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13):那个年代的歌声

儿童时代,我的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但父母给了我们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让我们可以顺应自己的天性成长。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现在回忆起儿童时代,快乐,成了主旋律。我甚至可以说,困窘的生活有时候倒成了生产快乐的源泉。

因为困窘,父母没有办法做到在物质上满足我们,我们得以体验生活的艰辛;因为困窘,父母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做到管教约束每一个孩子,我们得以自由生长。按照当下最先进的教育理念,父母的不管反而成就了最好的教育。

我清楚地记得,炎炎夏季,我们都是在院子里睡觉的,躺在草席上卧看牛郎织女星的情形历历在目,试问现在的孩子有几个正儿八经地仰望过星空?我清楚地记得,三九严冬,我们在外面玩,手都冻裂了,冒着血丝,家长一遍遍地喊着“回家吃饭”,仍不肯回家,试问现在的孩子有几个能这样疯玩的?砖头瓦块、蛐蛐蝈蝈,蜻蜓知了,铁环陀螺,杏仁桃核樱桃核,毽子沙袋橡皮筋……凡是生活中或大自然中有的东西几乎都成为我们玩耍的东西,试问现在的孩子玩过这些丰富多彩的“玩具”吗?

我在顺河街大院生活了20来年,其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一时难以尽述。上世纪90年代初,大院终于拆掉改建为楼房。改建为楼房也有30多年了,但在梦境中经常出现的却还是那个大院,拆迁后的楼房竟然一次都没有梦见过。原因也许是在改建楼房前,我就因结婚搬出了大院,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这个大院给我的生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在这个大院里,我度过了虽然贫穷但难以忘怀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文革”岁月,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老百姓的酸甜苦辣。

在这个大院里,我读了许多书,练过一阵子书法,甚至学过几天的国画。在这个大院里,我学会了吹口琴,学会了拉二胡,尤其是学会了很多当时被禁止后来却很流行的经典老歌。

在这个大院里,我们家的兄弟姐妹算得上是有文艺细胞的。我们姊妹几个都会唱歌,当然,大姐和哥哥唱得更好些。那时我还小,谈不上什么会唱歌,但我对音乐的理解还是有些天赋的。只要是优美的旋律,都对我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我从大姐和哥哥那里,学会了《人说山西好风光》《新货郎》《珊瑚颂》《我的祖国》《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河谷》《送你一支玫瑰花》等中外经典歌曲。

有一天,我偶然听到了大姐在哼唱一首歌曲,旋律特别好听。大姐告诉我,这是苏联歌曲《三套车》。我央求大姐一句句地教我,没用几遍我就会唱了。一直到现在,对这首歌的喜爱程度居然一点没减。

有一阵子,哥哥迷上了胡松华的《赞歌》。这首歌的开头有一段颇具草原风情的“啊”的拖腔,虽然千回百转,但胡松华唱得婉转自如,可是学习这首歌的人可就费了劲了。哥哥每天清早起来,对着门或墙练习着这一段“啊”的拖腔,喜欢的人听着很舒服,比如我,不喜欢的人听着很闹心,比如父亲。有一次,哥哥正在“啊”着,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对哥哥发火了:“呸,你个王八蛋!不学无术,天天'啊’什么你?”原来父亲最看重的就是数理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挂在父亲嘴边的话。哥哥本来就不是学习的材料,这也就罢了,天天在父亲面前这样“啊”着,父亲能不烦吗?同样是唱歌,大姐唱歌父亲就从来不说什么。因为大姐是徐州三中的高材生,尤其是外语,属于佼佼者。“文革”开始前,大姐她们66届高三的学生已经在准备参加高考了。当时的校长找到大姐说,学校准备推荐(或保送)她直接进南京外国语学院,而哥哥则是因为在三中初中毕业时,好几科挂红灯,补考又没有及时去,被调剂到五中上高中的。

有一次,我们院里的邻居不知从哪儿借来了一台唱机,就是那种放胶片唱片,还需手摇的唱机。那几天,每到夜深人静,几个大哥哥们就关在屋子里听唱片,我是唯一有面子进去“旁听”的小孩子。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拉兹之歌》、《丽达之歌》等。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歌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只是感到旋律很美,很能打动人心。现在想想,当时这两首歌所以这么打动我,的确不是偶然的。《拉兹之歌》唱的是流浪者心灵的痛苦和对命运的呐喊,“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不正是人们对精神沙漠不满的呐喊吗?《丽达之歌》歌颂的是美好的爱情,开头一句就触动了人们灵魂深处那一根敏感而温柔的神经:“你是我的心,你是我心灵的歌,快来吧,趁现在,黑的夜,你快来吧,我的爱”。爱情的表达在那个年代是被禁止的,但爱情本身是任何时代、任何手段都无法禁止的。

我以为,男女关系具有复杂的双重性,一方面向情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向性的方面发展。情,唤醒人性的美好追求,关乎人的灵魂;性,激起人类的生理欲望,关乎人的肉体。美好的爱情,是二者完美的融合。情与性,有分有合,有先有后,分与合、先与后,都是人的常态。对于青少年来说,情是美好的,性是退居其次的。有的青少年甚至认为,情是圣洁的,性是肮脏的,正说明“情”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的地位。那时的我,反复吟唱着“你是我的心,你是我心灵的歌”这样的“黄色歌曲”,心中升腾起一种近乎圣洁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后来,与我们家几米之隔的北屋近邻搬走了,新搬来的这家男主人在一个无线电门市部工作,自己也喜欢摆弄收音机之类的东西。他有一台自己装配的唱机,还配了专门的音箱,这一套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简陋的“行头”,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呢。他家经常放的歌曲是《敖包相会》《康定情歌》《克拉玛依之歌》等民歌。随着旋律的流淌,伴随着音箱的共鸣,简直好听极了!那“砰砰”的低音节奏声,一下一下地撞击着我的心房。尽管对这家的男主人我实在没有什么好印象,但他家的“歌声”强烈地吸引了我。每逢“歌声”响起,我就跑到他家窗户下面侧耳聆听,“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呦,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的心也随着这旋律进入了美妙的音乐世界。窗户下面的我,肉体和精神好像分在了两处,灵魂在音乐世界飘荡,而自己却不知身在何处了。每逢屋里的“歌声”戛然而止,我便对那个男主人产生一种近似仇恨、又有些妒忌的情绪来。

伏契克说,没有歌唱就没有生命,就像没有太阳也就没有生命一样。那个年月悄然传唱的歌声,给那个年代人们的生命贴上了“人类”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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