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朗西埃：童年与青年
访谈：童年与青年
文｜雅克·朗西埃
洛朗·让皮耶尔
译｜蓝江
让皮耶尔（下面简称让）：让我们从你的成长岁月和你的思想基础开始，直到你的《无产者之夜》（1981年）出版为止。首先跟我们谈谈，你上巴黎高师之前时代的回忆。无论如何，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发过来说，为上高师的预科班和考试，是我们知识生涯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许，这对你来说也代表着什么？
朗西埃（下面简称朗）：我好像“自动地”就进入高师了，即便你必须参加并通过考试。我那时12岁，我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有人告诉我，要想成为考古学家，你就得考高师，你得学习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拉丁语-古希腊语课程。我放弃了考古学专业，但我还是勇往直前。我擅长艺术，并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最后，除了有些健康上的问题外，那些年的备考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痛苦，只是作为一种经历，有点怪怪的。我们的坏老师数目惊人。
我第一次发现，最高等级的教学似乎与教学能力或水平无关。我也发现了考试和竞赛的奇特规律，那就是这些考试的仪式感，这些考试为你们设局，让你们感到羞辱。我记得巴黎一大的一位大咖级人物，在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打断了我，“先生，这是一个典型的拙劣分析的例子”，之后，我就只拿到了二等奖的证书。但这是我经历的一部分，后来才产生影响。因为，一旦我进入了巴黎高师，我就立即进入到这样一个角色之中，我能通过各种艰难的考试，能够以知识和科学的名义说话。你可以说，在我作为学生参加考试和竞赛的经验中，有着某种矛盾，我面对着被设局，会遭到羞辱的所有机制，而后来，我却无脑地支持了阿尔都塞用科学来反对意识形态的斗争。
让：你在巴黎上学吗？
朗：是的，我2岁就离开了阿尔及利亚。1942年到1945年间，我生活在马赛。此后，我整个童年时光都是在巴黎度过的，更准确地说，是在尚佩雷门（Porte de Champerret）度过的。那里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几个不同世界的边界。在尚佩雷门的右边，是一片相当粗糙的区域，那里还没有遭到完全的破坏；而在它后面的左边，是纳伊（Neuilly），那是资产阶级的城镇，右边是勒瓦卢瓦（Levallois），那个时候那里是工人阶级居住的地方。
我在纳伊上学，但在当地小学里的许多孩子并不是来自于纳伊，因为整个西北郊的孩子都去那里上学，包括了那些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的孩子。我的童年生活的氛围是典型的第四共和国的氛围。我的意思是说，那是战后初期的氛围，有配给制，会停电和断电，还有罢工（那时候我们坐一辆军用卡车上学），社会秩序仍然十分混乱。在纳伊，有法国共产党的议员。在巴斯德（Pesteur）中学，那是那个高档郊区的最好的学校，学生来自于各地。
在另一个区域，即普托岛（Île de Puteaux）的足球赛上，我们一周又一周地可以看到来自冉森·德·萨利（Janson de Sailly）的贵族子弟，以及来自于技术学院的球队。我生活在那个既冲突又混杂的世界里，尽管这些记忆已经压在了三十年繁荣和婴儿潮的陈词滥调的之下。
我的人生经历受到了进步的基督教意识的影响。我参加了基督教青年学生组织（Jeunesse étudiante chrétienne，JEC），我第一次接触马克思是因为学校的一位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喜欢看的书，即卡尔维兹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La Pensée de Karl Marx, 1956）。我最开始对马克思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恰恰就是被阿尔都塞主义不屑一顾的那些问题，尤其是异化批判问题。我也通过萨特来发现马克思，因为首先代我进入哲学的人就是萨特，通过他的小说和抗争性戏剧进入哲学。在我读高中的最后一年之前，我就是将萨特作为一个哲学作家来阅读的。
