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宾善：梅兰芳与程砚秋的分分合合
从1924年起，程砚秋分别在和声社和鸣盛社挑头牌，俨然独当一面。程砚秋的声势冠于京师，一人支持全局，名旦尚小云、徐碧云皆大受影响，梅兰芳且退避三舍。当年上海《新闻报》刊载笔名“遁公”的一篇文章，分析了程砚秋异军突起、后来居上的情况：“剧界自创造家谭英秀（鑫培）逝世后，须生一门，群奉谭为金科玉律，得其一鳞一爪辄自矜喜。墨守陈规不敢少有异同或别有发明，人才消歇可叹也。唯旦一门，人才辈起，其力量均足以创造而又能不相因袭独成一家，吾于此得三人焉，一曰王瑶卿，一曰梅兰芳，一曰程砚秋，诚不能不谓剧界之三杰也。”这或许是剧评界第一次将王、梅、程相提并论。遁公的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的结论：“以三人之地位论，王开其端，梅臻其盛，程集其成；以三人之时代论，王为过去，梅为现在，程为未来。”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首届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四大名旦”，依次为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竞选活动的结果，印证了遁公文章的结论。
“四大名旦”的排序最早是梅、尚、程、荀，逐渐是梅、程、尚、荀，最后则是梅、程并称，瑜、亮一时，实在是名至实归，宜乎其然。从四大名旦相互间的关系看，尚、荀两人与梅只是暗“斗”，唯有程砚秋雄心万丈，与梅由暗“斗”趋向明争，一时间，程砚秋的呼声很高。1924年3月，关东王张胡子（作霖）五十大寿，在奉天（沈阳）举办祝寿堂会，京中名伶被搜罗殆尽，惟声明不要梅兰芳，而以艳秋代之，京中大哗，以为异事。1926年6月，程砚秋率鸣盛社成员一行12人，第一次赴香港演出。有为程砚秋吹捧者，特出“艳刊”一张，谓“程郎之艺术远胜于梅郎”。剧院之广告，亦抑梅而扬程。程砚秋见后，慊然不安，谓受之者奖誉过当，反失渠师弟感情，力请以后不可如此。但好事者热情不减，益发推波助澜。《北平晨报》刊出笔名为“老太婆”的专栏文章，推出“程砚秋主义”讲座，称“皮黄史的发展现在是程砚秋时代”，将程砚秋推崇到了极点。
梅、程本为师生，见程有凌驾其师而上之势，梅之友好多为不平。梅、程两人各有拥护者，故成两大派之势，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两人对抗而不相上下。特别是1924年奉天祝寿堂会，程砚秋每剧必安排在倒第三，胡子（张作霖）每听完程剧即行入内，座客随之散去大半。程砚秋之红极，大为同业所忌，是非丛生，掀起风浪。
从来艺术之兴，必由有力者为之提携。近年戏剧大盛，伶人之地位增高，亦无非朝野一致奖掖之力。本年双十节，张义威在济南阅兵，孙联帅时亦在济，程艳秋适应张召往演剧。阅兵时，张携程艳秋、李万春诸伶同往，当众并扬言优伶人格提高之必要。旋复与程等同摄此影。坐程左者为孙联帅，右为张义威。立张右者为李万春，李右一小将，当系张之公子云。
罗瘿公屡戒砚秋对乃师梅兰芳当在不即不离之间。罗瘿公与梅兰芳认识很早，与齐如山也是熟人，罗瘿公1924年9月病故后，梅、程关系从此失去了一个呵护人。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梅、程关系不融洽，已是无庸讳言的事实。程砚秋在给上海袁伯夔的信中，对此中缘由有详细告白：“自去年（1923年）梅先生返京后，梅派拥护者对秋时时冷嘲热讽，不过一面骂一面又来包围，天天来秋寓要打牌，秋为敷衍面子计又素性好牌，不知不觉混了两三个月，几乎调嗓子都没有功夫。后知情形不对，即立意戒赌，与他们疏远些，他们以包围不成又用压力。今春师母生辰，前往叩贺，因他事未吃饭，一饭之细便犯了如此大罪。因秋常到瑶卿家研究腔调，他们便在王家大用离间，瑶卿一一告知。春间罗先生无病时新编之戏，编成后七天即开演，他们大起恐慌，说七天就排一戏，那还了得，其余破坏之事很多，一言难尽。梅宅丧事（指梅的伯母去世），罗先生代作一挽联，中有'谗口中人’一语，他们即在几家报纸上痛骂，明白开战了。与秋好者亦在报上还骂，秋苦劝不听。
不料宣战后，他们便又停战，忽又大变态度。罗先生去年病后，他们未去看一次，近日非常殷勤，全体出马，一面专造谣言，破坏秋的名誉。现在是造谣的时期了，将来此等谣言恐怕愈出愈奇了。上海方面，还望您代为说明，报纸文章等抄好寄上。此间友人说，他们既停战亦不再还口，不过他们变刚为柔，更不能不防备了。”虽然程砚秋见了梅兰芳仍执弟子礼，但隔膜已是存在，一时恐难消除，而且还出现了两次打对台的尴尬局面。
1936年、1946年，梅兰芳和程砚秋分别在北平和上海两度对台，虽然双方均力求艺术上的争胜，并未沦为恶意的争斗，但梅、程都意在一决高低，未免有意气用事之处。对此，梅、程各有说法，莫衷一是，梅、程之嫌隙由此毕露于世。
档案春秋2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