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呓语《古诗十九首》】之二十五： 浮思䋈语之 ——透析《古诗十九首》中的“相思”真相

“相思，是主体间性的情感诉求，以达自救！”这句话道出了“相思”的真面孔。“相思”就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情感的诉求，更是一种自救的行为。如此，我们必须深思《古诗十九首》中之相思，是谁的情感诉求，是谁的自救行为？

马茂元在《古诗十九首初探》里谈到：“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担，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马茂元接着谈到一点，“《十九首》的语言，篇篇都表现出文人诗的特色，其中思妇词不可能是本人所作，也还是出于游子的虚拟。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同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事。”

从马茂元的解读里，我们不难看出，男性的相思是借助女性这一视角实现言说。在女性这一掩体下，人性中最柔软，最脆弱的感性部分得以抒发，并完好地保存于女性的身体与心灵里。如此，男人将另一部分的理性留给世界，留给对生存的探索。藉此，我们可以从一种意义上说，《古诗十九首》是一种阴阳合体，理性与感性共存的情感载体，它以诗的方式呈现了古人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与呼喊。它就是人性的诗歌表达。

在《古诗十九首》里，我们清晰地看到男人是如何镜像化的观看自我与他人，如何借助“女性”完成自身无法处置的“相思”情感。当“相思”的自我作为客观对象被抛置、被远离，清醒性的自我认知便得以抵达。以此解读、反思在异域环境下的自我行为，从而实现情感上的自我救赎。

以《凛凛岁生暮》一诗为例。

诗首句即勾勒出主人公生存之外部环境“凛凛岁生暮，蝼蛄夕鸣悲”，诗人将个人遭际的悲慨托之于“岁暮”“夕”，寄之于昼伏夜出的“蝼蛄”。就情感而言，我们很容易将白天与黑夜进行切割。黑夜让人褪下粗砺的面具，情感的袒露更趋真实。在《古诗十九首》甚至别的什么诗集里，我们很容易就看到，“相思”这类情感的发生多出现在傍晚、夜暮，尤其是月夜。“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但真实的袒露并不会在黑夜的掩护下马上发生，借口与托辞是必需品。人作为有缺陷的存在，错误永不可避免。道德的颗粒很难一直牢固地粘附在游走世界的男性身上，空间的转移，肉体动力学机制，让粘附于人身上的道德颗粒经常滑落。人对自我的审判很软弱，尤其是在情感道德上。

“凉风率已厉”的现实书写，为“游子寒无衣”情境下的寻找提供了合情合理的借口与托辞，铺垫了“锦衾遗洛浦”的现实发生，撕开了“同袍与我违”的情感伤口。“相思”这一情感在空间上被撕裂，肉体位移一旦发生，主体的“相思”情感即陷入紊乱之中。

仔细研读《凛凛岁生暮》，我们很容易就发现这种“相思”表达的紊乱。是女主人公面对亦真亦幻的梦境不知所措，还是诗人本身面对自我真实镜像的不知所措？哪一个才是诗歌文本给我们提供的真相？诗歌文本完美地遮蔽并隐藏了诗人的面孔。

现实的境遇重新释放并显现“真我”之形象。“同袍与我违”与“梦想见荣辉”；“即来不须臾”与“又不处重闱”的矛盾迭出，让男人的自性得以巧妙呈现，并借以感性的女性视角完成书写的转移，情感道德化为一缕轻烟飘走。应该看到“独宿累长夜”的发生，并不仅限于留守的思妇，同样发生奔走世间的游子身上。携带“相思”出走本身，是为彼此之生存寻求更大的意义，但意义在“行行重行行”中很快迷失。在空间与情境化里的主体，其能动性只能有限发生。“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即是“相思”面对无以超越的现实的哀叹，生命的持守在“适意”中“眄睐”顾盼，在东方破晓里“引领”遥望。无论是行走与停留，还是停留与回归，生命与意义都将面临全新的重组。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思妇的顾虑重重，我们在思妇“垂涕沾双扉”的镜像里，还当看到男性及诗人的全面焦灼，那种对现实无法掌控的强烈无力感。面对现实，无以对抗，无法还击，除了徘徊于大地，“徙倚怀感伤”，别无他途。人成为被抛置于大地的可怜生物，甚至是被自我抛弃的可厌生物！

在《凛凛岁生暮》一诗里，我们无比清晰地看到了关于“相思”的深刻描述，相思如何在现实里节节败退、无路可走。最后，它流下了无尽的泪水，沾在现实与历史的“双扉”之上。《凛凛岁生暮》无疑是《古诗十九首》时最具现代感的诗歌。它最棒的地方，恰是对现实没有批判与控诉。它只写了一个词——“与我违”。试问，世间万事万物，又有哪一样是贴心，不违的？没有的，永远在想望；得到的，不是自己想要的。《凛凛岁生暮》一诗，全面书写了人性。写出了人欲弃不敢弃，欲行不能行的尴尬。在对抗漫长岁月的虚无中，惟有诗歌不连续性地书写，让人得以稍作喘息。

如此隙中窥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古诗十九首》里所有发生的“相思”，都是诗歌主人公的一种情感拯救，更是诗人本人借助文本对自我情感的一种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