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呆子的故事之--老父的报道文章

迟暮犹欲探琼花

--访中国政法大学高潮教授

杨家骥 黄江

学者亦曾是战士

高潮先生于1944年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5年在学校参加了地下党南方局领导的民主青年社(后改为民主青年同盟)，并被进步教授和学生推选为校历史学会主席。他一边学习一边积极为党的白区革命青年运动做工作，参加抗日反蒋斗争。曾被列入黑名单，险遭逮捕，幸亏事先得到情报，躲藏了一个多月，才得以脱险。日本投降后，高潮又积极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领导的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大学时，高先生即已初露史学研究才华，得到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著名史学家金毓、丁山、杨向奎以及著名文学家陆侃如、冯沅君、叶丁易等教授的赏识，那时，高潮先生由于生活贫困，不得不一面上学，一面出外兼课，以维持学业。他曾兼任一所私立中学的教务长和沈阳女子师范学校的历史教员。

1947年，由于我党从北平通向解放区的交通线已经被敌人破坏，组织上派他开辟一条通往解放区的新路线。他脱去西装，推个光头，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足蹬圆口布鞋，化装成商人模样，在天津通过了由七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守的大西门，到达泊头镇与我党当时的市委接上了头。市委发给路费、路条后，再乘马车、独轮车、昼夜兼程，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太行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冶陶村。

高潮先生到达解放区后，被送到晋冀鲁豫边区以历史学家范文澜为校长的北方大学教学院学习。1948年，石家庄解决，北方大学和以成仿吾为校长的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以吴玉章为校长，成仿吾、范文澜为副校长的华北大学。高潮先生由当时华北大学四部(研究部)哲学研究至主任艾思奇挑选，与肖前(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两人同到哲学研究室做见习研究员，搞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在名师的点拨下，他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为日后学术上建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拓何言年事高

1952年，高潮先生服从组织分配，由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调入北京政法学院。先后担任民法教研室副主任、苏联民法专家秘书、民法研究生班负责人、语言教研室副主任。1972年，高先生由“干校”调入河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副主任兼学报编委会主任和编辑部主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法学的春天到来了。1979年10月，北京政法学院经国务院批准恢复，高潮先生又回到了他多年思念的地方，迎来了大展宏图的黄金时代。

那时，整个法学园地被十年风暴摧残得百花凋零。很多学科需要重建或从头开拓。高先生在年近花甲之时犹思奋进。他作诗自勉：“霜染两鬓慕韶华，迟暮犹欲探琼花。莫道桑榆日已晚，满目青山有余霞。”表现了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豪迈气概。他主编的《语文教程》，结束了政法院校语文教育教材与法学相脱节的历史。他倡导并主持成立了司法文书研究会，并被选为该会第一届会长。开展对司法文书的研究工作，还亲自担任了《司法文书与公文写作》杂志的主编。该刊创立后，短短几年内，在全国发行量高达十万份，为广大司法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和行政人员所喜爱。他看到我国当时法学界部分同志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我国古代法这份遗产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于是倡议成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经过几年奔走呼吁，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经司法部批准成立了。它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专门从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的机构。此外，高先生还被推选为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思想史硕士导师组成员和中国法律文献古籍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并参加中国法制史博士生导师组工作，同时编写了法学要籍介绍、法律文献选读等教材，开辟了古代法学研究的新领域。他不懈进取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作为德高望重的学者，高先生兼职较多。除担任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和学报主编外，还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司法文书研究会会长、《司法文书与公文写作》主编、卫生部法律顾问、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司法部和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工委会委员等职务，大量的行政事务与教学任务占据了他很多时间，即使这样，他也从未间断过学术研究，成果斐然可观。除了主编《语文教程》外，几年来由他主编和参加编写的书籍还有：《古代判词选》、《历代法学文选》、《中国古代法学词典》、《历代刑法志译注》、《古文选读》、《行政公文写作概要》、《古代奇案选评》等专著。由他主编，待出版的书有：《古代法主要籍介绍》、《法律文献选读》、《法学古籍目录学》、《中国监察制度史》等著述，并与人合作撰写了《铜器铭文中的法律史料》、《简牍文书中的法律史料》、《建国以来新发现的刻石法律史料》等法律史论文。此外，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韩非、李斯、白居易等论文教十篇。

