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吉斯 | 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卡佛
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卡佛
玛莎·吉斯 作 孙仲旭 译
我是在一九八〇年认识的雷蒙德，当时我参加了他在华盛顿州汤森港市执教的两周夏季写作班。事实上，为了进这个班，我写了平生第一个短篇，此前我只写过新闻报道，但是卡佛的短篇《家门口就有这么多水》让我写起了虚构作品，应该说，它改变了我，因为读这个短篇，让我茅塞顿开。
在这个短篇中，有个男的周末去纳彻斯河钓鱼。第一天晚上，他和伙伴发现水里漂着一具少女尸体。他们不是收拾好东西就去通知有关部门，而是把她绑到岸边，在周末余下的时间接着钓鱼。卡佛说：“他们声称自己累了，时间又晚，还有就是，事实上，那个女孩也去不了哪儿。”
短篇是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讲述的。她是跟朋友去钓鱼的那个人的妻子。短篇讲述得极为巧妙，准确再现了她的恐惧、好奇、反感和渴望。短篇中那些让人难以从心理上接受的事实让我深受震撼。
读过这个短篇后只过了几个星期——这段期间，潜意识里有了个想法后，我就一直有所期待——一份宣传册到了我的桌子上，宣称七月份时，卡佛将会在培训中心教写作。他可以招收十六名学生，申请时，必须提交一个短篇。
我当时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负责一个电影及录像制作者中心，维持着这么一个非营利性机构，我甚至没时间去打开日程安排手册。然而，在接下来的八个周末里，我却取消了其他活动，去写我的第一个短篇。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只穿着睡袍，没换别的衣服，没接电话。
一开始，我重读了手边的短篇小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和约翰·契佛三月份刚出的那本厚厚的红色平装短篇集。
根据这些典范，我努力想琢磨出短篇小说实际上是什么：对白、叙事、描写、过渡和场景怎样起作用。十四年后的现在，我领悟了如果把自己的阅读限于当代作品，这个过程就会容易一点。当时的情况是，我对简·鲍尔斯（美国作家、剧作家，作家保罗·鲍尔斯的妻子）和斯蒂芬·克莱恩（美国作家）同样看重。
这段时间，我搜肠刮肚，想找到自己的短篇小说，小小的短篇开笔之作，它也许能超越个人的记事，让别人读着也觉得有意思。我不知道从什么角度，从多远距离讲述？怎样正确展开情节？何时适可而止？
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在靠房子后面阳光照耀的卧室里支起一张牌桌，把精神上受伤的南方士兵、灰心的通勤者、滥交的老处女以及被领到黄天镇的新娘的鬼魂驱赶开（指斯蒂芬·克莱恩的几个短篇小说中的人物），我一口气写了十二个钟头。时不时，我踱过过道去厨房倒杯咖啡。
我的短篇，一个有妇之夫准备离开自己的女朋友。他把她领到一间西班牙风味小餐馆，希望能在那里快速宣布这件难以启齿的事，享用在一起的最后一顿晚餐。
写得成功吗？我的看法，要么能在《一九八〇年度美国最佳短篇小说》中稳居一席，要么远远不能称为短篇小说。人们看到两个心胸狭隘的人，古里古怪的，既缺乏意义，也谈不上结构和优雅。我在两种判断间游来移去，甚至将其投进街角的蓝色邮筒时也是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雷蒙德·卡佛（他身体魁梧，身高六英尺）时，他穿着格子衬衫和卡其布休闲裤，坐在一张带着围椅式写字板的椅子上，长长的腿伸到我们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们会这样做。”他提议道，话音低沉，几乎是咕哝。我们有八天时间，他提议全班同学上午写作，私下跟他讨论，下午两点钟碰头。“如果你们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他又说，然后探询地扫视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传阅过，我们就可以先读一读，准备评论意见。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声阅读自己的的短篇，有时间的话，卡佛也会让别人代读，这样就可以从另一个人口中听到自己的短篇。小组讨论某个短篇时，作者不可以发言，这样就不能为自己辩解，可以更好地聆听，记下别人所讲的。那次让我知道这是爱荷华做法，也就是说，是雷本人一九六三年上过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写作班（十年后，他也在那里教过课）上的做法。
