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渡舟：伤寒论方证概述（上篇）
《伤寒论》为公元三世纪初东汉末年医学大师张仲景所著，是一部实用价值较高的古典医籍，它既有理论又密切结合临床实际，理法方药兼备，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础，并从此开辟了汤液治病的广阔途径。
中医最早的方剂记载散见于《内经》之中，它仅载13方而不能满足临床的需要。到了西汉，由于药物的发展，方剂学也随之兴起，从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来看，其中记载了52病方，并包括了各种剂型在内，反映出早在西汉时期的方剂学已具有相当的水平。由此可以推论，《伤寒论》的113方和91味药物，似非尽出于仲景，而有其一定的继承性。但他能够继往开来，并把方药与辨证结合一起，形成理、法、方、药的治疗环节而传留于世，并且传播于世界各国，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伤寒论》的113方，被后人称之为经方。对经方的说法很多，在此姑且不加讨论。但经方具有组方严密，药少而精，疗效迅速等特点。所以，陈修园说：“经方效如桴鼓”。
使用经方先要辨证，辨证如果无误，用方才能有效。反之，非但无效而反有害。正如《伤寒例》所说：“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为此，临床治疗辨证在先而用方遣药则应在后。那么，辨证的方法是什么?从《伤寒论》讲，它客观地总结了六经辨证的规律，在每一经中，又确定了主证、兼证、变证和挟杂证的客观依据，兹分述如下：
《伤寒论》告诉我们：辨证时先抓主证。主证是解决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主证是纲，纲举而目张，则对兼证、变证、挟杂证也就迎刃而解。现以太阳病的桂枝汤证为例：其主证是发热，汗出，恶风；太阳病的麻黄汤主证是恶寒，无汗，身痛，气喘；少阳病小柴胡汤主证是口苦，喜呕，胸胁苦满；阳明病大承气汤主证是潮热谵语，手足濈然汗出，绕脐痛；太阴病的理中汤主证是腹满下利，呕吐，食不下；少阴病四逆汤主证是下利清谷，脉微细，但欲寐，手足厥冷；厥阴病的乌梅丸主证是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呕吐，或吐蛔、饥不欲食和下利等证。
以上六经为病的主证主方，反映了疾病的主要方面，它带有全局意义。因此，抓住主证为主攻堡垒，才能有效地战胜疾病。
抓主证是必要的，但又必须注意兼证。因为主证反映病之常，兼证反映病之变，知常达变，方尽用方之妙。举例而言，如在桂枝汤的主证上，而又出现气喘的兼证，就应在桂枝汤方中加厚朴、杏仁；如果出现了项背强几几的兼证，就应在桂枝汤方中加葛根；若是麻黄汤的主证，如果出现不汗出而烦燥的兼证，就应加石膏、白芍、大枣、生姜等药，如此种种。
以上的主证和兼证是随六经为病而出现，它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晰，针对性较强而又有规律可寻。至于变证和挟杂证则不然，它们灵活多变，往往不受六经为病的约束，从表面上看，也是从伤寒而来，但实质上是著者抛开伤寒而论杂病的一种方法。所以，它们的范围比较广泛。
变证，指的是太阳病或者是少阳病，由于医生的误治，使原有的主证面目全非，此时不能以正证名之，就叫做变证。变证的方证，计有干姜附子汤的阳虚烦躁证；麻杏甘膏汤的肺热作喘证；桂枝甘草汤的心悸欲按证；苓桂甘枣汤的脐下悸，欲作奔豚证；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的汗后腹胀满证；苓桂术甘汤的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证，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辨“变证”既可用于误治以后的“坏证”，也适用于辨五脏的杂病，因此，它丰富了六经辨证范围，故其意义更为广泛。
挟杂证是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以及脏腑素有疾患在先，故感邪之后则表现各种挟杂问题，而不固定于伤寒一证。例如：伤寒挟虚，则有心中悸而烦的小建中汤证；伤寒挟有宿食的则有大下后、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的大承气汤证。此外还有挟寒、挟热的种种不同，恕不多述。
总的来说，由于人的体质不同，和性别差异、年龄老幼等的特点，所以，感邪虽一，发病则殊。我们在临床上，不能只在外感伤寒求原因，还必须从人体的正气去找根据，以符合辨证论冶的精神。
辨证之理既明，然后才能论治，也就是先针对六经为病的主证、兼证、变证、挟杂证而制定治疗的方法和法则。所以，法在方之前，方在法之后，而使理法方药井然不紊。例如：治疗太阳证，先考虑汗法；治疗阳明病，先考虑下法等等。概括地讲，《伤寒论》的治法有八，即：汗、吐、下、和、温、清、补、消。
“八法”之法，可当治疗方法体会，它是针对治疗主要问题而制定的，如太阳病经证只能发汗，而不可泻下；少阳病只能和解而禁用发汗和吐下。所以，治法乃是方法之法。
至于“法则”的意思，乃是指导治疗方法的合理使用，以及有关问题的原则规定等等。如太阳病的表证，必须用汗法解决，但发汗又分有汗的用桂枝汤，无汗的则用麻黄汤；以及是否要啜热稀粥，是否发微汗？如此种种。必须接受“法则”的指导和监督，而且是绝对不能违犯的，所以才叫做“法则”。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在用汗法以前，必须做到证明、法确、方准、药效，而体现方由法立，法从方显，方为有法有方之治，而使理、法、方、药环环相扣，井然不紊，这是使用《伤寒论》方剂时必须要注意的第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