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尹 ▏在线厂的那些日子
作者 ▏子尹
在作了九年知青，当了九年农民以后，我终于调回城，在成都市线制品厂当上了工人。
七八年元旦过后，我去厂里上班，线制品厂虽然是一个集体企业，但有四五百人，是一个较大型的轻工企业。线厂以前在城中心的江南馆，其后规模扩大，才迁到南郊的红牌楼。工厂佔地近40亩规划合理，道路、車间、安排紧凑，工青团妇一应班子俱全。厂里女工为主，占比80%以上，生产各种宝塔线、绵线、鞋带、松紧带，产品行销全省，据说占了半壁江山。八十年代中后期“锦城牌宝塔线”的电视广告曾家喻户晓风靡蓉城。
一进厂，就是培训，三四十人的样子，因是内招，所以基本都是棉织公司的子弟，我是一个例外，原因在《平叔闲谭》“我是怎样当上工人的”有所叙述。
带着我们学习的是厂团委书记，一个年轻干练的女同志，学习的内容就是带我们到各个车间参观、讲解，然后就是政治学习，读报纸。厂里的领导，并捻、编织、漂染等车间主任也不时来讲话。
这样的时间用了20来天。厂里对这轮青工的培训是很认真的，我看了一下，我的年纪在这批新工人里是最大的，一般都要大他们五、六岁。我不太合群，一是女多男少，二是他们都是子弟，有一种自来熟。
谈得来的有两人，一叫朱礼义，母亲是本厂的车间主任。另一位姓范，个子不高，人很沉稳，墩实。朱青工在农村就入了党，进厂后，活跃非凡，那些厂领导都是他的叔叔阿姨，招呼得热火朝天，他也不避讳，我喜欢他的耿直、幽默，有趣；范青工循规蹈矩，说话轻言细语，少年老成。一天学习时，书记临时有事，让我带着大家读报，她说，大家不要小看他，他还是一个中学老师。我很汗颜，我这个初二学生，当了不到一学期的中学老师，就成了厂里的“知识分子”。
但厂里对我确实有些另眼相看，培训结束分配工种时，厂里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去化验室。所谓化验室，其实就是配染料的，配方由技术股提供，漂染车间的染料都要由它配好，用脸盆端去，什么多了，什么少了，都大意不得。但我对化学一窍不通，我这个“中学老师”是教语文的。那你就去做“保全”吧，保全就是维护、维修车间的机器，男的一般都愿意去。一个人负责几台轧机，三班倒，上班和女工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时间过得飞快。但我也不愿意，我对机械，对车、钳、铣、铇，从来都不感兴趣。厂里有些为难，那除了锅炉房和伙食团，就只有漂染车间了。行，我就去漂染车间吧。
老朱分到厂里最好的工种 “电工”，腰杆上挂了一根宽宽的皮带，各种工具挂在上面，走起路来浑身都在响，就像他那停不下来的嘴一样，人人都很羡慕。但我不，比起机修工来，我更怕电，那个东西看不到、摸不着，吓死个人。但我羡慕老范，而且羡慕死了，因为，老范没有工作可分，也用不着分，直接上大学读书去了。记得，临结束培训时，老范同我端起碗在厂门口的田埂上吃饭，晒太阳。他不紧不慢地对我说，我要去读书了，去年考试（77年）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县上，县上又转到厂里来了，过了春节就去报到。在哪读？我替他高兴，又非常失落，在东北，哈尔滨，哈工大。老范走的时候，厂里专门开了大会，并奖励他一百元的制装费，厂长说东北不穿厚点会冷死人，厂里对人才的重视与爱护并不是一般集体企业能做到的。老范的读书与其说对我是一个打击更莫如说是一种激励，从那时起，更坚定了我要去考大学的决心。
在我同意分到漂染车间后，管人事的把我叫去，对我说，你是愿意当学工还是普工。学工喃，就学技术，每月工资18.5元，以后可以逐次升级，到八级。普工喃，每月工资28元，但以后最多只能升到五级，因为你岁数这样大了，所以我们征求你的意见。这一批的，都是学工。我根本没有考虑：“普工”！我不当“学工”。我都29岁了，还做学工挣18.5元，还要三年以后才转正，那也太遭逆了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个选择是英明的。