通常，雷以一个问题来开始点评：“这算是个短篇小说吗？”甚至对结构最糟糕、不可救药的故事，他也会这样问，而且极为严肃地帮助我们弄清楚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
如果有人开玩笑地提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随便回答。他总是认真应答，似乎明白俏皮话经常出自紧张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评论时带着讥讽（不是自贬）或者残酷（那可要命！），他会安静地盯着别处一会儿，通常抽着烟，耐心地等待我们自己想起要大度。
我们要做的是确定这个短篇的意图，着手帮助作者更好地表达意图。同时，我们对观点上的游移、被动的结构和蹩脚的倒置之类保持警惕。卡佛告诉我们要评论得具体，有建设性。
他鼓励每一个人，不管在我们眼里某个短篇多么没希望。听说，并不是每位老师都是这样的。班上有个女生前一年跟罗伯特·斯通学习过。斯通建议她彻底放弃写作！当然，她深受打击。我后来读到《巴黎评论》上对威廉·斯泰伦的一篇访谈。斯泰伦在访谈中说道：“教师应该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农民一样精心挑选，不鼓励那些没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却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而把剔苗的工作留给了上帝。
除了善意与尊重，雷还有极好的幽默感。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能证明这一点。他跟我们讲了有一次他怎样去旁听审案，一个女孩上了证人席，站在那里一再说“后来他走了”“后来我走了”（这两句的原文为“Then he goes”和“Then I go”，语法上不正确）。他很羡慕像这样自在地使用语言，特别是那种用法，出现在他的《凉亭》中。与此类似，他喜欢新词，我记得埃利斯·斯考特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词，让他觉得妙不可言，并问她是否可以借用这个词。
“短篇小说更接近诗歌，而不是长篇小说，”他说过，“是像诗歌一样，一行行构建起来的。”
他提出一些建议，关于怎样可以写得更容易，然而不把这些当成规则：“短篇小说作者如果不去尝试使用全知全觉的口吻，会写得很艰苦，受限的第三人称能让我们尝试去写很多方面。”他告诉初学者。
他主要是告诉我们他觉得行之有效的写作方式：“我尽量写得快，不是用速记的方法。我都是在两天内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话，我想一天内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进第一稿，”他强调道，“第一稿是你所写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后的定稿。”雷称这些臃肿而书写过多的第一稿为“银行存款”，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内的工作对象。他期望我们视需要，可以把一个短篇重写二三十遍。他说，他的短篇小说《邻居》一开始的篇幅是后来定稿的十倍长。他一再提醒我们，写作是个艰苦的过程，我们应当学会享受改稿过程。
总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为何总能伸进我们的段落，拎出一个蹩脚的句子，认真改写，直到这个句子在他手里变得完美，亮光闪闪。
雷蒙德· 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美国当代短篇小说作家和诗人，小说界“简约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短篇集有《请你安静些，好吗？》（1976）、《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1981）、《大教堂》（1983）和《我打电话的地方》（1988）等。卡佛的小说风格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作家，他的写作道路却并不平坦。他出身普通，读书时成绩平平。从事创作后，一度上过写作班，成名后，他又成了写作班里富有经验的老师。
卡佛跟我们说，我们从事的的确是一项很严肃的事业，他说五十年代后期在奇科州立大学，约翰·加德纳这样教导过他，他也谈到加德纳做事一丝不苟，而且有耐心，无论当作家，还是当教师，无不如此。如果想当作家，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要取得一点进步，都需要很长时间，过程也艰辛；雷跟我们说，我们要做好下大力气的准备。