那个时期，人们沉浸在对存在，存在的荒谬，存在的承诺等问题的哲学争论之中——若你们喜欢的话，那也是萨特和加缪的高光时刻。我曾经读到的第一本哲学书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当我去上哲学课时，我上了讨论注意力、知觉和记忆的等课程，我彻底失望了。很幸运，第二年我在亨利四世中学的文科预科班（hypokhâgne）上，我上了埃蒂安尼·伯尔尼（Etienne Borne）的哲学课。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启示，让我发现了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其形式也令人如痴如醉。由于我要写关于笛卡尔身心区别的论文，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第一哲学沉思录》（Méditations）、《诘难》（Objections），《对诘难的回应》（Réponses aux Objections）之中。我的哲学风格，就像我的一般风格一样，总是不断地拼凑起来的，它是部分的、可具体化的，零星的风格，绝不是百科全书式风格，而且往往伴随着学校正式课程或我在学校做的特殊项目成长起来的，我会比学校的要求做得更深入一些。
让：你曾打算调和这两样东西吗？毕竟，还有入学考试……
朗：起初，我并不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当我在亨利四世中学读书的时候，他们让我们认为我们是最棒的，其他人都是新手，都是失败者。结果：考试是一场血战。当我去了路易大帝中学，那里的老师都非常阴郁，甚至很多学生也看起来十分阴郁，我意识到，难题是随机从荷马那里随机抽取一段来翻译。
在希腊语考试中，你要准备一个文本，然后要命的问题是，你要翻译荷马的十行诗文——就是这样。我知道伟大的哲学作品和文本作品都一样，但准备考试就如同做一次精确的体操，而且不得不这样做。我不顾一切通过了考试，显然我还记得那次考试，然而那些今天对法兰西共和国教育系统和各种大问题发表激烈言辞的人（他们沉浸在人文主义文化当中，学会了思考，也学会了批判）已经忘记那些东西，和我一样，他们通过考试的基础就是讲义式文化（因为当时的历史课程就是讲义）或者列举了各种古希腊词语意思的索引卡，那时，我们称之为小拉丁语或小希腊语，意思是每天都可以习读这些卡片，并随时能口头翻译任意文本。
让：回到你攻破巴黎高师的“堡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回顾一下你的家庭背景，你刚刚太快地略过了。那是一个拥有在学校或大学里教书的职业的人所曾具有的环境吗？
朗：不，我的家庭没有任何大学或学术环境。我父亲学习过德语，但放弃了，他的职业是一位政府官员，但1940年时，他在法国被杀害了。我根本不了解他。我的妈妈在行政部门。我的爸爸在行政部门工作，我的叔叔也在行政部门，而我妈妈不得不出去工作时，也选择了行政部门。我根本没有学术界或大学的背景。
让：你父亲死于战争？
朗：是的，死于1940年6月，就在停战前不久。我母亲没有再婚。她要具有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能力。我是在一个充满保护，封闭和爱的环境下长大的。我没有爸爸，但我绝不是一个不快乐的孩子。我第一次感到痛苦，是我开始上高中时，因为在家里和小学里，我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女性世界里。但在外面发现了一个男性世界，成为了我青年时代的创伤。
让：你提到了阿尔及利亚。好吧，在你上高师之前，曾发生过阿尔及利亚战争。那对你意味着什么吗？
朗：可以说，谈到阿尔及利亚，我的心是分裂的。我生活在一个被阿尔及利亚的物品和文件包裹着的环境中，那里有绘制着阿尔及利亚风景的书籍和明信片：粉色的布日伊湾（la rade de Bougie）、蓝色的什里阿（Chréa）、黑褐色的提姆加德（Timgad）……就此而言，我眼中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梦的国度。否则，在印度支那战争之后，我又经历了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时我开始对政治生活有所觉悟。但我没有阿尔及利亚人的经历。我的青年时代是在阅读《快报》（L'Express）中度过的，我仰慕门德斯（Mendès）的法国，而讨厌居伊·莫雷（Guy Mollet）。巴斯德中学很右翼，我记得在课堂上看到过捍卫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极端小册子。我不得不说，我曾动摇过，但我所接触的天主教圈子是相当进步的。
再后来，我到了高师，那是“秘军组织”（Organisation armée secrete, OAS）和反战示威最盛行的年代。1961-1962年是最关键的几年。在发生了对北非移民的暴力袭击之后，巴黎高师发生了第一批示威活动，我们有几十个人，第二天在蒙巴纳斯大街上有几百人示威。此前，我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但我加入过天主教青年运动，但那不是政治组织，即便这个运动感觉上非常左翼。一旦我们在高师，就会有不断的鼓动和集会。组织集会的人是共产党员，他们会说一句话，此后，我们要么跟着，要么不跟。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与阿尔及利亚的出身无关，只是后来阿尔及利亚独立了，我曾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去那里呢？我甚至请求要去阿尔及尔当老师，但那是在1965年之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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