一踏进漂染车间，我就有些后悔了，脚下是五颜六色的染料水，稍不留意就浸湿鞋子，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酸碱味，让人头晕目眩。整个漂染车间分为三大块，一是漂，线坯在这里先漂白，漂亮；二是染，根据需要，染成各色各样的线；三是烘烤，染好的线，用竹杆穿好，进烘房，每一道工序都是有序衔接，有条不紊。
我被分在染线那一块，班长姓李，一个转业军人。我的工作装备是一件橡皮长围腰，一双及胳窝的橡皮手套，一双过膝的橡皮长筒靴。工作时，俯下身，膝盖和肚腹贴在二公分厚的滚烫的钢板染缸上，缸里的热水有五六十度吧，线挂在木杆上，用手不停地翻搅，使其受热受料均匀，一绞线，一尺半长，厚约三公分，染的时候要仔细观察，尤其是不能有“夹白”，否则就成了残次品。我视力不好，又不能戴眼镜，所以身也伏得更低，头也埋得更深，但你不能说你视力不好，不然，师兄就会说你：“那你到这里来做啥子。”别人看到我的姿势有些奇怪，总要善意的提醒我，腰不必弯那么凶，头也不必埋那么下去谨防染水溅到眼睛里去。但哪个知道我的为难之处。染线的活路不算重，流水作业，一小时的样子有一次休息，大致有十五分钟。但是冲人的味道，脸上的汗水和染料混在一起，除了眼球是白的，都是大花脸。下班后那一通洗澡，基本上就是洗头发、搓脸，而且要使劲地搓，不然出去就是一个花猫。夏天最恼火，靠在灼热的钢板上作业，那才真是“巴倒烫”。
老范读书去了，对我刺激不小，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我其实也报了名，并作了相应的准备和复习。但到公社去领准考证时，却没有我的，问咋回事，他们说雅安专区发了文件，初中生不能应考。其实，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这些老初中生（主要是下乡知青）去考，怕挤占了名额。这样的土政策竟然得以实施，也是咄咄怪事。学校的另外两位老师，一个教数学的吴登俊，考上了雅安农学院，另一个教物理的郑老师考上了一所中专。漂染车间的现状，使我读书的欲望死灰复燃，我在一踏进漂染车间的那一刹那，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不能在这里，我要读书，我要作一个教师，那些在乡下教书的日子太让人愉快和怀念了。
读书可以，考大学也可以，但农民种田，工人作工，也是天经地义，这样的道理我自然明白。我只有一面上班，一面找时间复习，决不能影响本职工作。
上班八小时，从家里到厂里，由外东到外南，骑车要走穿城，路上往返要耗去将近二个小时，只有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看书。晚上，我主要在林氏兄妹家里一起复习，共同探讨相互切磋，下了班吃过晚饭就去，往往学习到十一，二点才回家。林兄与我下一个公社，复员后在沙河铺一个厂里作医生，妹妹在街道生产组，不少复习资料都是他们在搜集，我获益匪浅。慢慢地，我发觉工休那短短的十五分钟，也是可以利用的。因此，当休息时，师兄摆龙门阵、抽烟、开玩笑的时候，我就掏出随身携带的资料翻看一下，我不知道师兄些是咋想的，但我实在顾不得了，时间于我太紧迫，太宝贵。
但班长不乐意了，一个生产班组，除了要保证生产顺利进行，质量稳定可靠，还要团团结结，热热闹闹，像一家人一样。班长对我的“不合群”，还掏出书来争分夺秒地看，终于忍无可忍。有天早上，我上班迟到了两分钟，正开班前会，班长见我匆匆赶到，屁股还没坐下去，就冲我一声吼“不想上班就滚”。我早就料到有冲突的那一天，但不知道是这样的猝不及防，突如其来。我有些如释重负，当面撕破脸，总比给你使绊子、摔脸色要好。我反而镇定下来，“好，是你喊我走哈”。我把放下的书包抓来背起，转身就出了车间，找车间主任去了。