大多数时候，他避免讨论发表的事，不过他的确跟我们说起过他自己的“重要日子”。一九六〇年，他收到了投稿成功的第一份通知，一天之内收到了两份！一份来自《西部人文评论》，接受了他的短篇小说《牧歌》，以发样刊代稿费；另一封信来自《目标》（现已停刊），接受了他的诗《铜环》，并寄来了一元钱。
“一元钱！”一个学生呻吟道。
“可是呢，并没有谁要求你去写作。”卡佛觉得好玩，笑眯眯地说。
一九八〇年时，卡佛发表的唯一一本小说作品是《请你安静点好吗？》，不过之前他已经出版了三本薄薄的诗集。他的作品大多刊登在文学季刊上。他让我们传阅《三季刊》和《安泰》，好让我们看看文学季刊是什么样。
除了上课，我们只是偶尔才会看到雷，他一个人走过沃登堡（培训中心的地点）宽阔的草地，不会逗留。我记得在诺曼·梅勒的哪部作品里说，男的走路时，要么拱着肩膀像头熊，要么屁股晃来晃去像只猫。（三十年来，如此荒唐地划分男性倒是让我一直都没忘掉。）卡佛走路时肩膀拱得像头熊。他一个人走进华盛顿州立公园服务区的自助餐厅，把他的桔黄色塑料餐盘端到靠墙的一张小桌子上，从来不端到我们平时吃饭的那张长桌上一起吃。他没把自己当成我们的好朋友，当然也没往那个方向努力。
我当然对他感到好奇，总算拼起了关于他的一份传略：
早在一九三四年，雷的父亲从阿肯色州来到濒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区，想找份稳定的工作。他在大河谷水坝当了一阵子建筑工人，把全家搬到了俄勒冈州的克莱茨卡尼（雷在那里出生），然后又搬到华盛顿州的雅基马镇。他去了博伊西·卡斯凯德公司的锯木厂工作，负责磨锯。卡佛在雅基马长大，那是个围绕着锯木厂和苹果园而建的小镇。
我了解那里的风情，那边的人喝纯酒，随波逐流地过日子。我在俄勒冈州独立镇长大，那里也有间锯木厂，另外还有豆田和草莓地。我上学的那所高中，锯木厂工人的孩子们英语得C——要么更差。他们打球行，写东西不行。卡佛也说过，他高中毕业时，成绩几乎在班上垫底。
我记得他提到了自己戒酒的那天：一九七七年六月二日。
另外还有那场为时甚久的婚姻，其遗迹，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有显示。
如果说烈酒是汽油，他的两个孩子则是火柴，有好多年，他的生活都有焚烧一空的危险。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安·柏克在自己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生了两个孩子，他后来在随笔《火》一文中，说两个孩子对他的写作影响最大。“是种沉重而有害的影响。”他用了那样的词。
烈酒和孩子。没有时间。没有钱。这些都是雷所要面对的逆境，在他的作品中，这些都有详尽的记录。
卡佛有好多年经济拮据。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男的失了业，急急忙忙就把汽车卖掉。他知道前门廊上传来的收账人的可怕脚步声，走过松动的地板吱嘎作响。他在锯木厂干过，也采摘过郁金香，当过加油工，在医院擦过地板。上班后，他会回到因为贫穷而乱七八糟的家里。有时候，他出门坐在小汽车里，想在那里写他的短篇。
培训中心的晚上，教授写作的老师们会在军用小教堂里朗读自己的作品。轮到雷朗读的那天晚上，我坐在第一排。从《请你安静点好吗？》集子里，他挑选了《肥》，关于一位女侍者被一名肥胖顾客所迷恋。接下来他读了《凉亭》，来自他的第二本集子，克诺夫书局刚刚买下。这篇是说一对夫妇为了解决他们婚姻中的问题，拿了瓶威士忌躲在汽车旅馆房间里。也是在这一篇里，叙述者说“后来我走了”“后来霍莉走了”，很搞笑。雷得停下来好几次，等着笑声停下来。我在前排，像别人一样笑得不可开交。后来我记得——就是杜安说“我回过头看，我们所做的重要决定，都是在我们喝酒时做出的”那一句——我的喉咙突然一紧，当着大家的面不自觉地抽泣起来。跟卡佛别的短篇一样，《凉亭》平静的表面下，有着要命的水下逆流。
培训中心做了件值得赞赏的事情。在写作培训计划中，白天是写作班，晚上是朗诵会，其他就不安排什么啦。你就需要这些。我看到过一份伯克利大学写作班的宣传册，里面说会组织看电影、举办鸡尾酒会，还会约见代理人以及心理分析专家！
我的确记得曾为培训中心的学生举办过一次初到招待会。雷没有参加，我想是因为抬出来的是一桶葡萄酒。这次招待会的本意，是让写不同类型作品的几群人融合一下，但是可想而知，写侦探小说的凑到了一起，写儿童小说、写长篇小说、写短篇小说的都各自凑到一起。我们这群人呷着塑料杯子里盛的葡萄酒，坦承自己因为有机会跟卡佛学习而感到兴奋。一个女的说她是靠从一位姨妈那里继承的一千美元来参加培训的。另外一位从图森那边搭便车过来，小汽车上其他几个人是皮玛族印第安人。他们慢悠悠地开车，让他急得够呛；另外一个小伙子说他是在六月二十日，即他生日那天收到的录取通知。我们试着想猜猜有多少人报了名却未被录取。
这时一个在办公室帮过忙的女的开口说，这个班招生根本没有什么筛选程序。
我们这群人都不出声了。
“报名的只有十六个人。”
我记得，干酪看上去像是裂了口，胡萝卜开始扭动，另外管他的，反正雷是不会出现了，我们就开始三三两两走回宿舍。