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礼堂：长江流域饮茶习俗及其对外传播
中国人对茶叶的开发利用历史悠长。唐代以前，茶叶大抵采自野生茶树。随着饮茶之风渐广，茶叶消费量激增，仅靠采集野茶无法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于是，人工种植茶园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茶叶核心产区。围绕长江流域饮茶习俗、变迁及其对外传播等问题，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介绍一下长江流域饮茶习俗及其变迁情况。刘礼堂：从20世纪开始，我国陆续在长江流域的云南、四川、贵州、安徽等地发现野生古茶树。经有关专家考证，云南省镇沅县千家寨两棵春秋战国时期的乔木型大茶树，是目前发现的野生大茶树中最大、最古老的，但这一时期并未有可信的饮茶史料。出土于陕西西安汉阳陵的茶叶，是西汉时期茶叶开发利用的实物证据。西汉蜀郡人王褒的《僮约》有“武阳买荼”的记载。此处的“荼”一般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茶”。由此可见，西汉时期蜀地武阳茶远近闻名，且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茶叶专门市场。三国时期，在长江流域，茶是统治阶级宴席中的饮品，还出现“以茶代酒”的习俗。三国魏人张揖在《广雅》中记载了当时长江上、中游地区制茶、饮茶的独特习俗，即将茶之老叶和以米浆制成茶饼，饮用时有“炙、捣、浇、芼”的程序。茶不单独饮用，需加入葱、姜、橘皮等调味一同食用。两晋时期，因茶比酒便宜，饮茶风气已渐由王公贵族普及到普通民众，茶饮开始在市集中买卖。这一时期对茶有了不同的饮用方式，还出现了以茶为主题的诗歌——杜育的《荈赋》。正是在这一时期，茶开始具有了审美价值。南北朝时期，茶成为供奉祖先神灵的祭祀品。南朝刘敬叔的《异苑》中记载了剡县陈务妻以茶祭祀鬼的故事。到南北朝后期，南人嗜茶成癖，北人却觉怪异，还以饮茶之俗来嘲讽南人。这一时期的《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等许多地方志中都有茶叶的相关记录，不过这些文献今已散佚，只在《茶经》中存留只言片语。《中国社会科学报》：纵览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发展史，唐代长江流域茶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请您谈谈唐代长江流域饮茶习俗及其特点。刘礼堂：唐代饮茶之风的盛行离不开佛教的推动。因茶有益思助禅之效，寺院之中大有嗜茶之僧。唐开元之后，寺院普遍饮茶，并设有专门掌管茶事的“茶头”。至中晚唐时，福州长乐百丈怀海禅师整顿和建立新的禅宗戒律，鼓励僧徒坐禅饮茶，详细规定了禅门饮茶的制度，把饮茶、信仰、生活、品位、嗜好连成一个共生循环的生态模式，饮茶成为寺庙日常修行必不可少的部分。唐代文人雅士多喜游佛寺，茶成为僧俗交往的媒介，在煎茶品茗间玄谈悟道成了一种常态。除了可煮作茶粥食用，在茶水中增添盐、姜等调料在唐中期以前甚为流行。陆羽的《茶经》中对此也有记载，但陆羽对此种原始、粗放的饮茶方式极为不满，称其为“沟渠间弃水”。陆羽系统地改进了烹茶之法，使得烹茶更加精细，更具文人雅兴，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在中晚唐之后的茶诗中可见一斑。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的开篇长序中，写明了玉泉仙人掌茶与唐代流行的饼茶不同，是曝晒而成的散茶。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唐代的名流雅士饮茶并非都以茶饼研末，有时也喝散茶。唐代名茶尽出自长江流域，以春茶为贵，每至出春茶时节，长江流域的文人墨客以当地新茶封缄之后寄赠亲友，或派专人或由驿递送达对方，馈茶之流行使得驿递专门设置茶库贮茶。对方收到新茶后，往往酬之茶诗。若交情特别深厚的朋友，还会“乞茶”“索茶”。这种风雅的馈茶分甘的交往方式，体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礼轻情意重的旨趣。除了寄茶分甘，名士往来常常举办茶宴、茶会。除了赋诗联句，茶会上有时会通过击鼓传花方式营造氛围，行“传花饮”之法。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后，士子文人纷纷渡江避难，湖州、常州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官方也开始在这两州举办茶会。茶会除了给两州人才提供交流平台，更重要的是通过“斗新”提升了长江下游茶叶的品质。至晚唐五代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的茶叶已经从涤烦解渴、提神醒脑的饮料，发展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和文人雅士自身精神意趣的载体。大体而言，唐代长江流域各区域间饮茶习俗呈现出不同的特色。长江上游少数民族饮茶习俗原始、粗犷，他们对茶的喜好源于茶所具有消油除腻的保健作用，茶于他们是日常生活保持健康的必需食物，在烹煮饮用时关注的是茶叶本身的实用价值而非烹饮过程中带来的精神享受。长江中下游地区茶业兴盛发展，饮茶之法精细规范，饮茶从养生功用的物质层面提到了审美艺术的精神层面。文人雅士以茶赠友，以茶会友，极大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报》：茶文化是如何进行对外传播的，又有哪些传播特点？刘礼堂：茶叶及茶文化向域外传播始自唐代。贞元年间，贾耽的《皇华四达记》记载了当时中外交往的七条路线。这七条路线可以归并为四路：第一路，安东道和高丽渤海道可进入朝鲜半岛，并可进一步延伸至日本，这是唐朝国际交往的东线；第二路，安西入西域道，就是陆上丝绸之路，是唐朝国际交往的西线；第三路，以广州为支点，通过海路到达东南亚、天竺，再通过波斯湾进入幼发拉底河，到达终点“乌剌国”，另有以安南为支点，通过海路到达天竺的线路，这些线路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唐朝国际交往的南线；第四路，大同云中道、回鹘道是唐朝与回鹘、突厥等边疆塞外少数民族的交往线路。前三条是唐朝与域外各国交往的路线，中国茶文化沿着这些线路传向世界各地。茶从中国向世界各地传播，逐渐被其他国家接受。唐代茶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茶叶这一消费品的外输，不仅是对外贸易，更是与茶有关的文化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的传播。例如，东亚一些国家的僧侣、留学生、官员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久，他们学习唐人对茶的品鉴方式以及从中获取的审美感受，也将茶文化的精神内核带回了本国。其二，茶文化的输出具有地缘政治意义。茶文化是唐代文化制度输出的具体形态。同时，这些与中国相邻、位于第一圈层的国家又把茶文化向更远圈层传播，以中心区为核心、周边地区为外围的“地缘文明”的规模逐步扩大，茶文化就是在这种文化运动模式下从中国走向世界的。
原标题：长江流域饮茶习俗及其对外传播 ——访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