车间主任人称“老板”，老板长面无须，穿一件四个兜的中山装，走路手背在身后，说话慢条斯理。他皱着眉，听我讲了经过，慢吞吞的说：“我给他做下工作，你先回车间去做到。”我迫不得已说出情：“其实我是近视眼，我不能做那个染线。”老板染工出身，明白近视眼染线实在是攸关质量，他背起手，踱了两步，“那这样，你去成品车间吧”，“要得，听你安排”。离七月份的高考不足二个月，我不想在复习之余，陷入人事纠纷，牵扯自己的精力。
成品车间分两块，一块是半成品，一块是成品，负责全厂的保管、包装与发送。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婆婆妈妈，年轻女工都少，何况我这个男丁。我的工作是装盒，在一个长长的木案板上，相向而坐有十多个工人，把一扎一扎的棉线用一个圆形商标样的纸条套住中部，每二十支装一盒，十分简单无趣。有趣的不在活路上，在嘴上。俗话说：“嘴说话，手打卦”大概就是指这一类工作。不管愿意不愿意，我每天的事情就二项，一是装盒，二是听她们叽叽喳喳地说长道短。时不时地还有一些二荤二荤的段子飞起出来，引起众人的哗然与窃笑。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象没有听见一样。
在农村时，妇女主任趁我躺在田埂上睡觉时把她的奶挤我一脸，我也只是翻身抹一下又继续睡。有一次，厂里一个女工自杀，她背倚在墙上，血从垂着头的颈部流下来，胸襟红了一遍。手上一把刀，是菜刀，工人们说是从伙食团拿过来的。她已经抬不起头，偶尔眼皮上翻，瞅一瞅那些围观在屋外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人进去救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去喊医生来，厂领导也没有人在，人们议论纷纷却又束手无策。她那孤独的、绝望的、垂死的身姿和眼神，几十年过去了，仍使人不能释怀。从工友们的聊天中，知道这个刚烈的女工是“因情而殇”。
管理着这一块的小领导姓华，30多吧，人很能干，善于做人的工作。看到我在小组里的尴尬处境她找我聊天，我讲了自己的不得己，实在是想参加高考，才与班长弄僵。华理解我、同情我，并且赞许我。她说，我把你调隔壁成品库房去搞大包装吧，这里虽然轻巧，但你抽不出时间。那里是给宝塔线装盒，一个箱子有4、50斤，虽然用气力，但有不少空余时间。就这样，我去了成品车间库房。
库房在厂大门的右侧，一个宽敞的大门正对工厂院坝，每天都有大卡车在门口上货卸货。库房门内置一写字台，一个周姓婆婆在那里当保管负责收发货，库房被大大小小重起叠起的箱子分隔成不同的区间，以利装卸。搞大包装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杨师傅，50多岁，瘦瘦的，人很精干，不咋说话，叼一管叶子烟；另一位是张师兄，比我小些，但身板结实、高大、人很实在，有力气，也不咋说话。
到这里来，真是帮了我大忙，为我最后冲刺高考，争取到不少时间。
上午做盒子，把长约一米，宽20，高60公分的瓦楞纸板打开，刷上浆糊，做成一个规整的包装箱，但必须晾干后才能装箱。所以，八点干，十点做好，至十二点吃午饭，有近两个小时的空余时间。这个阶段，杨师傅和张师兄就或休息、或做一点零零碎碎的辅助工作。我就完全看书，库房是不让人进来的，有货物遮挡，库房外的人看不见库房里的人究竟在干什么。坐着看累了，还可以躺在线团上看，再看累了，还可以舒舒服服眯一会。要是有人进来了，杨师傅和张师兄都会给我吱一声，让我有所收敛。下午仍如是，二点上班，装箱宝塔线，装满后，打上封口，要等封条干了才能码箱，于是再等2小时左右，下班前，3个人再七手八脚把箱子码整齐。算上午休两小时，整个白天我有六个小时看书学习。为此，很感谢华姐，杨师傅、张师兄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华姐后来作了厂长，张师兄改开后自己独自出来办厂，我还照顾过他生意。
