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购书讯】周汝昌师门弟子书《张加伦红学论稿》
张加伦，周汝昌大弟子。一生潜心红楼研究，2020年正月初三逝世，留下了残稿。《张加伦红学论稿》收录了张加伦有关《家世》《脂砚》《版本》的研究，并附有几十幅周汝昌、张加伦的信函原件照片。其研究价值深远。
《张加伦红学论稿》2021年4月出版，每册60元，红友特惠价50元（包邮），多购者不加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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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展示：
周汝昌与张加伦信件展示：
久仰张加伦之大名，然终生未及谋一面，甚是憾事！加伦兄乃周汝昌先生之大弟子，长期隐居潜心研究红楼。其诸多观点，也甚为新颖和超前。但其“研而不著”。朋友们屡劝其早日整理成稿，却言：不急，来日方长。
然2020年正月初三，便噩耗传来，张加伦竟如此仓促谢世，追随其先师汝昌先生而去，手中只留下一残稿。以国华兄所言，此只是“提纲”之一部。未完之部分，其思想封存在北京恭王府“周汝昌纪念馆”写给周先生的大量信函之中。加伦兄的这部分残稿，当是意识到该着手整理成册而拉出的框架，然苍天并没有留给他充足的时间。其亲友将遗稿转来，希望能写点东西。这是一位红学研究执着的学者，是要写点儿东西，以慰遗恨之心。
深夜，打开周先生写给加伦兄的信函，94年芒种节，“加伦：昨夜你特来一晤，提醒是芹诞之辰，深为欣慰！大约'天下’只有你我痴人吧？感而作诗一首：曾饯群花惜此辰，我生之后已无春。清和廿六兼芒种，雍二乾元事事真。甲戌芒种大节（芒晨） 周汝昌”。他们这代人，是投入的、深情的、执着的、痴迷的、代代相传的，是将毕生献给红楼的，是将自身置身于作者生存环境之中，来体味曹雪芹胸中之“块垒”的，是令我们普通读者心碎和难以理解的。
最接近读者层面的，是“注、解和鉴赏”，谓之阐释；再之，谓之评批；而评批又要基于一个完美反映作意的本子，故再再之，曰版本；而版本研究又需对成书过程熟谙经派，故继之曰成书；而所有之一切，最终的根源，则要基于作者研究。具体到《红楼梦》，其最基础的研究，便是曹学，通过作者身处的背景和个人经历，才好把握其创作的动机和目的，进而把握其主题思想。以周汝昌之视角，红学分六科，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结构学、对称学。国华兄言，张加伦六科全涉，深稽博考，所遗乃沧海一粟。
余乃曹学盲人，但甚喜“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而张加伦演说“北京曹”“江南曹”，如数家珍，读之“胜如吃刘铉丹家山楂丸一付”，清爽畅快。◇关于脂砚斋，余所知也是寥寥，也只能推测：其一，为男性；其二，乃雪芹同辈；其三，年龄与雪芹相仿；其四，非曹家人；其五，应是曹家亲友；其六，有在曹家居住过的经历；其七，其身份地位应当略高于曹家；其八，儿时与曹雪芹一样顽皮，并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嗜好；其九，成年后其价值观发生了转变，走向与雪芹相反；其十，入世、疾恶，不甘寂寞而薄情爱；其十一，同样有着悲惨的遭遇和一腔悲愤，欲吐胸中之块垒，其犹如一个约稿人，或许还提供了部分素材，并对曹雪芹的增删甚为满意；其十二，与畸笏叟的价值观悬殊，也非同辈之人……书中开篇，便好似作脂二人调侃着一路走下来。◇关于版本，余习惯于从成书过程角度来思考：曹书是由多个素材并结合自己家世和自身历闻，攥撰而成，曹寅西堂十万，或对曹雪芹的攥撰提供了丰富的给养；在素材攥撰成册之后，又以此为底稿进行了五次增删；增删中，伴随着院宇方位的调整、人物的归并、情节的再安排、结构的程式化等等，并且发生着一切文稿的修改所不可避免地要将上一稿整句、甚至整段地誊抄直移到下一稿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前期文字的痕迹，并在继承（誊抄直移）与创新（增删修改）之间留下痕迹，产生一些令人费解的“毛刺儿”；曹书的传抄，其状况也是复杂的，存在着如李朝来华采风中所记，将本子拆叶、分抄，甚至多个本子同时拆开、分抄、混装的状况，导致曹雪芹不同增删时期的文字，杂合在了一起，目前所发现的本子，几乎都是混抄杂合本，其中甲戌本还有可能是一个汇评本，好心者将所见到的其他本子上的批语，汇集在了一起。
