雨，大脚、小脚、大蹄子、小蹄子又把本来不很平坦的街道踏得泥泞不堪。

在老村里一个孩子的出生，就像一个老人的逝去，那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只不过老人的离世是一辈子故事的结束。而一个孩子的出生是一个新生命故事的开始。周而复始，留下了我辈的兴叹。

老村的没落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人们越过温饱线，富裕了，社会也太平了，就开始重新盖庄子。盖了新的还没住多少年，又开始沿公路旁开始盖，也有不少索性把房子买到县城，省城，剩下的一百多户住的散散乱乱，老村也就开始荒芜了。现在只有几户老人住在里面。说起来老人会指指庄院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祖业，我要时刻受到老祖宗阴德的护佑。

老房、老墙也开始随着老人们老去而老去，也随着老人的逝去，老屋也就开始塌陷。也许不久的将来老村将变成一片废墟。

都说人有灵魂，人是靠灵魂在行动着，灵魂走了，人的躯体也就变成了尸首。我想村子也是有灵魂的，人就是村子的灵魂，人走了村子也就变成了尸体。不过目前还能从那些残墙断壁上看出老村曾经的辉煌与荣辱。

“人类文明一步步蚕食着大自然的领地，然而只要人类一转身，自然就会伺机收复失地。”比如我们寨子的老村，一些不住人的庄子里又被栽上了经济林，或长出了不少的树木和密不透风的蒿草。

出了老村，我站在夕阳桥旧址处，一群孩子嬉笑着跑过来，从公交车上下来一个老人问到：“孩子们你们知道原来夕阳桥在哪儿吗？”孩子们一脸茫然。也许在孩子们眼里江南水多，桥也就多，身处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桥与水那只是梦中的事。也许夕阳桥知道是因村口的泉水或河流而修建了她，她又给寨子村扬了名声和给人们提供了方便，而后代子孙却把她遗忘。而对于后辈人来说泉、桥那只是祖辈们的故事。夕阳桥那是传说中故事。

说到夕阳桥就得说到河，寨子村现在隶属林皋镇许家河村，据《妙觉寺碑》记载：恒寨（包括东、西横寨）也叫徐家河，因魏晋时期居住过古代北方民族羌族徐氏部落得名。徐氏部落迁走后雷牙许家后人来此居住而改成许家河。又据资料记载：清宣统年间（1909-1912），流向张王庄东沟的白水河支流许家河断流。看来是有了河才有夕阳桥的。如今河干了，桥也就存在于传说中了。

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血脉相传，子孙繁衍，总会有一些东西在潜移默化中被传递下去。相承的不仅仅是血脉，而是沉淀根植于血液中的那种家族精神和家风、村风。国家如此，民族如此，村落也是如此。老村荒芜败落了，但村风，家族精神却被人们传承、发扬下去。当我们再回首看寨子老村时，仿佛看到了先祖们几千年从刀耕火种的那个年代一步一步走来。

作者简介：任智红，白水县地地道道的农民，爱书香，更爱脚下的这片养育我的黄土地，愿把泥土的芬芳和这片黄土地上的人和事化作文字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