一天中午，正在周婆婆办公桌上做题，却见她没有午睡匆匆而来。没有兜圈子，更没有客套，她对我张口就甩出一句话“有人看起你了，托我帮她问一下，愿不愿意和她谈朋友。”“啊？”我十分吃惊，我在厂里默默无闻，哪个姑娘会看得起我，并主动示好。“编织车间的明明，你应该认识吧”“知道，知道，但没有说过话。”我赶忙回答周婆婆，并想起那个每次送成品到库房来都涨红着脸，秀秀气气十分文静的姑娘。与那些嘻哈打笑而来又大呼小叫而去的师姐师妹比起来，我对她很有好感。我很感动，也很想谈一场恋爱。但我确实没有时间，也分不开身，我的整个心思都在高考上。想了一下，我对周婆婆说“现在正是高考的关键时候，我实在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等考过了再说。要是没考起，就不说了，要是考上了，我一定和她谈”。周婆婆得到答复，点点头走了。我这话有无不妥，周婆婆是怎么给明明转达的，我己无瑕顾及了。
其实，厂里要参加高考的人不少，大约近十个吧，以老三届的高中生居多，他们大多为七十年代初进厂，经常中午吃饭时在工厂大门口或院里高声武气地讨论这道题如何，那道题如何，我也插不上嘴，因为他们讨论的基本都是数学或理化等理科题。印象深的有两位，一是李声宙，他在厂里负责宣传，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人也长得英俊。七八年的五一，厂里出板报，他向我约稿，我写了一首关于春天的小诗，被他配上两只翻飞的春燕和一束飘逸的柳枝，诗不咋个，画确实好看。另一位叫温兴平，活脱脱一个白面书生，说话斯斯文文，很有一些儒雅。我暗自思忖，这个厂如果有人考上大学，他们两个算上，加上我一共是三个。但可能吗？七七年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二点四，但我已无退路，孤注必须在此一掷。
七八年七月高考结束，八月拿到成绩，我超过录取线50多分，所报志愿全是师范院校，记得，最后一个填的是南充师范学院，厂里的人都说，李声宙和我考上了。
高考尘埃落定，我去找周婆婆，打算问问明明的事。周婆婆听着我期期艾艾地试探，嘴角一撇：“你不用表白了，人家当时就对我说，看上的是你的上进心。没考起，就和你谈；考起了，这事就不用再提。”我顿时呆若木鸡，暗暗叫苦。一句不当的话，错失了一个知己，错失了一场恋爱，说不定也错失了自己的一段婚姻与人生。如果明明此番读到这段文字，请接受我这一份久违的歉意，并请理解没有用你的真名实姓。
李声宙九月份去了川师上学，读的中文系；与我一道复习的林家兄妹，兄长被成都工学院马列主义师资班录取；妹妹进了在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九月过去了，十月过去了，我却没有接到任何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去陕西街省招办打听，工作人员的回答模棱两可，让人不得要领。心里苦闷，也只能打起精神上班。但厂里关心我，在李声宙走后，问我能不能去顶他那一角，搞厂里的宣传，我推辞了，不是不想去，而是自己不能写画，搞宣传的不能写画，去滥竽充数吗？自打高考上线后，厂里对我确实有些刮目相看，这与当时的钟厂长，周书记对“知识”的重视有关。在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实在是难能可贵。
十月底，读书看来已无望，该进校的早已进校。厂里把我从成品库房调到供销股，作了彭股头的部下。一年时间不到，从一个青工，在厂里转了一圈以后，被调到了科室。
十二月，喜讯传来，高校扩招，成大新办。七九年的一月份，在进厂一年以后，我终于挤上了最后一班车，跨进了大学之门。
2020年，李声宙通过《平叔闲谭》联系上我，今年4月，他在三圣乡作东，邀我与其他师兄共聚。43年过去，再回首，众人唏嘘不己，也勾起我无尽思绪，
难忘线厂对我的厚爱，难忘与众师友的情谊，草成此文，以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