作为周门的传人，人们自然要将加伦归于考证派。国人习惯于将一切概念都赋予广义和狭义的意义，也就是辩证的观点。而一旦这样定义，很多事物便难以区分。如此，索隐便有了探求“隐微奥秘”之广义的概念和追求“背后本事”之狭义的概念。前者便有了本事的索隐和意义的索隐，即涵盖了后者。而考证也有了本事的考证和史料的考证。前者包含着作者、评者和人物原型及事件等；而后者不但包含着前者的成分，还有字、词、句等版本领域的内容等。总之，这种相互交叉的概念，你可以说张加伦属于索隐，求索背后隐藏的曹家本事；也可以说张加伦属于考证，是通过实证的方法来得出背后所隐之事、所隐之意。之所以出现这种定性上的困扰，以及延伸到考证与索隐永无休止的争论，根源于分类的不清，根源于中国文化的灵活易变，而非西方科学下的确定性、固定性、限定性。而分类学，首先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需要有严密的定义和清晰的边界，也即固定的内涵与外延。依余看来，这些概念并非是同一个层面的东西。考证归根结底是一种方法、手段，而非目的，与之对应的是主观臆测。以中西方在经验、知性和直觉，人类认知的这三个层次上的差异来看，东西方哲学所得出的结论，均源自于第一层次的经验，但东方哲学由第一层次，直接跨越到了第三层次的“直觉”，中间欠缺了一个知性论证的环节，它既不需要事实的支撑，也不需要理论逻辑的支撑，而是以想象和顿悟代替了论证。余更喜欢将之称之为“直觉”的方法。换而言之，考证的对立面和其极力反对的，并非实质意义上的“索隐”二字，而是与自身对立的方法论。进而言之，这是一种“方法”层面上的分歧。然而，蔡元培先生是位聪明绝顶之人，他抢先占据了一个极为有利地形，给自己的这种直觉的“方法”，抢冠了“索隐”二字。这便给胡适先生等摆出了一个难题，致使在概念上难以分清“敌我友”了，将自己“方法”上的对立面即“直觉”，错误地认同了“索隐”二字，在起初便生生地默认“鹊占鸠巢”了。然而，胡适、周汝昌、张加伦等，自身实际上也是在“索隐”，只不过所索的是背后曹家之事。蔡先生等之问题，不在目的上的“索隐”，而在于方法论上的“直觉”，在于通过想象和顿悟的方法，来获得结论。余认为，一切混乱的根源在于蔡先生的精明过人，在于概念上的形式与内容之分离，在于不该抢先“独占”索隐二字。而这些概念，唯有重新来理顺，各得其所，才便于清晰地进行分类。
余认为，索隐是一个“目的性的”词汇，与考证这种“方法性的”词汇，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与索隐同一层面的概念，是“文艺”。在真、善、美中，索隐是求“真”的，文艺是求“善”和“美”的，它们才是“目的性的”同一层面上的并列关系。而在求真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又有考证的与直觉的方法之不同。而如今，“考证派”默认并继续给“直觉派”戴着一顶不合尺寸的大帽子，便将自己置于了无休止的被动局面之中，总处于疲惫的应酬状态。因为，读者众生是喜欢“索隐”二字的，但他们又是有理性的，他们实质上所喜欢的，是以考证的方法有根有据地索出来所隐之东西，而非以“直觉”的方法，毫无根据地想象出所隐之东西。换而言之，倘若将本是“直觉”得来的东西，冠之以“索隐”二字，便会因读者喜此二字，而将读者推到了“直觉派”那一边，将自己则孤立在枯燥的这一端。
一言以蔽之，人们所喜欢的是有根有据考证出来的背后所隐之事，张加伦便是以考证的方法来揭示背后所隐之事，这是余所欣崇的。故希望加伦兄之遗稿能见诸于世，让逝者安息于九泉。
是为念。
甄道元
庚子阳月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