板凳再坐十年冷

高教授对我国历史的研究造诣较深，他现在把主要精力花在对法律古籍的整理研究上。与我们的交谈自然也离不开这个话题。他说道，我国历史悠久，经、史、子、集各类文献古籍浩如烟海，历年来出土的古代文物简书丰富多彩，是祷告留给我们的一大笔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应该重视对这笔遗产的整理和研究，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任何法律也都离不开具体国情和传统文化，我们不能搞全盘西化，既要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也要注意借鉴我国古代的东西。我们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法律古籍进行标点、注释、校勘、辩伪、考证、辑佚、翻译、编纂等工作，为法学界的理论研究提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高先生告诉我们：“整理和研究法律古籍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必须具备不怕艰苦、不怕冷落、不为名利、甘于寂寞的献身带来的精神。早在华北大学时，我们的副校长、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即常常告诫我们史学工作者，要有不怕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精神，常言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字空’，应提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几十年过去了，范老的话我一直铭记着，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是的，高先生在社会活动较多的情况下，仍能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靠的正是视名利为浮云，甘坐冷板凳的可贵精神!

高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这几年我国开始重视了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但仍只偏重于文学和历史，而对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古籍整理工作则重视不够，法学古籍尤是。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学术界也一直存有偏见，认为古籍整理没有多大学术价值，不如搞论文或专著。同时，搞这项工作又存在着购书难、借书难、出版难、稿酬低的情况，因此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很少。如果长此以往，那么以后从事法学古籍研究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书籍资料的损失也会越来越大。这将是祖国乃至世界文化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有鉴于此，高潮先生最近已向立法机关和有关学术机关写信，呼吁抓紧进行法律古籍研究工作。他的信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我们又问起高先生下一步的打算，他微笑着向我们透露，他准备与法学研究部门联系，联合成立法学古籍整理研究会，编纂一部《中国古代法律文献集成》和一部记载我国古代审判工作情况的《古代折狱册府》----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共约三千万字。此外，还拟主持编辑《古代行政法规汇编》，撰写《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等著述。看来，高先生已做好了再坐十年冷板凳的准备。我们听着高先生的学术畅想曲，不禁又想起了他的自勉诗。祝愿高先生在法学古籍整理研究领域里，探得更多的“琼花”“珍宝”，使法学的百花园里更加绚丽多彩。

附记：高先生与我国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同志共同主编的《中华律令集成》一书共约一千万字左右，其中《清卷》已于1991年11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余先秦至明共四卷也已全部脱稿，即将陆续出版。高先生与人合著的《法制古籍目录学》已于1993年11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他与人共同主编的《中国历代刑法志译注》亦即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参加主编的《中国大事典﹒先秦卷》于1993年2月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现在高潮教授已经离休了。由于从事革命和教育工作50年，司法部授予他一级勋章，他完全可以悠然安享晚年了。但他仍以“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精神，与一批老教育家和学者，筹建了民办高等学府－－神州大学，力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人才。他被推举为常务副校长，正为筹集资金、建校招生日夜操劳，并以“春蚕”、“蜡烛”精神，继续发挥他“迟暮”的光和热。

此文发表于1996年11月10日《中国政法大学报》，时年高潮先生74岁。

此文是中国政法大学报道呆子老父的文章，前几年，年过九旬的老父无法处理与自己相关的事情，呆子就承担了父亲秘书的职责，凡有单位需要提供的老人文字或照片资料都是由他整理提交。所以我存下了这篇文章。

呆子多次在邮件里表达了对父母的深爱，他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后来，听哥哥姐姐们说，他从小得到的宠爱最多，文革之前，他也一直跟父母睡在一起的，家里有好吃的，父母也会先给他吃，所以养成了他的内心温暖有爱，生活上又多有任性的性格。

如今，97岁的老教授还在，他带过的博士生和硕士学生都还关心着老人，年年春节都会派代表进京看望老人。听呆子说过，父亲是好老师，待学生比子女还要好，如今学生对教授的深厚情意也可以见证这一点。

记得那一年，呆子已经重病，老父的四位博士学生从各地来到北京，一同来探望老师，我们夫妻当时正好在家，替师生们拍下了一组非常有意义的合影，照片里，老教授看起来风度很好，这些学生也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为翘楚，做老师的内心非常欢喜。

还记得前些年，老父房间里的书架堆积满满的书籍，可是，老人家视书如命，一本也舍不得借给人看，连疼爱的外孙女借了一本工具书他都不停的催讨，弄得别人再也不敢碰他的书了。

而今这些往事也渐渐消散，我也把此文存在这里，算是呆子与父亲的关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